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這個時代最誘人的幻覺

做自己

這個時代最誘人的幻覺

《我的大叔》

“做自己”，已經成為當下最流行的觀念之一。

這種根源于個人主義的觀念，充分肯定了“我”的存在，讓我們開始正視自身的欲望和感受，賦予了我們巨大的解放與自由。但是，很難說我們可以通過“做自己”來找到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一個脫離關系、脫離具體生活的“自己”能夠存在嗎？

這一內核的含混不清，使得“做自己”成為一種悖論般的行為，它不僅難以實現其承諾的圓滿和整全，反而成為了自我消耗和意義懸空的根源。

我們越是“做自己”，越容易邁向一種原子化的生存狀態。當下普遍蔓延的孤獨感、價值焦慮與意義感缺失，或多或少地與這個觀念的流行有關。

在《貪婪已死：個體主義之后的政治》一書中，保羅·科利爾和約翰·凱兩位作者認為，這股“一切都是關于‘我’”的思潮，誤解了人的本性，并正在威脅社會的繁榮。

他們認為，只有在真實的關系與共同生活里，我們才可能確認自己的價值、意義與存在，而人與人充分的連結，是社會得以維系的基礎。

在個體主義思潮盛行的當下，重返社群，是一件比走向自我更緊迫的事情。

下文摘自《貪婪已死：個人主義之后的政治》

保羅·科利爾 約翰·凱 著

01

一切都是關于“我”的

近幾十年來不少杰出成功人士信奉的、以功績和名氣為之正名的極端個人主義，在思想上已經站不住腳了。

人類天生是親社會的，表現欲強烈的貪婪既讓人不舒服，又具有傳染性。無論是商人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張，還是真人秀明星和網紅們的崛起，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關于“我”的。有些人渴望金錢，有些人渴望得到關注。而硅谷的自由意志主義幻想也建立在類似的自私動機之上。這一切都太過分了。

奧巴馬的繼任者是個人主義的殿堂級典范。那個曾經由林肯、羅斯福等偉大的政治家所擔任的職位，自2017年以來被一個執政資格只存在于他自己想象中的人霸占了。作為國家元首，他不像艾森豪威爾、里根或者英國女王那樣，能象征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對特朗普總統來說，一切都圍著“我”轉。

《特朗普：一場美國夢》

特朗普是通過電視真人秀節目一舉成名的。但他至少真的造了些東西（哪怕并不總是花了錢的）。而表現式個人主義連這都做不到：帕麗斯·希爾頓、卡戴珊家族、屁弟派和詹姆斯·查爾斯，這些人只需要做他們自己就能聞名天下。

在大學里也存在類似的道德優越感，它源自唯能體制固有的關于智力特權的認識：“我很聰明，所以我是正確的。”堅信這一點的人頑固到不僅不想聽到異議，還會試圖去壓制異議。下愚之人不配進行理性討論，只適合作為人身攻擊的對象——他們成了法西斯主義者、恐同者、種族主義者，他們恐懼跨性別人士、否認氣候變化。

媒體和公共部門的專業人士也有著同樣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起源不同。從報紙專欄或抗議集會上的強烈憤慨可以看出，對許多人來說，情緒的強度是衡量道德價值的標準：我們是對的，因為我們更優秀，而且我們會抓住一切機會告訴你這一點。

這種丑陋的自大、貶損集體以拔高自我，是一種極端精英個人主義的產物，它已經主宰了許多現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然而，我們對人類的進化、心理學、人類學和我們這個物種的發展歷史了解得越多——現代人已經把這些領域研究得很充分了——就會越清楚，這種個人主義誤解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

人的本性賦予了我們相互影響和共情的獨特能力。我們大多不是圣人，但我們大多也不是反社會者。在復雜的現代世界中，如果沒有一種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們必定無法繁榮。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就永遠不會創造出能夠實現現代性的那種復雜性。

健康的社會是一個由相互的善意、義務感以及協作共事維持起來的龐大網絡。有些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個體之間，但大多數都涉及群體——公司、地方政府、學校、社區和家庭。這些相互關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認知，而非明確的法律約束。

但建立和維持這種相互關系網絡的能力是需要培養和孕育的，而那些成功人士對個人利益和自我的過分贊頌恰恰會破壞這種關系。

02

缺失的角色：社群

我們不認為個人主義思想元素在本質上是荒謬的。但當這些思想被推向極端時，會推動人們過分強調自我，它們的缺陷會變得具有破壞性，它們會把社會極度縮簡成有權利的個人和有義務的國家。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將難以承受的負擔強加給了國家。

個人主義有多種不同的形式，每一種都提供一條通向自我實現的獨特路徑，但都是關于“我”的。第一條路徑是最單調的：通過“我”的消費，這事實上也是經濟模式給我們的定位——我們想要消費。

但對于大多數成功人士來說，擁抱唯能體制早已取代了消費：我們通過自己的成功來自我實現。而現在，這股潮流又遇上了新的挑戰，它源于自我表現的誘惑：我是獨一無二的！

《無節制消費的元兇》

個人主義像所有被過度炒作的產品一樣，看起來很棒，但親自體會一下就不是那回事了。現在我們來談談糾正這種思想的哲學和科學。它們提醒我們，那些極度簡化的思想中缺失了一個關鍵角色：社群。

社群主義有兩個相關的核心主張。首先，我們不認為人類是執著于個人利益最大化及個人幸福觀的自私個體：人們追求的自我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與他人互動來完成，無論是在家庭中、在街道上、在村莊里、在工作中，還是通過其他各式各樣的交往方式。

我們認為，道德、社會和經濟主體并不是非個人即國家——社會是一個網絡，個體通過參與這個網絡中豐富的、互動性的群體活動求得自我實現。其次，我們要重提“公民社會”這一概念。這個術語現在通常用來特指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而我們則選擇采用其更純粹、更廣義的含義。

這兩個關于人類發展繁榮和公民社會的看法，都是由亞里士多德首先闡明的。人類的目的是獲得幸福，過好生活，因此衡量社會好壞的標準是看它是否具有創造相應條件的能力：實現幸福、促進繁榮的條件。

與功利主義的理性自私個體的效用總和最大化相比，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衡量標準：自我實現意味著實現美德——誠實、勇氣、同情心、耐心、公平交易。

但發展和繁榮需要平衡與適度，即便事關美德也是如此：誠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告訴孩子他們藝術或體育造詣的深淺；耐心太少是性格弱點，太多也是；富有同情心值得贊賞，但作為一種美德，它的具體表現該是對陷入困境的鄰居給予實質幫助，而非杰莉比夫人那種不切實際的全球救世主義。

世上真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準則——不像康德堅持的那樣，他認為說真話的義務意味著人們有必要告知一個潛在的殺人犯他想殺害的人在哪兒，或者像現代人權律師那樣，竭盡所能確保已被定罪的販毒團伙不被驅逐出境。

那么，社群主義的路徑是否比個人主義的虛假承諾更可能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亞當·斯密將幸福描述為“值得愛”。而“經濟人”除非得到適當的激勵，否則就是貪婪、自私、懶惰的，這樣的人不值得愛，而且現代心理學里也找不到這樣的人能夠自我實現的理論依據。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生存的經濟需求放在最基礎的位置上，一旦這些目標實現了，我們就會開始尋求歸屬感、尊重，并最終尋求自我實現。

需要強調的是，“自我實現”指的并不是在Instagram上發一張自拍照或者其他類似的身份表達方式。馬斯洛認為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自我實現”，因為它意味著挖掘出一個人的全部潛力，讓一個人成為最好的自己。

03

人與人的關系幾乎是一切

馬丁·塞利格曼是幸福心理學的先驅。他有一個結論：“人與人的關系雖然不是一切，卻幾乎是一切。”這個結論話糙理不糙，它呼應了亞當·斯密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意志自由只有被放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才有意義。

社區這種社群形式通常與地方的聯系最直接、最緊密。但還存在許多其他類型的社群，比如宗教教派、體育俱樂部、讀書會、觀鳥俱樂部、校友團體等。這些原本琳瑯滿目的集體活動都衰落了，讓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哀嘆不已。

公民社會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的社團組成。亞當·弗格森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與亞當·斯密是同代人，二人時有來往，他在1767年發表了《文明社會史論》。

《海邊的曼徹斯特》

年輕時的弗格森曾是蘇格蘭高地黑衛士兵團的隨軍牧師，這是一支為平定詹姆斯黨人叛亂及維持蘇格蘭高地治安而成立的步兵部隊。“黑衛士”這個名字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人們對它的看法。當時的公民社會站在強制性國家軍事等級制度的對立面上。

不熟悉亞當·斯密作品的現代人在談到他時，尊他為個人主義的教父，事實上真相完全相反：亞當·斯密絕不是一個人主義者，而是一個社群主義者。在他的重要哲學著作《道德情操論》中，他請讀者運用他們富有同情心的想象力，嘗試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待事物，做一個“公正的旁觀者”。

不偏不倚需要的不是冷漠超然——我對鄰居的孩子應該比對遠方不知姓名的孟加拉人更上心；不偏不倚要求人們不能自私，而在約翰·羅爾斯眼里，自私只有在個人對其在未來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完全無知的情況下才能消失。

而斯密所指的“公正的旁觀者”與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背后的人不同：“公正的旁觀者”對自己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有清晰的認識，但他不強調“我”，他強調“我們”。

亞當·斯密認為《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并不矛盾。市場中的關系永遠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斯密終身未婚，跟母親相依為命。母親操持家務之余會跟面包師和屠夫交談，而斯密則與大衛·休謨、弗格森以及當時愛丁堡最杰出的知識分子群體來往甚密。

在他的世界里，我們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但追求個人利益不得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屠夫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有著多重義務的人，其次才是屠夫。

可見，社群主義思想在經濟學誕生之時就已經出現了。但不幸的是，在斯密死后，人們只記得他關于屠夫是商人的看法，并最終將其鼓吹成了“經濟人”，一個斯密本人會非常厭惡的形象；而他關于屠夫首先是個負有義務的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情感和諧等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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