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的最后72天 | 波伏娃

薩特的最后72天

作者丨波伏娃

↑薩特

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薩特在布魯塞醫院作了一個新的檢查，結果顯示他的健康狀況沒變好也沒變糟。各色活動他樂而不疲，與年輕女子交往也讓他忘卻煩惱。盡管有種種不如意，活著對他來說仍是一件快樂的事。我記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輝侵入書房，浸在薩特的臉上，他狂喜地喊道：“啊，太陽！”他、我和西爾薇，我們仨計劃去“美麗島”度復活節假，他經常一臉幸福地談到這件事。他對自己的健康十分在意，仍然禁煙。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一起吃午飯時，他點了半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喝得很慢，最后剩下了一半。

然而，三月初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阿萊特發現他躺在臥室的地毯上，醉得不省人事。后來我們得知，與他交往的女朋友不知深淺，給他帶來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這些酒藏在柜子里或書后面。周六晚上——萬妲離開后他唯一的一次獨自一人過了一夜，他喝得爛醉。我和阿萊特拿走了藏匿于四處的酒瓶。我給他的女朋友打電話，請她們不要再拿酒來，又狠狠地批評了薩特。事實上，這次放縱沒有引起直接的后果，表面上并未危及健康。但我擔心將來會有隱患。更重要的是，我不理解他為什么對酒舊情復燃了，這跟他近來一向表現穩定的精神狀況不相符。他避開我的問題，笑道：“您不是也愛喝酒，”他說。也許他不像以前那樣能夠忍受目前的境況了，所謂“日久成自然”，不見得就是對的。時間不僅不會治愈創傷，相反，還可能使疼痛變本加厲。后來我想，盡管不怎么愿意承認，實際上薩特對和維克多的談話不太滿意，而這個談話很快就要在《新觀察家》上發表了。

這個談話由薩特和貝尼·萊維（維克多的真名）聯合署名，發表前一個星期我才知道這件事。我驚訝極了——這完全不是薩特在《斜線》中說的“復數的思想”。維克多不直接表達自己的任何見解，而是把所有觀點都推到薩特身上，他本人則以披露事實的名義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他的口氣以及對薩特居高臨下的姿態，讓所有在發表前讀過這段談話的朋友憤憤不平。他們跟我一樣震驚于這個讓薩特“屈打成招”的談話。事實上，相對于薩特最初認識的那個人，維克多早已今非昔比。他和其他許多以前的毛主義者一樣轉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世界觀成了唯靈論的甚至是宗教性的東西。對他的轉變，薩特十分不滿。

薩特還有思想，還在思考，但速度很慢。維克多卻巧舌如簧，把薩特說得暈頭轉向，不容他靜下心來下結論。最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薩特已經不能讀書。一篇文章，如果未經眼睛解碼，我是無法判斷其價值的。薩特跟我一樣。現在，他只能通過耳朵來處理文本。

薩特在一次談話中他對孔塔說（《七十歲自畫像》。）：“問題在于，用眼看書的時候，會持續生成一種反思性的批評要素；而如果是別人高聲讀給您聽，這種要素就若有若無了。”此外，維克多得到阿萊特的支持，而她對于薩特的哲學著作一竅不通，卻對維克多新的思想傾向頗為青睞——他們一起學習希伯來文。在這樣一個聯盟前，薩特苦無退路，不能通過孤獨而審慎的閱讀拉開與他們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他順從了。談話發表后，當他得知所有的薩特支持者——或者廣義上講是他所有的朋友——都跟我一樣震驚，感到十分意外和傷心。

↑波伏娃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我們和博斯特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誰都沒有提這件事。只是在上床睡覺前薩特問我：“上午有人在《現代》說到這個談話嗎？”我說沒有——這是實情。他看來有點兒失望。他本希望能找到一些同盟呢！第二天上午九點，我去喊他起床——一般在這個時候進房間都會見他在睡覺，那天卻坐在床邊，氣喘吁吁，幾乎不能說話。早些時候阿萊特在這兒時，他發作過一次所謂的“吞氣癥”，但為時極短。這一次卻是從早晨五點一直持續下來，他連挪蹭到我的門口敲門的力氣也沒有了。我嚇壞了，想打電話，不料電話已被切斷——普依格沒有支付電話費。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門房給住在附近的一位醫生打了電話。醫生很快趕來，他看了一下薩特就馬上到隔壁房間打電話給急救服務站。五分鐘后他們來了，為薩特放血、打針，治療了將近一個小時。然后，他被放置在一個帶輪子的擔架上，推過長長的走廊。一個醫生在他上方舉著氧氣袋供氧。他們把他推進電梯，一直送到一輛等候在門口的救護車上。大家還不知道應把他往哪家醫院送，只好再去門房打電話，我趁機回他的房間梳洗一番。我想，既然已有人接手，他的病癥應該很快就可以終止。我并未取消與迪恩和讓·普庸一起吃午飯的約會。我動身去見他們，在關上房門的一刻，我絕未想到這扇門從此再也不會為我而開。

飯后，我還是坐出租車去了布魯塞醫院——當時我知道薩特住在那兒——我請普庸和我一起去，并在那兒等著我。我對他說：“我有點兒怕。”薩特在重癥監護室，呼吸正常，對我說他感覺很好。我沒有待太久，因為薩特昏昏欲睡，我也不想讓普庸久等。

第二天下午，醫生告訴我說，薩特是肺水腫引起的高燒，很快就能退去。他住的病房寬敞明亮，薩特以為自己住在郊區。他發燒時說起胡話來。那天上午，他對阿萊特說：“小東西，您也死了。被火化時您的感覺怎么樣？現在我們倆終于死了。（阿萊特是猶太人。朗茨曼經常跟我們講他關于納粹滅絕猶太人的電影，由此談到焚尸爐。我們也談到福里遜的觀點，他否認種族滅絕的存在。另外，薩特是希望死后被火化的。）”他跟我說剛剛在巴黎附近的秘書（哪個秘書？）家吃了午飯。事實上，他以前從未稱維克多或普依格為“秘書”，而總是叫他們的名字。看到我驚訝的樣子，他解釋說，醫生人很好，為他提供了一輛車以便接送。他經過的郊區妙不可言、令人愉快。我問：是不是在夢中看到的？他說不是，神情中帶著憤怒，我沒再堅持問下去。

后來的幾天，他的燒退了，也不再說胡話。醫生對我說，肺部供血不足導致動脈運行不暢，所以才有這次發作。現在，肺循環已經恢復。我們打算馬上去“美麗島”，薩特十分開心，說：“是的，在那兒真好，可以忘掉所有眼前的事。”（他指的是跟維克多的談話和后來的持續發酵。）醫院規定薩特一次只能見一個人，上午阿萊特去，下午我去。我常在十點鐘打電話問他昨晚睡得怎樣，得到的回答總是“非常好”。他晚上睡眠極好，午飯后也會睡一會兒。我們談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我去看他時，他一般是坐在扶手椅上吃飯，其他時間都是躺著。他瘦了，看起來很虛弱，但情緒還好。他心里盼望出院，但身體異常疲倦，也就心甘情愿地忍受目前的境況。阿萊特大約六點鐘回來，看著他吃晚飯。有時，她會離開一會兒，好讓維克多進來。

不久，我去問烏塞醫生，薩特什么時候可以出院。他嚅嚅囁囁地答道：“我也說不準……他很虛弱，非常虛弱。”過了兩三天，他說薩特必須要回到重癥監護室去：病人只有在那兒才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得到檢查護理，避免任何意外的危險。薩特很不樂意。西爾薇來看他時，他好像在談論一個度假旅館似的對她說：“這兒不好。幸好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了。一想到要去那個小島，我就高興。”

薩特與波伏娃去“美麗島”的事，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我退掉了已經預定好的房間。醫生希望把薩特留在眼前以免病情復發。不過，薩特換了一間房，比第一間更加明亮寬敞。薩特對我說：“這不錯，現在我離家很近了。”他仍然糊里糊涂地以為自己在巴黎周邊住院。他看起來越來越疲乏，開始長褥瘡，膀胱功能也很糟糕。醫生給他上了導尿管，下床時——其實已經很少下床了，后面要拖著一個裝滿尿的小塑料袋。

我時不時離開他的房間，好讓別的客人進來——博斯特或朗茨曼。這時，我便去候診室坐著。在那兒，我無意中聽到烏塞和另一個醫生交談時說到了“尿毒癥”這個詞。我明白了——薩特已經沒有希望。我知道尿毒癥常帶來可怕的疼痛。我抽泣起來，扎到烏塞的懷里：“請您答應我，別讓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別讓他焦慮，別讓他有痛苦！”醫生沉重地說：“夫人，我答應您。”過了一會，我回到薩特的房間，他又把我喊了回去。在走廊里，他對我說：“我希望您知道，我答應的事不是隨便說說，我說到做到。”

后來醫生對我說，他的腎因為沒有供血，已經不能運作了。薩特仍能排尿，但無法排除毒素。要挽救腎，本來可以動一次手術，但薩特已無力承受，而且那樣的話大腦里的血液循環也會受影響，導致大小便失禁。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讓他平靜地死去。

以后的幾天，他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對我說：“早上護士處理褥瘡時，我有點兒不舒服。別的都好。”“褥瘡”看起來真可怕：一片片大紅大紫的創面（幸好他看不見）。實際上，由于缺乏血液循環，壞疽已經侵蝕了他的肉體。

他睡得很多，但跟我說起話來仍然神志清晰。有時，人們會覺得他仍然希望痊愈。在最后的時日里，普庸來看他；薩特跟他要了一杯水，愉快地說：“下次咱們一塊兒喝酒，在我家，喝威士忌！”但第二天他問我：“葬禮的費用怎么辦呢？”我當然竭力反對，把話岔到住院的花銷上，向他保證社會保險機構會出這筆錢。然而，我明白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并不為此而慌亂。他唯一的擔憂就是最后這些年讓他煩惱的事情：沒有錢。他沒再堅持，也沒問我關于他健康的問題。第二天，他閉著眼握住我的手腕說：“我非常愛您，我親愛的海貍。”四月十四日，我來時他還睡著。醒來后，他沒有睜眼，卻對我說了幾句話。然后，他把自己的嘴唇給我。我吻了他的嘴、他的臉頰。他又睡了。這樣的話語和舉動在他身上是極為少見的——顯然，他已預見到死亡的來臨。

幾個月后，我日夜盼望的烏塞醫生告訴我，薩特會問他一些問題：“最后會怎么樣？我身上會發生什么？”然而，讓他擔心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腦子。他當然已經預感到死之將至，但并不如何焦慮。烏塞說，他“忍了”；或者，就像烏塞自己糾正的那樣，他“認了”。醫生給的欣快藥也許起了鎮靜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半瞎狀態剛開始的時候，他總是隱忍以行，從容承受著發生的一切。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煩惱去煩別人。命運面前無計可施，任何抗爭看起來都毫無意義。他對孔塔說過：“就這樣吧，我已無能為力。所以，也沒什么好難過的。（《七十歲自畫像》。）”他仍然熱愛生活，但死亡他也不陌生，即使活到八十歲也是這樣。他平靜地迎接死亡，一點兒也不大驚小怪；他對周圍的友誼和感情心懷感激，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滿意：“該做的，我都做了。”

烏塞跟我明確道：薩特經受的苦難不可能影響病況，但強烈的情感刺激卻會隨時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不過，思慮和不快，如果能及時稀釋，不會使萬惡之源的脈管系統產生什么問題。他又說，脈管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越來越糟，最多兩年，大腦就會受到嚴重侵蝕，到時候薩特將不再是薩特。

四月十五日（星期二）早晨，我像往常那樣問薩特睡得好不好，護士答道：“是的。但是……”我立刻趕了過去。他好像睡著了，但呼吸得很用力，顯然已經處于昏迷狀態。從前一天晚上到現在，他一直是這樣。我守了幾個小時，看著他。六點左右，我讓位給阿萊特，要她一旦情況有變就打電話給我。九點鐘，電話鈴響了。她說：“完了。”我和西爾薇來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個樣子，但已不再呼吸。

薩特與波伏娃西爾薇通知了朗茨曼、博斯特、普庸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來。醫院允許我們在房間里待到第二天早晨五點。我讓西爾薇去拿些威士忌，一邊喝一邊談著薩特最后的時日、從前的往事，以及有待處理的后事。薩特常對我說，他不想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他母親和繼父之間，他希望火化。

我們決定暫時將他葬在蒙巴納斯公墓，再送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將放置在蒙巴納斯公墓的一個永久性的墳墓中。我們守在他身邊時，記者們已將醫院小樓包圍起來。博斯特和朗茨曼出去要求他們離開。記者藏了起來。不過，他們沒能走進來。薩特住院期間，他們也嘗試過拍他的照片。有兩個記者還偽裝成護士想混進房間，但被趕了出去。護士很有心地拉上窗簾、放下門簾，以保護我們的隱私。然而，還是有一張薩特睡覺時的照片被拍了下來，可能是從鄰近的屋頂上偷拍的；這張照片發表在《競賽》上。

有一刻，我要求留下來和薩特單獨待一會兒；我想鉆進被單，挨著他躺下。一位護士阻止了我：“不行。小心……有壞疽。”這時，我才明白所謂褥瘡的真正性質。我在被單上躺下，小睡了一會兒。五點，護士們進來了。他們在薩特的遺體上又鋪了一條被單和一塊罩布，帶他走了。

后半夜我是在朗茨曼家過的，周三也在他家。后來的幾天，我在西爾薇家住，這使我免于電話和記者的騷擾。這天，我見到了從阿爾薩斯趕來的妹妹，還有一些朋友。我翻看報紙，還有紛至沓來的電報。朗茨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一切事宜。葬禮先是定在周五，后來改為周六，以便更多的人參加。吉斯卡爾·德斯坦派人告知，他了解薩特不希望為自己舉行國葬，但他愿意提供安葬費。我們拒絕了。他堅持要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周五，我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飯，想在安葬之前再看一眼薩特。我們來到醫院的大廳。薩特已被放進了棺材，身上穿的是西爾薇買給他看歌劇的衣服，這是我住所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爾薇不愿意上他家找別的衣服。他神態安詳，和所有死人一樣；他面無表情，和大部分死人一樣。

↑為薩特送葬的人群

周六上午，我們重聚在醫院大廳。薩特全身袒露在那兒，臉上沒有遮蓋，衣冠楚楚，面部僵硬而冰冷。在我的要求下，平高給他拍了幾張照片。過了很長時間，有人用布單蓋住薩特的臉，關上靈柩，帶走了它。

我同西爾薇、妹妹和阿萊特進了柩車。一輛滿載著各色花束和花圈的小汽車走在前面，還有一種迷你巴士，里面坐著上了年紀和不能走遠路的朋友。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后面，大約五萬，以年輕人為主。有人敲柩車的窗戶——他們大多是一些拍照的人，把家伙事兒頂在窗玻璃上，希望抓拍到我。《現代》的朋友在靈車周圍形成一面屏障，一些陌生人自發地手拉手筑起一道圍墻。總的來說，一路上人們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朗茨曼說：“這是一九六八年運動的最后一次游行。”而我什么也看不見。我吃了安定，多少有點兒麻木僵硬，一心想著千萬別癱倒。我對自己說，這正是薩特一心向往的葬禮，但他已經無從知曉了。

我從柩車里出來時，靈柩已經安放在墓底。我要了把椅子，在墳坑邊呆呆地坐著，腦中一片空白。我看到有人棲在墻上，有人棲在墓上，影影綽綽的一片。我站起來要回到車里去，只有十米遠，但過于密集的人群讓我覺得自己要悶死了。我與從墓地三三兩兩返回的朋友一起再次來到朗茨曼的家。我休息了一會。后來，因為不想彼此分開，我們一起去澤耶爾家獨立的廳房吃了晚飯。當時的情況我都不記得了。我好像喝了很多酒，下樓梯幾乎要人抬著。喬治·米歇爾把我送回住處。

以后的三天，我住在西爾薇家。周三上午，薩特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我心力交瘁，已然沒法前往。我睡著了，而且——我說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從床上掉下來，在地毯上坐了很久。西爾薇和朗茨曼從火化場回來，發現我已滿嘴胡話。他們把我送進醫院。我得了肺炎，兩周后痊愈。

薩特的骨灰移送到蒙巴納斯公墓。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手將幾束鮮花放在他的墓上。

薩特與波伏娃之墓有一個問題，事實上我從未問過自己，但讀者也許會問：死亡迫近時，是否應該向薩特預告一下？住院期間，他極其虛弱，沒精打采，我當時一心考慮的就是對他隱瞞病情的嚴重性。但在那之前呢？過去，他總對我說，如果得了癌癥或是其他什么不治之癥，他都希望“知情”。不過，他的情況是模棱兩可的。他“處于危險之中”，但他會像自己希望的那樣挺到十年之后，或者，一切都將在一兩年內完結？沒有人知道。任何預設都無從談起，他也沒有可能更好地照顧自己。他熱愛生活。承受失明和極度虛弱的狀態，已經讓他不堪負荷。確切地意識到威脅已經迫在眉睫，這只會給他最后的歲月罩上一層無謂的陰影。畢竟，我也和他一樣，在害怕和希望之間搖擺。我的沉默沒有把我們分開。

他的死卻把我們分開了。我死了，我們也不會重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這已經很美好了。

波伏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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