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視角下口述史研究的十年知識積累

十年來，口述歷史研究獲得了廣泛關注，隨著中國社會學會口述與社會記憶專委會的成立，以及相應的學術年會、學術論壇與集體口述史調研項目的展開，口述歷史研究也邁入了從“資料搜集”到“主題研究”再到“理論自覺”的重要轉型期。作為一門深耕于中國社會變遷歷史線索與文明基因的學科，社會學以“兩個結合”為指引，通過口述歷史的研究實踐，進入到了以“理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探索現代中國變遷的社會底蘊”為核心理念的研究階段。

口述實踐、整體視角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口述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與范式進入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范疇，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社會學研究者開啟了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口述資料搜集計劃，他們以口述史為核心方法，以共產主義文明的微觀機制和實踐形態為問題意識，聚焦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圍繞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和具體歷史情境下所形成的群體心態、記憶特征以及新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等議題展開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前序研究的基礎上，社會學研究者又開始圍繞知青群體展開了口述史研究實踐，拓展了我們對時代精神的生成機制及其社會底蘊的學理化認識。自2019年開始，隨著“新中國工業建設口述史”和“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兩大研究項目的啟動和推進，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學校的研究者開啟了全國范圍內的跨學科研究合作，圍繞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具有結構性位置的行業、組織（單位）與重要群體開展了有組織的規模化研究。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啟的工業化進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業化基礎薄弱的情況下，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新的理論視野與方法路徑下，包括洛陽一拖、洛礦（洛陽礦山機械廠）、大慶油田等在內的工業生產部門及其具體制度實踐以及三線建設等成為備受關注的重要議題。以社會學的視角、口述史的方法圍繞新中國工業建設所展開的研究，對于深化理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涵。

首先，圍繞工業化問題所展開的口述史研究，是對中國社會變遷的整全性理解。十年來，通過對上述歷史進程幾百位親歷者的口述訪談，社會學口述史研究系統性回應了一個傳統農業國家是如何在諸多不利因素與結構性約束條件下快速完成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問題。這些受訪者樸素的講述，不只是對歷史的補白，也是這段歷史進程給普通人所留下的生命體驗，而這也構成了包括“主人翁”精神在內各種時代精神的重要內核，從而在整個社會的新陳代謝過程中成為形塑新的社會底蘊的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

其次，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人民性則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題中之義。因此，社會學的口述史研究還尤其關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群體——從抗美援朝老兵到不同時代的勞動模范，從知識青年到鐵姑娘群體，從赤腳醫生到鄉村教師，都已經成為口述史關注的重點對象。研究者們通過有組織科研的方式圍繞這些重點群體展開資料搜集與整理工作，這既是對珍貴史料的搶救性工作，同時也是把具體的人帶回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嘗試。

當前的口述史研究者更加有計劃地推進口述史研究觸及的歷史界限。他們開始圍繞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展開口述資料的搜集，圍繞義烏小商品市場這一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典型樣板展開系統分析，通過普通人視角提煉義烏發展經驗的同時，也通過研究呈現民營企業如何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匯入地方社會發展的總體進程。不唯如此，社會學研究者還通過口述史研究方法，對深度參與中國社會學重建過程的社會學家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并通過生命歷程的分析，揭示了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邏輯。

范式爭鳴、理論創新與現代中國的社會底蘊

一直以來，口述史往往被視為一種搜集資料的方法，而且這一方法由于口述資料的特殊性而在真實性與客觀性層面受到過很多質疑。隨著口述史被引入中國社會學研究，同時也隨著口述資料在有關中國社會變遷的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口述史也在中國學術語境中早已超越了方法維度，在學科范式爭鳴、本土理論建構等層面產生了重要的溢出效果，特別是研究者通過口述史研究實踐而展開的對于中國社會集體心態與社會底蘊的理論討論，對構建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

在歷史學家看來，口述資料由于其主觀性而不能當作歷史真實加以理解，因此，依靠口述資料無法實現重建歷史真實的目的。社會學家所聚焦的并不是口述資料的真實性本身，而是圍繞“什么人在什么場景下如何講述一段過去的事”所展開的討論。由此，研究者圍繞何為“真實”問題展開了討論，有研究者重新回到哈布瓦赫的社會記憶與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這一經典研究傳統，接續涂爾干學派的經典傳統，并結合自身的口述史經驗提出了“社會力”的概念，強調普通人的口述所呈現的，乃是人們記憶過去的方式，而這一表述與記憶方式本身，既是“社會”的呈現，也是歷史演進的重要部分。此外，還有研究者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三重真實”問題，從理論層面澄清了真實性問題的不同維度。這樣一種源自口述史研究的跨學科范式爭鳴的出現，對于不同學術傳統之間形成理解與共識，進而打破專業壁壘，形成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口述史研究還激發了方法層面的新挑戰。由于口述史訪談的主要對象是普通人，因此在訪談中經常會呈現出記憶的交疊、錯亂、混雜等各種狀態，受訪人或由于客觀的自然遺忘，或由于主觀的避諱禁忌，或由于下意識的敘事表達習慣，經常會在接受口述訪談時呈現出沉默留白、東拉西扯、模糊不清乃至前后矛盾的狀況。社會學研究者基于口述史實踐中的中國經驗，提出了“記憶的微光”這一經驗性概念，即對受訪者所處境況及其具體表達之間關系的深入整全性考察。這些屬于“記憶的微光”范疇內的社會事實所呈現的，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某種集體潛意識與群體默認值，是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與歷史進程本身對具體的人所產生的歷史效果。

口述歷史與社會底蘊。十年來，研究者從社會記憶與集體生命體驗的角度展開大量的經驗研究，有研究者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既視感”概念，明確提出社會學立場下的口述資料，本身有其產生的社會結構要素與社會文化背景。這一概念是對長久以來流行的“國家—社會”關系范式的反思與挑戰。此外，研究者還提煉出了包括“記憶社區”“記憶共同體”等在內的諸多理論概念，明確指出基于共同生活區域、有著共同文化習俗與命運經歷的普通人，恰恰是通過記憶以及對記憶的“表達”達致社會團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的口述史研究者一方面接續了費孝通晚年所提出的社會學研究的“人文性”與“精神世界”命題，以口述史的方式觸達普通人的精神世界與世界圖像；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拓展了包括“社會底蘊”“社會團結”等在內的概念邊界——小到一個社區，大到一個國家，普通人的社會記憶與集體潛意識，實質上是人們共享的意義系統，而這些都在口述史研究中得到了兼具整全性與具象化的呈現。

總體而言，十年來，口述史研究無論是在研究議題的時空拓展上，還是在方法范式的爭鳴融合上，抑或是在問題意識與理論概念的構建創新上，都取得一定的突破性進展。我們正在依托中國歷史文化的厚重文明經驗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鮮活實踐經驗，構建起具備全球眼光、闡釋中國文明、扎根中國社會、面向中國問題、融經驗性和理論性于一體的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亮

新媒體編輯：常暢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