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溫嶺地下黨鋤叛出意外，叛徒臨終告密致組織遭破壞

金璇，原名金洪根，學名苦銑，又名金才衡、金禮智、項忠誠，1902年出生，浙江溫嶺縣琛山鄉樓旗村人，殷實的農民家庭出身，家里的堂號為“金修德堂”。

讀書期間，受“五四運動”進步思想的影響，金璇萌發了變革社會的思想，曾組織杭州第一師范同學對校方毒害學生的惡劣行徑開展斗爭。后因國民黨政府追究，他被迫肄業。

離開學校后，金璇投身于社會革命。在上海，他加入柳亞子組織的新南社，與著名社會進步人士交往頻繁。1924年10月，金璇在上海參加了柳亞子、陳望道、陳去病、葉天底等人的聚餐會，會后還一起合影留念。

此后，金璇頻繁往返于杭州、南京、上海、溫嶺等地，繼續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26年，金璇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月，北伐軍進入浙江，曹萬順的第十七軍第六縱隊指派先遣軍唐大釗部從溫州抵達溫嶺，一路上高呼打倒貪官污吏、鏟除土豪劣紳等口號。北伐軍從江廈港登陸，金璇特意從村里趕到溫嶺街迎接，再次感受到革命力量的巨大。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著華夏大地，溫嶺廣大共產黨員被“清洗”遭“通緝”。在血雨腥風中，金璇依然為黨的工作出生入死，日夜奔波。他把名字改為項忠誠，意為即使自己的頭顱離頸，也忠于黨的革命事業。

中共地下黨樓旗黨支部成立時，金璇擔任黨支部書記。

金家后門有一排樟樹，是祖輩留下的產業。金璇把這片樟樹料理得很好，還因此與破壞樟樹的人打過官司。可讓家人不理解的是，官司打贏后，他卻把樟樹全部賣掉，用所得的錢在村里辦了一所“旗峰初級小學”，自任校長。

金璇很有商業頭腦。他引進寧波種的水蜜桃，汁水清甜，口味非常好。每年水蜜桃成熟時，他把每個桃子用紙包起來，在外面戳上“旗峰種植桃園”的印章。他家的水蜜桃24只賣1銀元，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后來，他又在桃樹腳套種花生。不過，他種桃、種花生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每年桃子成熟時，與他接頭的同志就以買桃為借口過來，這樣就不會引人注意。他把賣桃的收入用來資助革命和興辦學堂，可謂一舉幾得。

在他和溫嶺縣委領導人之一金學河以及葉逸川等地下黨人的努力下，黨組織由旗峰向橫峰及周邊擴展。橫峰鎮的石刺頭、馬鞍橋、匯頭王和滴水巖等村落都有地下黨組織活動。于是，樓旗村的金璇家、葉逸川家、旗峰小學及惠眾寺等地方，成了中共溫嶺地下黨領導人經常接頭、聯絡和開會的地方。

1928年1月，浙南特派員陳紹奏來溫嶺正式成立中共溫嶺縣委。

月底，陳在太平鎮主持召開溫（嶺）黃（巖）活動分子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會后，縣委委員分別到北鄉、西鄉活動：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組織碗業工人罷工，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資；發動農民暴動，開展抗租反霸斗爭。

為積極開展抗租反霸和武裝斗爭，地下黨中共溫嶺縣委指定金璇、陳豎石、陳子明三人負責籌款買槍，款子由金璇保管。

1928年春，溫嶺縣委通過寧波大官僚倪阿春買來槍支彈藥，派金學河和潘善順兩人去運。槍藏在棺材里，潘善順扮孝子護運，先乘輪船到海門，再坐內河小船到北鄉。金璇積極配合做好聯絡、接應工作。

有了槍支彈藥，縣委著手組織赤衛隊，對付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以武裝的革命來推翻武裝的反革命。

蔡大姐是橫峰莞渭蔡人，她17歲時嫁給橫峰下馬灣村徐永夫（地下黨員）。她回憶說，1929年上半年，她和堂叔徐永梅一起，到溫嶺城關東門照相館買木殼槍，購槍的銀洋是金璇給徐永梅的。平時活動的經費也是金璇給的。蔡大姐到金璇家拿過兩次銀洋，由金學河寫好紙條叫她去拿。每次拿來二三十元，是買槍用。

革命一波三折。1929年秋，溫嶺縣委委員李道明因被捕叛變投敵，充當國民黨浙保五團的便衣密探。

同年10月，金璇收到陳爽子（即游馥，平陽縣人，時為臺州中心縣委委員）從寧波看守所寄來的一封密信：“李道明暗中叛變投敵，是國民黨浙保五團駐海門的密探。共產黨員陳爽子、張岳生、柳小榮等都是被李道明出賣而被捕的。”

金璇接到這封密信后，立即把內容轉告縣委書記金學河，建議及早處決叛徒李明道。

11月1日，李道明先到樓旗村河頭洋葉逸川家試探，但葉逸川不在家，然后來到樓旗村金璇家，要金璇幫助他找到縣委領導，說自己有要事接洽。

金璇雖然對叛徒恨之入骨，但他將計就計，沉著對付。一面“熱情”招待，留吃留住，一面把情況告訴縣委領導。金學河接到情報，立即召集徐永梅、徐昌輝商量對策。

第二天夜里，金學河、徐永梅、徐昌輝三人到了金璇家，說帶李道明去大溪見縣委機關負責人。李道明信以為真，跟著三人一起走到大溪新建埠頭。這時，三人突然對李道明進行搜查，搜出駐海門浙保五團密探的證件，確認李道明叛徒身份無誤。徐永梅拔出勃朗寧手槍射殺李道明，后三人匆忙離開現場。

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槍法不夠嫻熟，李道明并未當場斃命。天亮時，路人問他是哪里人，李道明說了一句“我從樓旗金璇屋里出來”后才斷了氣。

李道明被處決后，國民黨當局對參與行動者追捕得很緊。因李道明臨死前的一句話，樓旗、下馬灣、橫峰匯頭王等地好多地下黨員和革命群眾被當作兇手嫌疑遭拘捕。金璇、金學河也在通緝之列。

眼看在家已無法立足，11月3日，金璇急急忙忙告別妻兒，星夜翻墻離開了樓旗。

他先取道上海，再到南京躲避。顏載愉后來回憶：“我當時在南京娃娃橋的國民黨第四區黨部任干事，同鄉林云崇在第四區黨部第三分部任干事。金璇還有一個浙江工業學校的同學羅雪正，畢業后去法國勤工儉學，北伐戰爭時回國，這時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林云崇住在三分部，和我倆隔壁。1929年11月初，金璇到南京時，借住在林云崇處。當時我和林云崇都不知金璇何故來南京。期間，金璇、我、林云崇、羅雪正，還有同在南京的溫、樂地下黨負責人李達甫（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第四區黨部第三分部代理常委，1930年犧牲），由于幾個人是老鄉關系，常常聚會見面。”

11月13日夜，因被叛徒告密，金璇與李達甫遭拘捕。沒幾天，羅雪正也遭逮捕。

被捕后，金璇先是關押在南京警察廳偵緝隊，受盡酷刑折磨，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秘密。國民黨江蘇省高級法院因無確鑿證據，宣布他無罪釋放。不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調查科向江蘇省高級法院提出公訴：“浙江省保安隊第五團偵探李道明被金學河等殺害，與金璇有牽連，要求撤銷原判。”金璇不僅沒有被釋放，還被押至蘇州監獄，重新審查。

金璇深知國民黨不會輕易放過他。于是給妻子寫了一首六言詩（此時他只知大兒子金伯春，不知小兒子金小春已經出生）：“家中尚有一子，今年才只五齡。相勞轉告我妻，好好教養成人；讀書明理進步，那是最最要緊。”此詩后來由地下黨員李達甫寄回，成了金璇的最后遺言。

1930年1月8日，金璇在獄中被酷刑摧殘致死，年僅29歲。

因金璇被害，金學河避走他鄉，溫嶺西區的地下黨組織受到了嚴重的挫折。1931年，葉逸川根據上級指示，接任樓旗（河頭洋）黨支部第二任書記，繼續開展地下黨活動。

金璇的妻子林姐頭接到李達甫從蘇州發來的電報，說金璇在蘇州獄中病危。接獲電報后，林姐頭急匆匆將五歲的大兒子金伯春交托給親戚，收拾行裝，在其表兄的陪同下，帶著尚在襁褓中的小兒子金小春趕往蘇州。金伯春后來回憶說：“當時不知道母親要去干啥？只是說去接父親回家。”

到了蘇州，在監獄門口，林姐頭見到了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說是和金璇曾一同關在監獄的同志。對方還拿出一沓藥費單給她看，她以為是索要金璇在獄中的醫療費，對方卻說：“我們已經很盡力了，用了一兩百的銀洋，但還是救不回他。”后來了解到，這人很可能就是李達甫。

林姐頭在蘇州殯儀館見到金璇，遺體用舊棉被裹著，一身烏黑。她驚呆了，哭著追問：“怎么會這樣子，怎么會全身發黑……”在場的獄友的一番話，讓她更是痛到了心底：“他們的手段真是殘忍，你丈夫是被活活烤死的。他們先把鐵絲網燒紅，再把人放在鐵絲網上面，然后用火繼續烤鐵絲網……”

得知丈夫是被活活折磨致死，林姐頭悲愴莫名。但在蘇州，她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無奈只得在當地購買了一副棺材，連同在蘇州監獄捧回的一缽泥土，細心用布包好帶回老家，她含淚將丈夫的遺體輾轉由水路經海門轉運回家。屋漏偏遭連夜雨，途中小兒子金小春不幸夭折。

金璇的遺體到家的當天，林姐頭哭得聲嘶力竭。村里的一個人把五歲的金伯春抱上棺材蓋，他騎在上面，卻不知道下面躺著他的父親。

金璇生前幫組織買過槍，因此欠了一百塊的銀洋，這是一筆不少的數目，但林姐頭說這些錢是丈夫出面借的，就要還清。她把家里收的稻谷賣掉還賬。

再后來，抗日戰爭爆發，林姐頭繼承了丈夫的遺志，也參加了地下黨。

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春節，鄉村和農會干部抬著寫有“烈士之家”的匾額，帶著一副“革命初步由你起，為民犧牲最光榮”的對聯和一個紅燈五角星，敲鑼打鼓游遍樓旗村后送到金璇家。林姐頭見此不禁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