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進退兩難

在英國“脫歐”十年后，據媒體報道，近期辭職的前英國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公開稱“脫歐”是“災難性錯誤”，并表示英國未來的歸宿在歐洲。這番表態迅速引發連鎖反應。此前，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4月底訪問美國以修復兩國關系之際，英國駐美國大使克里斯蒂安·特納被曝曾私下說兩國之間的“特殊關系”已經“過時”，“只有以色列”與美國才是這類關系。

細數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第二個任期以來，由于英美兩國在烏克蘭危機、格陵蘭島問題以及美國發起對伊朗軍事行動等一系列議題上摩擦齟齬不斷，外界評價英美關系已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谷。在跨大西洋關系因受特朗普政府持續沖擊而引發重大波動的情況下，英國與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在防務與安全等領域上的立場和利益更趨一致，致使英國、美國、歐盟三方既有力量組合和利益格局發生重大且微妙的變化。

“重返歐洲”？繼續保持英美“特殊關系”？實際上，相關限制性因素決定了英國的上述轉變將是一個艱巨且漫長的過程，其中面臨的不確定性或將長期存在。

“疏美親歐”？

盡管英國政府否認在美歐間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性障礙，強調要同步推進英美和英歐關系，但英國近年來在防務與安全相關議題上采取與歐洲大陸國家一致或相近政策主張的做法，給外界造成其已在美歐間作出事實上戰略傾斜的印象。

一方面，英國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地區安全等重大議題上有意與美國拉開距離，甚至采取截然對立的政策選項，塑造相對獨立的話語敘事和行為方式。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與特朗普政府急于甩掉對烏軍援包袱，想盡早從沖突中抽身的做法不同，英國重申對烏援助立場，攜手法國牽頭組建旨在為烏提供戰后安全保障的“志愿聯盟”，并與德國一道“接棒”美國，共同主導“烏克蘭防務聯絡小組”對烏軍援事務。面對特朗普揚言要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以及“吞并”格陵蘭島的圖謀，英國用實際行動表達對加拿大、丹麥以及格陵蘭島的支持。英國首相斯塔默頂住美國對北約歐洲盟友施加的強大壓力，表示格陵蘭島的未來只能由格陵蘭島和丹麥共同決定。

美以伊戰事的爆發，進一步放大了英美間的分歧和對立。戰事初期，英國明確表示這場戰爭與其無關，并將美軍對迪戈加西亞基地的使用權嚴格限定在“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在由戰事衍生的霍爾木茲海峽封控問題上，英國更是采取“不支持、不參與、不跟進”的“三不”政策，質疑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合法性。作為回應，美國聲稱考慮重新審視在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颂m群島）主權問題上的對英支持立場，英媒視此為嚴重的外交挑釁。

另一方面，英歐在防務與安全領域加速戰略靠攏和戰術協同，呈現向體系化機制化演進新動向，為打造更具實操性的軍事合作架構奠定基礎。

頂層設計層面，2025年5月，英國與歐盟舉行英國“脫歐”以來首次雙邊峰會并簽訂《安全與防務伙伴關系協議》，雙方在情報與行動整合、危機響應機制和軍事技術協同三大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一改英國長期對歐盟防務一體化抱有的疏離心理與抵觸情緒。同年7月，英國相繼與法國和德國簽訂《諾斯伍德宣言》和《肯辛頓條約》，強調對彼此的共同防衛承諾。此外，英國表達參與第二輪“歐洲安全行動”計劃的強烈意愿，希望借此強化與歐洲大陸國家防務合作，提升歐洲整體安全水平。

戰術協同層面，2026年4月，英國與歐洲九國簽署意向書，決定在“聯合遠征部隊”框架下組建不包含美軍的“多國海上部隊”，抵御俄羅斯從北方“開放海上邊界”構成的“威脅”。英媒披露，部隊成員包括英國、荷蘭、五個北歐國家和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在英國諾斯伍德設置獨立指揮機構，旨在從多個戰略方向對俄海上活動實施監視和威懾。作為強化防務自主、打造北約“歐洲支柱”的又一標志性事件，該部隊的組建預示歐洲試圖在美國缺位的情況下，打造一支既不完全隸屬于北約、又能隨時嵌入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的對俄前沿即戰力。

作為整個計劃的牽頭方和最大投入方，英國此舉意在向外界表明，其正逐漸由專注于周邊防御的“北海守門人”轉向歐陸防務的主要參與方乃至“操盤手”，進而確立在未來歐洲安全架構中的不可或缺地位。

基于自身現實利益考量

英國的“疏美親歐”傾向是英方基于自身現實利益對英美、英歐關系作出的務實調整，以便在跨大西洋關系出現裂變的時代背景下，作出更加符合本國實際的戰略選擇。

英美“特殊關系”的先天不對等性及其功利主義色彩，決定了弱勢方始終存在因強勢方調整戰略優先事項而被置自身于被動境地的可能。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維持英美“特殊關系”的兩大支柱出現同時松動的跡象，致使英國在“特殊關系”中的不對等地位被進一步放大，在跨大西洋關系中的“橋梁”角色進一步弱化。

為此，英國開始集中反思“特殊關系”及其在當下的現實意義。英國駐美國大使特納抱怨，英美“特殊關系”過于“懷舊和過時”，是“大包袱”。英國議會上院國際關系和國防委員會發布的《適應新現實：重塑英美伙伴關系》報告稱，英國必須摒棄對“特殊關系”的執念，重塑對美關系。報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與政治優先事項表明，未來英美關系將更多基于現實交易和利益，建議增強對美防范意識。此外，英國極右翼政治力量代表、改革黨黨首法拉奇出于拉攏溫和派選民的考量，也認為有必要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英國智庫英國外交政策中心民調則顯示，英國民眾對美國信任度已從2024年的53%驟降至2025年的38%，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鑒于特朗普咄咄逼人、交易式的行事風格，英國理應與歐盟建立更緊密聯系。民眾階層對美認知的疏離感，或將驅使政府出臺更多帶有“回歸歐洲”屬性的政策舉措。

其二，英國對外戰略重心向歐洲回擺，希望借此提升在地區重大安全事務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成為其向歐陸靠攏的最大現實考量。2022年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以來，尤其是2024年以斯塔默為首的工黨政府重新執政后，作為對“全球英國”戰略構想的重新校準，英國以防務與安全合作為突破口，將修復與歐洲大陸國家關系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之一。在英方看來，這既是應對北約東翼安全壓力持續加劇的現實需要，更將能夠提高英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的存在感和參與度，確立其在歐洲防務中的獨特地位，并避免因“脫歐”后遺癥導致被進一步邊緣化。

為此，英國通過渲染外部威脅和挑戰、持續追加國防投入、增強戰備意識，將自身塑造成推進歐洲防務自主的“鼓吹者、建設者和貢獻者”。斯塔默在其任內發布的首份《戰略防務評估》報告中，聲稱“英國正面臨自冷戰以來最嚴重、緊迫且難以預測的安全環境”，并將俄羅斯視為“直接且緊迫的威脅”，試圖在戰略安全認知上完成與歐陸主要國家的深度對接。此外，斯塔默呼吁歐洲國家認清并接受美國減少對歐安全承諾和防務責任的“新常態”，明確表示要為歐洲集體安全盡力，支持“重新武裝歐洲”計劃。

英國還啟動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幅度的國防開支增長計劃，擬在2027年將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并視情在2029年進一步提升至3%。同時，英國對升級核力量、擴大軍工產能、研發國產遠程武器等事項作出周密籌劃，確保軍隊始終處于“全副武裝、隨時能戰”狀態，既提高對美議價能力，也積極搶占歐洲防務主動權。

第三，美國霸權式微下的戰略收縮與成本轉嫁，成為英國調整對美和對歐關系的重要外部誘因。一年多來，特朗普固持“美國優先”理念，對“不配合、不執行”美國戰略優先事項的歐洲盟友，采取言語嘲諷、加征關稅、威脅退出北約、調整駐歐美軍部署等懲戒性措施。跨大西洋關系裂痕逐漸由單一領域的功能性分歧，升級為涵蓋經濟、外交和安全等多領域的綜合性危機。這種亂象背后，實則暴露出美國在霸權衰落過程中出于維護所謂“核心國家利益”需要，逐步向盟友轉嫁安全風險和防務責任。諸如軍事部署調整等觸及跨大西洋安全架構的敏感議題，正淪為美國測試盟友“忠誠度”的工具。

以上種種，使得以往“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和價值觀”的跨大西洋關系逐漸褪去原有的價值和作用。對于長期起到平衡美歐關系作用的英國來說，適時作出改變，從跨大西洋關系裂變的被動因應方，蛻變為未來歐洲安全與防務架構的主動建構者，不失為明智之舉。

“特殊關系”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

應當指出，盡管出現松動跡象，但維系英美“特殊關系”的基礎性紐帶尚未出現系統性崩塌，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仍呈現深度互嵌的相互依存狀態。對英國來說，美國仍是其最緊密的防務合作伙伴。統計顯示，在英國所有聯合軍售項目中，與美國的合作仍占據重要份額，總價值高達186億美元。F-35戰機項目更是體現出兩國軍工界的深度協同性和高度互操作性。此外，英國重塑空基核力量的計劃也離不開美國支持，英國明確表示將向美采購至少12架可搭載B61-12型戰術核彈的F-35A戰機。對美國來說，其長期在英國保有約20座不同類型軍事基地和約1萬名駐軍，仍是其在歐洲、中東等地區執行戰略威懾和應急快反任務所倚重的戰略資產。

同時，英美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會使歐洲部分國家質疑英國深度介入歐洲防務與安全事務的誠意和真實用意。英歐在具體防務合作項目上存在的技術性分歧，或被拔高至關乎戰略互信的高度，并最終影響雙方在防務與安全領域來之不易的聯合進取勢頭。

而從內部環境來看，英國政治碎片化現象的加劇，將為英歐關系重置前景增添更多不確定性。近期舉行的英國地方選舉結果表明，英國政壇格局正加速向多黨競逐和碎片化方向演進。面對選舉失利結果，斯塔默仍試圖通過“將英國帶入歐洲核心”作為挽救執政危局的重要途徑。但面臨黨內“逼宮”和曾助推英國“脫歐”的民粹主義力量的“前后夾擊”，斯塔默是繼續采取向歐靠攏政策，還是顧及其他黨派關切適度政策回調，前景依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