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體”功臣到死刑犯：法學精英布局8個月，用1粒膠囊毒殺老板

2026年5月21日，許垚被執行死刑。

許垚是誰？

貴州貴陽人，1981年3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學本科畢業，法國保羅塞尚大學保險法碩士，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碩士。三段法學教育，橫跨歐亞大陸。

畢業后，他在美國杜威路博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做律師，專門處理跨境并購。后來跳到復星集團，當上總裁助理兼集團總法律顧問。

法學碩士，國際律所，百億集團法務一把手，這幾乎是法律人能走的最好的那條路——體面，高薪，受人尊重。

任誰都不可能把他與殺人犯聯系起來。

但許垚不僅給同事投毒并毒殺老板，直到被執行死刑，他都不曾認罪。

先介紹一下案件背景——游族網絡和三體宇宙。

游族網絡是一家游戲公司，2009年由溫州人林奇創辦。

林奇比許垚小8個月，1981年11月出生。2004年從南京郵電大學畢業后，他先是做軟件外包，沒做成；后來做游戲廣告投放，也沒做成；2009年第三次創業，做網頁游戲，第一款產品叫《三十六計》，上線就爆了。

5年時間，這家公司借殼梅花傘登陸A股，林奇成了當時A股最年輕的董事長。2020年11月，他以68億元財富登上胡潤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31位。

但林奇最出圈的一筆買賣，不是游戲，是版權。

2014年，他花1.2億元從導演張番番手里買下了《三體》的全版權。劉慈欣的這部科幻小說，2006年就開始連載，2015年拿了雨果獎，全球銷量超過2000萬冊，林奇想把它做成“中國版漫威”。

但拿下版權只是第一步，真正要把版權收攏干凈、把合同漏洞堵上，需要一個法律專家。

2017年，許垚加入游族集團，任首席風控官。他真正立功的一仗，發生在2018年。

當時《三體》的版權分布很復雜，這部小說從雜志連載到出版發行，從紙質書到影視改編權，散落在不同的人手里。許垚花了整整半年多的時間進行各方談判，最終促成游族以超過1億元的價格完成全版權收購。

當初1.2億元拿下的版權，能真正落到林奇手里，許垚有一份功勞。

林奇也沒有虧待他。

2018年8月，林奇專門為許垚成立了一家公司，就叫“三體宇宙”，由許垚當CEO。從這能看出，兩個人一開始的關系還是不錯的。

游族集團的老員工后來對經濟觀察報記者回憶，那段時間許垚在公司的風頭正勁，是林奇比較看好的高管。與許垚相識的人都評價他：性格溫和，為人細心，比較會體察人情。

當年的他們，是兩個意氣風發的同齡人，也曾想攜手并肩干一番事業。

但兩人畢竟不是肝膽相照的鐵哥們，一次分歧，就足以讓這種脆弱的上下級關系出現裂痕。

裂痕從理念開始。

拿到《三體》版權后，許垚主張重金自研《三體》IP，自己掌握核心研發主動權。林奇則傾向于版權授權的“快錢”模式。

許垚作為經理人，只能接受林奇的建議。但由于他后來授權的部分項目回款周期長，回報慢，讓林奇大為不滿。

2018年底，許垚代表團隊向林奇爭取員工的“13薪”，被林奇當場斥責：“你們不賺錢，還有臉要錢？”

這其實只是一筆年終獎，許垚作為CEO，為自己的員工爭取一下并不為錯。

雖然后來獎金也發了，但這件事之后，林奇撤掉了許垚團隊的一個特效部門，以作為對許垚的警告和懲罰。

爭取年終獎被罵，特效部門被裁撤，讓許垚覺得很丟臉，窩了一肚子火。后來他又因股權問題和林奇起紛爭，讓二人矛盾進一步升級。

許垚接掌三體宇宙后，一直對股權有訴求。

他在《三體》IP收購中的談判功績，讓他覺得公司應該給自己部分股權：版權是我拿下的，IP是我談回來的，憑什么我只是一個拿錢干活的高管？

他想從“經理人”變成“合伙人”。

但林奇一直沒有在股權協議上簽字。

他的邏輯是：IP是我花錢買的，項目是我發起的，你做的是分內事。公司可以給你錢，但不能給你股權。

錢和股份自然不是一回事。

一個拿著近2000萬年薪的人，愿意花大半年時間撲在版權談判上，圖的肯定不只是那點工資。

但此時的林奇，已經對他的工作表現越來越不滿意。

三體宇宙成立后，IP開發推進緩慢，收效遠不及林奇的預期。林奇開始安插自己的人進去。

隨后，他派自己的親信趙驥龍到三體宇宙當副總裁。名義上是協助許垚，實際上誰都看得出來——許垚被架空了。

許垚沒說什么，但林奇又進一步給許垚降權。

2019年底，林奇收回了三體宇宙的財務審批權。

2020年，許垚的初始年薪從大約2000萬元，被大幅削減到五六十萬元，管理權限也一步步被收回。

一個業務負責人，從近2000萬的薪資掉到勉強維持體面的水平，林奇給出的理由是：你沒有產出。

或許考慮到許垚在版權整合中立下過大功，或許還顧及一點舊情，林奇沒有直接趕許垚走，而是通過降薪逼他主動讓位，讓他另謀高就。

林奇的這種做法，大家看著是不是很熟悉？

但奇怪的是，許垚沒有生氣辭職，也沒有拿起法律武器維權。

一個法學碩士，在國際律所和大集團歷練過的人，沒有用任何一個法律人應該使用的救濟渠道——沒有勞動仲裁，沒有離職補償談判，沒有競業協議談判。

想想就挺奇怪的。

如果他這樣做，可能會絲滑到讓林奇頭疼找什么律師來對付他。

但他沒有，因為他已經不想解決事了，他要解決人。

他買了一臺iPad，又買了四部iPhone手機。

用這五臺設備組建了自己的信息網和資料庫。

2020年5月7日，從這一天起，許垚開始系統性地搜索、記錄多種致命毒素的詳細信息——鵝膏毒肽、河豚毒素、氯化甲基汞、氟乙酰胺。

他下載了大量科學文獻，研究每種毒素的致死量、中毒癥狀、潛伏期、檢測手段、在高溫或酸堿環境下的穩定性。

比如，河豚毒素的毒性是氰化物的1200倍，0.5毫克就能殺死一個成年人。耐高溫，炒菜煮湯都去不掉。

α-鵝膏毒肽存在于“白毒傘”蘑菇中，成人致死量只有6.2毫克，中毒后存在6到12小時的“假愈期”——患者會暫時感覺好轉，然后突然肝腎衰竭，沒有特效解藥。

這些數據和特性，他一條一條查清楚，存在手機和iPad里。如果只看搜索記錄，你會以為他在寫一篇毒理學博士論文。

查完毒理，他開始搞毒素。

他偽造了大學醫學部和生物科技公司的印章，用這些假身份向北京、武漢、東莞等地的公司下單，一次買一點，不同渠道，不同地址，不留下任何與自己有關聯的痕跡。

為隱匿形跡，他甚至在日本設立了一個商貿公司，用來進出口違禁化學品。

他還注冊了160多個虛擬手機號，每一個號碼對應一個身份，每一個身份對應一條采購線，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一個律師，用他從事法律工作的嚴謹，拆解了一個謀殺方案的每一個環節：采購渠道、支付方式、身份偽裝、物流路線、倉儲選址、測試方案、投毒渠道。

他甚至做了多套備選方案——一種毒素不夠，他囤了至少4種；一條采購線斷了，他還有日本的公司兜底；一個身份暴露了，他還有160多個手機號可以隨時切換。

他還租了個倉庫，一個在上海虹橋機場附近2平方米的地方。2平方米，大約一張單人床大小，他在這個小空間里調配毒藥。

這還不夠。他用貓和狗做活體實驗，反復測試毒物的配比和致死效果。

后來判決書里這樣寫他：“反復進行毒物的調配與試驗。”

如果只看過程——目標分析、文獻檢索、供應商篩選、身份偽裝、多賬戶隔離、倉儲物流、動物實驗——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殺人計劃，而更像一個科研項目，或者一個MBA課程里的“跨國供應鏈管理”案例。

這就是讓人不能理解的地方——這么好用的腦子，這么高的法學素養，為何不懂進退，不知道適時放手呢？

一個法學科班出身的人，把他曾經用來談判、合規、規避風險的專業能力，全部用來犯罪了。

一切都準備完畢后，他開始行動了，只是他的第一個目標卻不是林奇。

從2020年9月開始，先后有4個人身體陸續出現異常。

趙驥龍，三體宇宙副總裁，他的辦公桌上有“三頓半”膠囊咖啡、有“格蘭菲迪”牌威士忌、有雀巢礦泉水。

許垚去過他在北京的辦公室。他記下品牌和型號后，回來買了一模一樣的東西，往里面注入氯化甲基汞，再想辦法換到趙驥龍的桌上。

趙宇堯，林奇物色的許垚的接替者，同樣中了氯化甲基汞。

張女士，趙驥龍的妻子。許垚把她丈夫身上接觸過毒物的東西帶回了家——可能是換洗的衣服，可能是一瓶用過的咖啡膠囊。總之，她中毒了。

還有一位宋姓女客戶。

4個人全部慢性中毒。

氯化甲基汞通常為白色結晶性粉末或紅色結晶，主要用于農業種子消毒。它毒性極強，吸收率高達100%，對人的神經系統會造成慢性的不可逆傷害，所以普通人很難買到。

氯化甲基汞中毒的癥狀包括肢體麻木、行動遲緩，嚴重時可致昏迷、癱瘓甚至死亡，目前尚無有效的特異性治療措施。

因此，張女士被檢測出體內汞含量超標后，醫院不得不為她做了全身洗血。那種痛苦，后來媒體報道時用一個詞：“九死一生”。

這些中毒事件，都發生在林奇被毒死之前的3個月里。

這幾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林奇了，許垚給他配的毒更厲害。

他打聽到林奇每天午飯后要吃兩粒益生菌。

2020年10月底的一天，林奇的秘書在公司走廊碰到許垚。等電梯那十幾秒，許垚隨口提了一句：“王秘書，我聽說培菲康那款益生菌不錯，林總可以考慮試試。”

秘書就從淘寶上買了10盒，其中一瓶被放進19樓餐廳的冰箱里冷藏。

許垚發現后，買來同款“培菲康”膠囊，又買了一臺膠囊灌裝機和一支針筒。他把膠囊打開，用針筒灌進致命劑量的河豚毒素和α-鵝膏毒肽，再用機器封回去。

河豚毒素的毒性，無需贅言。

α-鵝膏毒肽可能很多人沒聽說過。這是一種劇毒的蘑菇毒素，呈不定型的粉末狀，也是致死率最高的天然毒素之一，被科學家稱為自然界最高效的“細胞殺手”，因為它直接攻擊人體細胞的指揮中心，1mg劑量就能致命，中毒后死亡率高達90%以上。

1mg的α-鵝膏毒肽是多少？大概一粒鹽或一個沙粒大小。

許垚已經提前做了幾個月“功課”，自然知道這些。所以，30粒益生菌膠囊，他只換了1顆。

這就是概率——三十分之一。

哪天林奇吃到，哪天中毒。

2020年12月14日至15日，許垚至少三次進入19樓餐廳，往那盒12月14日開封的培菲康里放了那粒毒膠囊。

12月16日下午，林奇在19樓餐廳和六七名高管吃完午餐，秘書照例從小冰箱里拿出兩顆“培菲康”和水送到辦公室，林奇像往常一樣吃了下去。

當天傍晚6點，林奇出門辦事，剛到電梯就跟司機說感覺手有點發麻。當司機把車開到加油站加油時，林奇立刻沖下車，在路邊綠化帶里劇烈嘔吐起來。

案發后，警方在嘔吐物和泥土里都檢出了有毒物質。

12月25日，林奇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年僅39歲。

從毒發到離世，僅僅相隔9天。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林奇入院的第二天上午，許垚就找到游族聯合創始人陳禮標，建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并自薦可以牽頭監督委員會。陳說讓他找另外兩名高管商量，許垚當場打了電話，那兩人沒有立刻回應。

他不知道的是，當天晚上，醫生在治療中發現林奇的癥狀與中毒高度吻合。林奇的妹夫聽說后，立刻向上海警方報案，懷疑林奇被人投毒。

警方在接警后，不到24小時就鎖定了許垚，于12月18日18時40分將許垚抓獲。

在許垚的隨身物品里，警方當場搜出4個綠蓋深色的玻璃瓶。警方后來查了他辦公室和倉庫里剩下的毒物，發現他的準備工作細致到每一種毒素分別放在獨立的容器里，還標注了購買日期和來源渠道，甚至留存了小部分作為“樣品”。

他的辦公室抽屜里，還放著那臺膠囊灌裝機的操作說明書，上面有他用鉛筆做的筆記。

逮捕之后，許垚的態度很堅決：不承認。

“我沒有投毒。”“那些毒藥是買來準備自殺研究的。”“林奇是腦梗死的自然死亡。”

可笑的是，他在看守所里還策劃了一個“見義勇為”的假立功：教同室犯人假裝自傷自殘，他撲上去救人，然后向辦案機關邀功減刑。

他當然可以不承認，但證據會說話——

警方在“培菲康”藥瓶上檢出了許垚的生物痕跡；在趙驥龍辦公室的咖啡膠囊里檢出了他的指紋；日本的公司注冊記錄、供應商的發貨單、160多個手機號的注冊信息、iPad里的搜索記錄——每一條線都指向同一個人。

他算盡了一切，所有環節都考慮到了，怎么就沒想到會留下指紋呢？

警方調查中還發現一個細節：林奇的秘書也在服用那個小冰箱里的益生菌。也就是說，許垚把那粒毒膠囊混入那30粒益生菌中時，林奇的秘書也可能會吃到它。

對此許垚是知道的，但他只能賭一把，賭吃到毒膠囊的是林奇而不是秘書。

可見對于可能傷及無辜，許垚是不在意的，秘書算是逃過一劫。不過能想見的是，一旦毒膠囊被秘書吃了，只要罪行不敗露，許垚極有可能二次投毒。

2024年3月22日，上海市一中院宣判：許垚犯故意殺人罪，投放危險物質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許垚不服，提起上訴。

2025年6月，上海市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裁定認為，許垚精心策劃、預謀犯罪且犯意堅決，作案動機卑劣，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手段殘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惡劣，人身危險性極大，且拒不認罪，應予嚴懲。

經過最高法院死刑核準，2026年5月21日，許垚被執行死刑。

一個從西南政法大學讀到密歇根大學的法學碩士，一個在國際律所和百億集團總部待過的人，在商場上得不到股權、被降薪、被架空之后，他沒有拿起法律的武器，而是處心積慮地謀毒用毒，并不惜傷及無辜，可見他用心之狠毒。

他用8個月的時間，把他的所有專業能力——法律檢索、身份偽裝、多賬戶體系、供應鏈管理、質量控制——全部用在設計一個無法被察覺的謀殺方案上。

那么懂法的一個人，能熟練地解構法律，卻不懂得重構自己的人生。

參考資料

經濟觀察報《投毒殺人者、三體公司原CEO許垚被執行死刑》（2026年5月26日）

經濟觀察報《風暴眼丨三體投毒者許垚：黑暗森林里的獵人，只能想“你死我活”》（2025年11月21日）

鳳凰網《風暴眼》《中國版“絕命毒師”伏法！揭秘三體原CEO許垚投毒軌跡》（2026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