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和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獲特赦,他們并沒有像前幾批特赦人員一樣通過勞動適應社會一年后才分配工作,而是直接進入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迎接他的是杜聿明、宋希濂、范漢杰、牟中珩、鄭庭笈、方靖、董益三、杜建時、羅歷戎、李以劻。
文強被俘時雖然是“軍事參謀人員”,但他轉換陣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軍統工作,所以他和沈醉、董益三都算得上資深特務。
文強和沈醉、董益三都寫了很多關于軍統(保密局)內幕的文章,但他們都是解放前就被俘虜,對1949年蔣系特務組織發生的變化,遠不及原軍統局行動處少將處長、“國防部情報局(軍統先改為保密局,保密局又改為情報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程一鳴了解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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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和沈醉、董益三的履歷大家都了解,筆者也介紹過多次,這里不再贅述,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根據程一鳴的回憶錄《軍統特務組織的真相》來“研究”一下軍統局最后一任正局長、保密局首任局長鄭介民跟隨老蔣逃臺后有多重視,以及他是不是被老蔣毒死的。
文強等三個當過將軍級特務的文史專員加起來,也不及程一鳴“神秘”,因為筆者查閱了許多資料,也沒弄明白他1964年12月從澳門秘密回歸是“起義”還是“歸隊”。
文強等人就任的文史專員工作任務就是自己寫回憶文章,同時也邀約其他經歷相似者寫稿子并進行編審,而程一鳴則是廣東省政協港澳臺僑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主任,是做“實際工作”的。
沈醉的回憶錄多次提到程一鳴,程一鳴的《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不但提到了文強、沈醉,還提到了我們熟悉的吳敬中(吳景中):“第一處情報處處長何芝園;第二處行動處處長葉翔之;第三處人事處處長鄭修元;第四處電訊處處長楊震裔;第五處司法處處長李希成;第六處經理處處長郭旭;第七處總務處處長沈醉。重慶辦事處處長唐治;廣州辦事處處長郭旭;東北督導室主任文強;西北區區長胡子萍;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南京站站長黃加持;上海站站長王新衡;北平站站長喬家才;天津站情報站長吳景中、外事站長黃天邁;香港站站長謝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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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鳴列出的名單,是鄭介民離開保密局之后的各主要機構負責人,吳景中的情報站也叫天津一站,黃天邁的外事站也叫天津二站,吳景中當時還有個公開身份,是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少將處長——我們看的電視劇《潛伏》,根本就沒提吳敬中的另外一個職務,也沒提二站站長黃天邁。
戴笠墜機不久,文強就離開東北去長沙綏署當了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鄭介民“離開”保密局不久,沈醉也被毛人鳳踢到云南區當站長,他們對保密局后來發生的事情,尤其是1949年以后發生的事情,就不如程一鳴了解的詳實了。
鄭介民的“離開”二字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在名義上他仍然可以領到保密局,因為他的離開不是被免職,而是晉升為“國防部次長”,理論上還是可以管轄毛人鳳為局長的“國防部保密局”。
鄭介民在軍統一直是實際意義上的二把手(正局長掛名不管事,副局長戴笠主持工作,幫辦、主任秘書鄭介民在軍統局地位僅次于戴笠,高于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同時他還先后擔任過軍令部二廳廳長、“國防部”二廳廳長,升任次長后才不再兼任二廳廳長和軍統(保密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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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回憶錄中說是他和毛人鳳聯手挖坑下套把鄭介民擠出了保密局,這顯然與史實有些不符,也跟程一鳴的回憶錄相悖。
據程一鳴回憶,老蔣對鄭介民的信任是一如既往的,根本就沒有因為鄭介民“違規辦壽”而將其削權,而是給了他更大的權力:“ 1950年8月,鄭介民以國防部次長兼任大陸工作處處長。大陸工作處設一個辦公廳,內分作戰、情報、總務三個組,在臺北市設立中美辦公處。”
程一鳴在相當長時間里都跟著鄭介民混,在鄭介民兼任處長期間,還給程一鳴弄了個該處領導的“某某軍(那個名詞不好,大家腦補一下就行了)”第十六路司令。
朝鮮戰爭結束后,大陸工作處撤銷,鄭介民被調任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組(簡稱“中二組”)主任,該組設有派遣、情報、行動、交通、總務五個室,程一鳴被委任為中二組澳門派遣組少將組長(后改為情報局駐澳門組組長)。
老蔣逃到臺灣后,為了有效管理那些雞爭狗斗的特務機關,也是為了讓兒子及早掌控實權,就于1950年“復職為總統”后搞了一個小蔣當主任的“總統資料室”,保密局、內政部調查局(簡稱內調局,此前還叫過黨通局、中統)、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搜集的情報,都要送到那個資料室處理,老蔣的命令,也通過該室秘密發布,小蔣就在實際上控制了所有的特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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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蔣要接班,就不能把精力都花在特務工作上,于是老蔣又在1954年搞了一個“國家安全會議”并自任主席,顧祝同任秘書長,該會議下設“國家安全局”和“動員局”,真正負責實際工作的是那個所謂的“安全局”,該局首任局長就是鄭介民。
鄭介民為局長的這個局權力很大,人員也是從毛人鳳的情報局和“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抽調,并將情報局等單位經費削減充實到該局,于是這個局就成了凌駕于所有特務機關之上的特殊部門,實際上也搶了其他特務機關的工作和飯碗,這一點我們從該局機構設置上就能看出來:“第一處主管謀略;第二處主管中國大陸和國際情報;第三處主管內部的保密防諜工作;第四處主管情報的處理匯編研究;第五處主管電訊的偵測、破譯密電碼和各種有關特務的技術。五個處外還設有辦公廳、聯絡室、預算室、監察室、資料室、總務室、國際問題研究室、電訊總臺。”
最重要的一點是下面這段話:“國家安全局領導下列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國防部等二廳;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政部警察總署。”
九個特務機關都歸鄭介民那個不倫不類的“安全局”管,老蔣和小蔣為何如此信任他?我們看一看程一鳴寫的鄭介民“簡歷”的第一段就知道了:“鄭介民,青年時期在吉隆坡做咖啡生意,1924年返回廣州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后,蔣介石派鄭介民赴蘇人莫斯科勞動大學(即中山大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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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介民是黃埔二期生,這就是老蔣的嫡系,1925年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蔣系青年中,還有一個去了之后取名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的,當年鄭介民等人稱其為“建豐同學”,后來又稱其為“建豐同志”。
是老蔣的學生,又是小蔣的同學,父一輩子一輩的關系,而且老鄭比小蔣大十三歲,根本不用擔心老鄭會奪小蔣的權。
我們熟悉的吳敬(景)中、程一鳴、沈醉的姐夫余樂醒留學時是紅色的,小蔣和鄭介民是白色的,而且吳、程、余都不是黃埔生,毛人鳳雖然是黃埔生(四期肄業),但跟小蔣并沒有異國同學之誼,兩方面考量,自然不如鄭介民“可信”。
鄭介民一下子主管九個特務機關,這份信任實在是鮮有人及,但據程一鳴回憶,鄭介民最后卻死得不明不白——鄭介民死的時候,程一鳴還沒“回來”,所以他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1959年12月的一天,蔣介石在臺中市日月潭打電話給鄭介民,要他到日月潭見面。鄭去后蔣介石和他一起坐船到日月潭的潭心談話,當時蔣給他一塊西瓜,鄭只吃了一半,暗中將一半投入潭中。他們談完話,鄭即感到身體不舒服,遂趕回臺北家里,將在日月潭的情況告訴他的老婆柯漱芳。晚飯后,柯漱芳被一群女朋友拖去看電影,半夜歸來,發現鄭介民死于臥房的地板上。事后,柯漱芳向其親友大罵蔣介石害死了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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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備受信任到卸磨殺驢,老蔣為何對鄭介民下毒手,程一鳴也解釋了:“鄭介民領導的技術研究室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由美國出錢,提供器材,在臺北市郊區張店設立龐大的機構,鄭介民和魏德邁、馬歇爾在重慶時就有密切關系,美國國防部曾多次邀請鄭介民到美國考察訪問。”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自然知道,老蔣當年跟美國人的關系很微妙:他一方面需要美國的資金技術支持,一方面又要防著美國人另外選擇代理人“換馬”,跟美國人走得太近的孫立人已經被軟禁起來,掌握太多黑幕的鄭介民要是被邀請到美國,還不知道會抖出多少猛料,“因心臟病猝死”,可能就是他最體面的謝幕方式了。
鄭介民死前,已經不再是“安全局長”,很多“資料”對鄭介民的介紹根本就與史實不符,甚至還有的詞條說鄭介民那個“安全局”是“由原國防部保密局改編”,那就更大錯而特錯了——保密局改成的是情報局,局長還是毛人鳳,毛人鳳已經于1956年10月死掉,當年島上似乎已經沒有誰能有力制衡鄭介民,您說鄭介民是不是也該死了?
如果蔣家父子不信任鄭介民,自然不會把九個特務機關都交給他領導,如果鄭介民得到完全信任,又為何死得如此蹊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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