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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間是東道主馬克龍,左手特朗普,右手去年主辦國加拿大總理卡尼。
再往外一圈是英國斯塔默和意大利梅洛尼。最外圈坐著德國默茨和日本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作為G7唯一的亞洲國家首相,第一次參會就被打發到離中心最遠的那一圈。
法國禮賓部門把高市早苗放在圓桌最外圈,跟默茨并列。默茨坐外圈好歹有個“歐洲主場”的客觀理由德國雖然是G7成員,但歐洲國家在法國開會,排序上吃點虧說得過去。
高市早苗呢?亞洲唯一代表,第一次站上G7圓桌就被安排在圓桌最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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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這趟歐洲之行,從路線設計上就能看出她心里沒底。
她6月13日從東京啟程,先去倫敦見斯塔默,再去羅馬見梅洛尼,最后才進法國G7會場。這條路線設計的意圖很清楚峰會正式開場之前,先把雙邊關系穩住。
她重點推的是日英意GCAP六代戰斗機項目。日本為這個項目五年砸了超過五千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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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很骨感英國財政撥款不到位,合同簽署一再拖延。高市早苗這趟英意之行,明面上是外交訪問,實際上就是去催賬的。
更尷尬的是,高市早苗抵達倫敦斯坦斯特德機場時,英方沒有鋪紅毯,沒有儀仗隊,接機的官員級別僅滿足最低標準。她站在舷梯上揮手,發現沒人回應,只能尷尬收手。
一個被安排在圓桌最外圈的領導人,提前一周跑兩個國家去談雙邊項目——如果日本在G7內部真有分量,何必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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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會最大的看點其實不在會場內,而在于中方怎么“參會”的安排。
這事得從2025年12月說起。當時法國傳出風聲,考慮邀請中國出席2026年G7峰會。
日本政壇直接炸了鍋,通過外交和國安系統兩條線向法方遞話,要求“謹慎考慮”。日本甚至放話“若中國參會,日本將抵制G7”。
2026年4月馬克龍親自飛到東京和日方當面談。最終法國作出妥協——線下邀請取消。
日本的施壓表面上是成功了。
但仔細想想,真的成功了嗎?
6月11日,馬克龍以視頻方式主持召開了“全球趨同促增長峰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應邀視頻出席并發言。
參會陣容除了G7成員國代表,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層,以及受邀參加G7峰會的巴西、韓國、印度、肯尼亞和埃及等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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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以視頻方式參與了一場G7框架下的重要會議,但始終沒有收到G7峰會的線下正式邀請。
這個安排很巧妙。馬克龍既給了日本一個“不邀請中國線下參會”的面子,又用一個視頻會議把中國拉進了對話框架。愛麗舍宮轉頭就把這場會有中方參與包裝成了一次“勝利”。
馬克龍為什么要費這么大勁拉中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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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027年任期結束,法國國內經濟乏力、民調支持率降到25%左右。他需要一份能拿得出手的外交遺產促成G7與中國的高層對話,哪怕是視頻,至少能證明法國還有撮合大國的號召力。
還有一個問題:G7為什么非要拉著中國對話?
G7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2024年已降至44.3%,金磚國家達到41%,兩者基本持平。這個數據擺在這里少數幾個國家關起門來定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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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到今年初,德國、法國、加拿大、英國四國領導人相繼訪問北京。這些國家嘴上可以跟著美國喊“去風險”,但身體很誠實中國市場和供應鏈是剛需。
在這種背景下看日本的位置,問題就更清楚了。
日本在G7內部推動的對華強硬路線,和其他成員國的務實選擇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特朗普再度就任后,中美繞過日本逐步緩和關系。
英國斯塔默今年1月、德國默茨今年2月分別訪華,就深化經濟合作達成共識。歐洲在地理上和中國相距較遠,在安全威脅的認知層面和日本存在明顯溫差。
日本作為G7唯一的亞洲國家,原本有一個優勢在美中關系緊張時,日本仍保有同中國溝通對話的渠道。
現在這個優勢已經沒了。在G7成員國中,日本對華關系惡化程度最突出,成了陣營里的“異類”。
高市早苗在G7上拋出的提案,恰恰印證了這種孤立。
6月15日,高市在G7峰會工作晚宴上正式提出“聯合儲備合作倡議”,號召G7及志同道合的國家加強稀土等關鍵礦產聯合儲備。
方案包括三項原則:反對“不當出口限制”、支持亞洲等地加強石油儲備、化解所謂“經濟脅迫”。
但這個方案經得起推敲嗎?
中國掌握著約七成的稀土生產和超過九成的精煉。這個產業涉及的不只是采礦,還有提煉、加工和完整的下游制造體系。
日本本土幾乎不具備商業級稀土開采能力。即使在非洲等第三方地區尋求資源合作,仍面臨資源競爭和儲量有限的挑戰。
高市早苗把關鍵礦產問題推到G7議程上,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真正的供應鏈安全關切。
她想把“對華議題”包裝成G7的共同議題只要這個框架搭起來,礦產、芯片、能源、軍工合作都能裝進同一個“籃子”。
問題在于,其他G7成員國愿不愿意跟她進這個“籃子”?
G7內部利益訴求差異顯著。美方核心關切在于軍工與AI芯片產業鏈安全,德法更聚焦傳統汽車動力轉型,日本最焦慮的則是消費電子與動力電池材料斷供風險。
各方優先級錯位明顯僅憑高市早苗一次峰會演講,難促實質性共識生成。
G7內部的裂痕持續擴大,本屆峰會甚至可能連續第二年無法發布統一聯合公報。G7既不是高市說聯合就能聯合的場子,也輪不到她一家說了算。
高市早苗這次歐洲之行,實際上是一場戰略焦慮的集中釋放。
她上任后把防務預算推到九萬億日元以上,在國內面臨民生和經濟問題的不滿情緒持續累積。炮制“外部威脅”來轉移內部矛盾,是她能找到的最便捷出口。
座次安排是G7給她的第一個信號一個坐在圓桌最外圈的領導人,想在會場里主導議程設置,這個矛盾本身就說明問題。
馬克龍用視頻會議的方式把中國拉進對話,是第二個信號G7需要和中國對話,不管日本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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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領導人陸續訪華、特朗普對華態度轉向務實,是第三個信號日本在G7內部推動的對華強硬路線,正在被其他成員用行動否決。
一個把自己定位成“亞洲代表”的國家,卻在對華關系上走到了所有G7成員國里最對立的位置。
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日本作為亞洲國家卻把和中國的關系搞到最僵這個“亞洲代表”到底代表誰?
G7還是那個G7,但日本在這個俱樂部里的位置,已經和它想象的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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