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曉：戰略自主與多元秩序競爭是理解全球南方的關鍵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談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秩序重構。視頻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06:33)

【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聯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探索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略，研究國家重大現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全球南方”越發頻繁地在國際政治與全球治理的討論中出現。它正在成為一股重塑國際力量對比、國際制度安排與全球發展議程的重要力量，而不再僅指向傳統意義上發展中經濟體的集合。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陣營化壓力上升、技術革命與綠色轉型同步推進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訴求、歷史記憶與現實選擇，成為把握當代世界格局變化的一條關鍵線索。

近年來，作為長期密切關注中國外交、中美關系、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發展的國際關系專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也持續將全球南方國家崛起作為重要的背景，去探討中國的全球角色、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改革等具體問題，并圍繞多邊合作、可持續發展治理等議題搭建全球研究和對話平臺。4月7日，澎湃新聞記者就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秩序重構等問題對話陳東曉。

陳東曉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是政治、經濟、科技與文明多重力量交匯之下的歷史性變化。全球南方國家希望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爭取更大代表性與話語權，也普遍將發展作為國家議程的重中之重，而不愿輕易卷入新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陣營化之中。因此，“戰略自主”是理解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未來一段時間，世界未必會由單一秩序取代另外的單一秩序，可能進入多元秩序并存、競爭與重組并行階段。這在事實上，也對大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把全球南方國家拉近，絕不能用強力威脅，而是要提出符合共同利益的方案。

由此，值得關注的是“全球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國家，中國通過和平發展、制度探索和文化自覺等，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走出了不同于西方霸權主義的發展道路，并提出四大全球倡議。這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參照和鼓勵，為世界注入了更大的穩定性和豐富性。

崛起的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改變世界格局

澎湃新聞：近年來，從“全球南方”去理解世界政治與全球治理的論述越來越多。在您看來，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全球南方？

陳東曉：我印象里，多年前提的是“南方國家”。當時的概念是，南方國家有很多經濟上的困難，總體處于較貧窮的狀態；而北方國家則是我們所講的發達經濟體。1981年，我們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最先舉辦的一次國際會議，所討論的話題就是，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

對于現在“全球南方”的概念，中方學者也有一些共識。其一，從歷史上講，全球南方國家都有過被殖民甚至被奴役的經歷，包括中國在內，中國一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有些國家曾是完全的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受到帝國主義、宗主國的欺壓，有共通的集體記憶，也有糾正這種歷史不公的共同愿望。也即，現在所講的全球南方國家，超越了原先的經濟概念，而是綜合的政治經濟概念。

其二，從現實來講，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其代表性和話語權都不充分，這同其歷史遭遇有著密切關聯。

全球南方國家涵蓋范圍較廣，其中包含經濟發展較快、已取得突出成果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但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如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國家，以及南亞的很多國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當下的國際政治金融體系當中，以及如聯合國等二戰后建立的國際多邊機制中，總體處于比較邊緣的地位。這些國家強烈希望提高自己的代表權和話語權，對歷史原因造成的自身代表性未能充分體現而感到不滿，因此對改革現有國際體系有比較強的愿望。

其三，從發展的角度講，全球南方國家，目前將產業、科技和經濟等方面的發展作為重中之重。它們希望：能在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中，不斷提高自身位階；能創造更多現代科技，應用更多創新技術，并形成自主的現代化產業；能在自己國家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由初級的現代化逐步走向高級的現代化。全球南方國家都在面對這類任務，相應也將自身發展作為重點。

這與全球北方國家有很大差別。大部分全球北方國家，自身已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進入后工業化、后城鎮化階段。面對所在階段的新問題，全球北方國家提出了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之下出現的全球治理議題，如多元性與保守主義之爭、全球主義和民粹主義之爭等。實際上，這些問題在全球南方國家雖然也存在，但并不被特別看重，因為對自身發展而言并非當務之急。在此，可對照中國的情況。我們從1970年代末起，強調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也即，把經濟社會發展放在第一位，只有物質生產力提高，老百姓整體生活水平提升，才能真正開始探討那些更高階的訴求。

其四，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在當今國際地緣政治關系中，是不愿選邊站隊的。比如，2022年俄烏沖突發生后，當時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以為全球南方國家會站在美國和歐洲一邊，會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多邊場合對俄羅斯進行譴責。在此，我們暫且擱置俄烏沖突本身如何定性不談，現實情況是，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并未同西方國家一起來對抗甚至譴責俄羅斯。

背后原因是，全球南方國家固然也是考慮到與俄羅斯在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關系，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它們大都處在把國家經濟發展作為重中之重的階段，絕不愿由于國際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等方面的矛盾沖突，讓自身回到當年冷戰時期曾被劃分陣營的被動狀態。因此，全球南方國家大都不愿參與到美西方同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沖突之中。

總體上，以國際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去簡單劃分敵我陣營的這種傾向，全球南方國家是最不愿接受的。它們希望保持戰略自主性，把重點放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希望同所有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實際上，中國也是這樣的。

我覺得，對于我們現在去理解全球南方國家，以上幾點是有幫助的。以前講南方國家，更多從歷史和經濟去劃分。現在講“全球南方國家”時，我們更關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南方國家最大的訴求是什么；面對全球化中出現的矛盾和沖突，乃至種種反全球化逆流，全球南方國家都在努力思考，并開始更加自覺地探索一種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當下，全球南方國家把發展視為首要任務，這是大家的共同特點。總體上，它們希望能夠繼續很好地參與到全球的現代化進程中，希望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要受到國際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沖突的影響。

尤其是，全球化也帶來諸多全球性問題，全球南方國家發展能力相對落后，也最容易受到損害。無論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還是面對數字革命和綠色轉型的浪潮，這些國家都希望能夠加強自身的國家能力建設，更有韌性地應對各種全球化的挑戰。

總之，全球南方國家不愿輕易受制于新的國際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沖突的束縛。在這一點上，現代全球南方國家的國家議程，與歷史上的南方國家有很大區別。

澎湃新聞：為何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成為理解當代世界格局變化的重要線索？

陳東曉：我們講世界格局的變化，首先就是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近幾十年間，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多極化一面在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南方國家中有很多的新興經濟體，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等，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在過去幾十年發展特別快。比如，中國對全球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從1970年代末的1.1%上升到如今的30%，連續多年居全球首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總量已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60%以上，該比例還在繼續上升。因此，從國際力量對比看，可謂發生了有利于全球南方國家的變化。這是世界格局變化的最主要動力。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體系本身發生了很大變化。簡單說來，原先的國際體系，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少數國家，來決定多邊機制中的規則和標準，并主導相應話題的討論。但現在已不再是這樣。這是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結果。全球南方國家改革現有國際體系的愿望是最強的，也是國際秩序改革的先鋒和主要力量。

第三個變化是，現代科技產業發生了巨大變革。現代科技，特別是顛覆性科技及產業，將塑造未來國際體系的前進方向。雖然發達經濟體在現代技術革命中仍保持領先，但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經濟體，在一些重要的科技產業領域也發展得非常快。這事實上改變了傳統上只有美國和歐洲少數國家決定全球科技和產業發展方向的局面。

我們可由此進一步去看全球南方國家的整體發展。現實中，面對數字革命和綠色革命，全球南方國家是技術應用潛力最大的市場。比如，發展人工智能過程中，需要大量電力和數據中心，很多相關產業的基礎設施開始在發展中國家布局。另外，發展中國家因為其巨大人口和潛在的增長前景，也孕育著大量的應用場景。這都意味著，對于科技產業未來的發展，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重要的引領潛力。

最后一點是，國際政治社會思潮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近年來，文明的多樣性和發展道路的多元化，得到越來越多的討論。背后是全球南方國家快速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很多非西方國家，雖然面臨許多挑戰和困難，也在步入現代化進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包括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當下的成就。這改變了原先認為的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國化的一種敘事。

過往，全球南方國家長期處于國際體系邊緣，經濟發展落后，甚至處于被奴役的地位。這造成全球南方國家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它們傾向于認為，源于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思想概念等才是先進的，是唯一的代表現代化的未來。當下，很多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的國家，經由自身的現代化改造之后，煥發新的青春。這對全球南方國家起到很大的鼓勵。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對自身道路、自身文化的自信，得到重新煥發。大家重新深入體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理解自身文明的優勢。由此發生改變的國際政治社會思潮，也成為世界格局變化的重大影響因素。

概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80多年里，全球南方國家在發展歷程中有過三次“覺醒”。第一次是在二戰結束后冷戰爆發，在冷戰兩極秩序下，世界范圍內反殖獨立運動風起云涌，原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亞非拉的殖民地，開始大范圍取得主權和政治獨立，“第三世界”以及“非結盟運動”力量初步展現了獨立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舞臺巨大的影響潛力。第二次是后冷戰時期，在美國“一超”主導的所謂“超級全球化”秩序下，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不僅國內經濟得到發展，也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日益扮演著活躍而重要的力量。第三次是在2020年后，隨著美國主導的超級全球化秩序式微，世界進入了多極化加速和大國競爭秩序，在此背景下，以全球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第一陣營，不僅以自身的政治經濟發展，更是以自身的文化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走出一條同西方現代化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為世界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走自身獨立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力的借鑒和新的選擇。

“全球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榜樣，也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澎湃新聞：您提到，全球南方過往更多被視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或“被治理對象”，而如今正在逐漸成為規則共建者、公共品供給者與秩序穩定器。這背后存在怎樣的契機和動力？

陳東曉：這同全球南方國家三次“覺醒”的歷史進程密切關聯。國際體系中，全球南方國家原先是被動接受的，或說是被治理的對象。現在，全球南方國家主動成為規則制定的共建者。未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發展，全球南方國家也完全可能成為其中的主導者。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角色轉變，背后有具體的歷史契機。第一，大量的現存全球南方國家，成為主權和領土獨立的政治實體。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之前作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一些國家，通過反殖運動和獨立運動，獲得主權獨立，在政治上獲得了自主性，進而成為聯合國的成員，也即在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當中得到了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地位——至少是名義上的平等。這是很重要的開始。否則，這些國家不可能在國際上代表自身去發聲。

但政治上的自覺只是第一步。名義上的平等絕不代表真正的平等。國際政治經濟的一個基本現實是，經濟實力決定政治話語權。由于過往歷史不公，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被之前的殖民國家作為原材料供應國或單一產品市場，在產業鏈上處于低階，位于世界經濟版圖邊緣。如果這些國家沒有真正自主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就很難真正實現經濟生產力大幅提高，進而難以在國際的經濟體系當中有發言權。

我們曾做過一個課題，發現全球南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仍面臨七大約束：一是社會動蕩與治理能力不足；二是產業經濟低端鎖定；三是基礎設施赤字，投資與管理缺失；四是科研能力不足，人才流失加劇；五是教育水平低，勞動力不匹配；六是資源開發低，能源轉型挑戰大；七是國際話語權代表性低。這些因素有些是內部的，有些是外部的。其共同點是，由于全球南方國家長期受制于西方中心主導的現代化框架，導致國內治理能力不足和國際話語權滯后。全球南方國家能否克服這些困難，突破自己的發展瓶頸？這同樣需要內外契機的結合。

歷史上，第二個契機來自冷戰結束以后，西方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開啟。客觀上，大量全球南方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新機會。全球南方國家起初大都被動參與其中，但得益于這一機會，其本國的生產力在全球化的體系中逐步提高。這就是從政治的契機到了經濟的契機。

上述兩個契機還不是全部。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通過自主的開放和改革，找到符合自身發展道路的體制和機制。也就是說，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不僅找到自己正確的政治道路，也找到能夠滿足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斷提高自己的生產率，并提升自身在科技等領域中的能力。在全球南方國家當中，這類國家比較成功地進行了真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是很好的代表，還包括越南等國家，也在快速發展。

做好這一點可能要比政治獨立更難。被動參與全球化過程本身，并不代表一定能找到一條正確發展道路。如果只依靠外部市場，自身的產業和科技過度依賴其他國家，那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關鍵是，全球南方國家如何通過自主的開放和改革，找到既符合自己特定的發展階段，又和自身傳統文化根基相適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

這20年來，中國因其發展成就，已成為全球南方國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如今不確定和動蕩的世界中，中國代表一種最大的確定性。

實際上，中國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和平發展道路。這給了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一種信心。第一，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國家，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也鼓勵其他發展中大國以及全球南方大國，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不通過霸權和戰爭也能發展自身的道路。第二，對于當前的動蕩世界，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一個榜樣，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使得更多的全球南方國家能夠參與到當下全球經濟、科技等體系之中，從被動跟隨、接受和適應規則，轉向主動提供規則的重要一環。

在此，我想特別強調“全球中國”的含義。可從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的歷史維度來理解，相對于歷史上的“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全球中國”即演變發展為“世界的或全球的中國”。

成為“全球中國”的核心動力在于，當代中國重新開啟現代化進程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相互競爭和交融，成為推動世界現代化進程、改變世界現代化版圖面貌的關鍵力量。也就是說，“全球中國”本質是，在推動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當代中國體現自身的作用和價值。

“全球中國”影響和改變世界現代化版圖，包括器物層面深刻復雜的變化，如中國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從邊緣到中心、從低層到高端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層面的自覺和主動。中國在參與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最初作為現代化的邊緣和外圍，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和制度互動中表現為“沖擊—應對”模式，又通過艱苦探索，構建起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和制度。隨著現代化建設成功、綜合實力提升，中國更加自信和自覺地，把體現豐富實踐場景、融合傳統優秀文化和多元文明精華的中國特色現代化知識向外傳播分享，成為世界現代化知識譜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推進全球南方國家在精神層面、文化層面的能動性和自覺性進一步加強，這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以全球南方國家一員的身份提出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為了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營造更加和平安全、公平公正、普惠包容、團結協作的環境，使全球南方在現代化過程中實現國家的經濟自主、政治獨立、社會公平、文化自信，擺脫歷史上長期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而被剝削和依附的地位。

澎湃新聞：與過往國際關系理論中對世界秩序變遷的理解相比，當下的現實存在哪些不同？

陳東曉：過去國際力量的變化，更多是在西方強國之間不斷換手。也即，強國之間搶占殖民地。基于這些經驗，西方得出一些在他們看來是普世性的基本結論。其中包括“國強必霸”，也即，任何國家都離不開通過戰爭暴力的手段去調整國際秩序。

這其實是源自西方的經驗歸納。現在所謂“東升西降”，事實上把原先西方范疇里的一些知識，擴展到非西方世界中，如中國和印度等。后者則以與西方世界不同的經驗去回應。中國走過了一段被欺侮的歷程，又以和平發展的方式去復興，這是基于現實的條件而來。另外，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諸多對“和”的追求。種種因素都使得中國努力走和平發展道路。這的確為未來國際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條更為清晰的道路。

當下，國際體制機制、國際規范越來越重要，要用更多的多邊機制去調整利益，因為大家看到，原先的暴力道路形成多輸格局，不得不進行改變。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人類的進步。

再從文明文化的視角做些補充。近年來，中國相繼提出并在世界上大力倡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全球倡議，都堅持以“天下為公”的理念，把實現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把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根本指導理念，堅持多邊主義，強調平等對話、互學互鑒、團結協作，反對文明優越論和文明沖突論。這些價值趨向和理念，正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歷史遭遇和現實挑戰形成強烈共鳴。

四大全球倡議中所倡導的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應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全球南方國家隨著經濟實力和地位不斷提升，文化主體意識也不斷覺醒，更加珍視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在文明對話領域，無論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文明古國論壇，還是聯合國大會設立的文明對話國際日，這些機制都是全球南方國家大力推進的。在推動全球文明平等對話交流中，全球南方國家已顯現出強大的凝聚力，是一支關鍵力量。

我還要強調，四大全球倡議所倡導的文明多元進步與和合共生的理念，以及中國現代化正在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對提升南方國家自信產生巨大激勵效應。它激勵全球南方國家內在的歷史主動、文化自覺、道路自信和戰略自信，將有助于全球南方國家共同豐富和發展世界現代化的文化版圖。

幫助全球南方國家主動設置新的議程，使其獲得實際的發展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當下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的兩種趨勢，一方面是全球南方國家參與度不斷上升，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帶來的陣營化壓力？如果全球治理正在進入“再平衡”階段，當下有哪些概念和原則是大家需要重視的？

陳東曉：全球南方國家戰略自主的概念，是我們要重視的。

當下，大國競爭的陣營化壓力在增強。全球南方國家面對這一挑戰，存在一定壓力。但總體上，它們并未像冷戰時期的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去自動選邊站隊，而是強調自己的戰略自主。這有其歷史淵源，作為被殖民國家，全球南方國家過去跟著宗主國，現在經過獨立，更強調自己的發展自己做主，不簡單跟從一個國家的號令。

很多西方國家也有不同想法。它們不滿意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不希望回到誰的拳頭硬誰說了算的狀態之下，因此強調需要一種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2026年初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做了一次演講。其中，他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中等強國要團結自強，不要受大國競爭影響，還要更多爭取全球南方國家支持，和它們進行更深的合作。這里，他所說的中等強國，指的是以歐洲為主的西方中等強國，可能包括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這種表態是說，以自身為代表的中等強國，和全球南方國家都是弱勢群體，要更好地團結起來。

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如何保持戰略自主，的確是全球南方國家面對的新問題。實際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包括一些西方中等強國，都在采用對沖戰略。比如，在經濟利益方面，在產業、市場、科技、綠色、氣候變化等領域，都與中國合作；而在安全等方面，又不得不依賴美國。它們要和中國合作還是和美國合作，不再以意識形態去簡單劃線，而是強調按照對自身最有利的方面進行選擇。避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從而體現出最大的自主性。從外在表現看，這些國家做出的是對沖的選擇。雖有一些自主能力較弱的小國，可能被迫選邊站隊，但強調戰略自主、進行對沖的國家，還是占據多數。

事實上，這對大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要吸引和爭取這些國家，絕不能用強力來威脅，使用強力威脅是走不遠也走不通的；需要提出一種符合共同利益的方案，才能把它們拉近。這正是我們需要研究的。

第二個需要關注的概念，是多元秩序競爭。未來我們將看到的是，各種秩序在同步成長，相互也在進行競爭。

第一種秩序是所謂的“卡尼主義秩序”，正如前述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所表明的，中等國家相互抱團，繼續維護一種基于后冷戰時期規則的秩序。這是未來國際秩序的一種重要走向。相當一部分國家，包括不少全球南方國家，對此原則上是支持的。我們需要對此關注和重視。

第二種秩序是所謂“新勢力范圍秩序”，即大國各自形成自己的勢力范圍。比如，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將重新主導西半球，俄羅斯勢力范圍在歐亞地區，中國的主要影響力限定在亞太地區；印度的勢力范圍在南亞，巴西以拉丁美洲為主；而地區強權國家，如以色列、土耳其等，各自在中東形成一定勢力范圍。我們不能完全否定這種秩序存在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新勢力范圍”論的最大缺陷是，仍從傳統的地緣政治視角看待關鍵國家的影響力，而沒有看到當前科技和產業對“勢力范圍”的巨大影響，沒有充分看到許多關鍵國家產生的影響都是由關鍵科技產業及其供應鏈的構建而來。

第三種秩序是現在受到不少關注的“世界減一”秩序。一方面，美國內部一些專家也在討論，未來能否形成一個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把中國剔除出去，或者同時把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所謂“威權體制”剔除出去。另一方面，更多的國家由于質疑美國不顧規則、獨斷專行和恃強凌弱，特別是不滿特朗普時期“美國唯一和美國優先”對當下國際秩序的破壞，也在討論是否可以把美國剔除出去，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多邊合作秩序。這類秩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四種秩序就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而我們未來或許要探討的是，各種秩序共同存在、相互競爭的格局，而非一種秩序簡單替代另一種秩序。更大的可能是，按照自身能夠實現的最大利益，各國之間形成新的利益合作。至于中國和美國之間，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關系，但必須和平共存。其間也會形成一種關系秩序。

我認為，基于強調規則的秩序、基于“新勢力范圍”的秩序、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秩序等，不同秩序相互糾纏在一起，這種狀態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

澎湃新聞：您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議題設置、機制創新、能力建設與鏈路治理，是全球南方推動全球治理結構變化的關鍵環節。其中有哪些抓手和需要重視的要點？

陳東曉：議題設置方面，很重要的是，如何從原來被動接受議程，轉向主動設計議程。

比如，在撰寫《全球南方推動全球網絡空間治理走向“平權之路”》這篇文章時，我與合作者在討論中就說到，很多網絡空間的概念得以提出的背景，與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并不匹配。總體上，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能力、治理能力都比較弱，進而難以借助這些概念實現自己的真正利益訴求。

在網絡世界當中，需要形成有意義的鏈接（connectivity），否則對發展中國家無法起到幫助。

首先，需要考慮可負擔性。比方說，西方的某個大公司，給全球南方國家鋪了光纜電纜，后者似乎能夠由此連通世界，但如果價格極其昂貴，當地老百姓用不起，那么也就沒能實現有意義的鏈接。也就是說，全球南方國家在推動議程時，不應僅是表明，需要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需要進行相應援建。關鍵是，需要讓老百姓用得起。否則，即便基礎設施建了起來，對這個國家和該國百姓也沒有意義。

其次，需要有實際性的應用。比如，對于一個農業國家，如果把網絡基礎設施連接起來，但只是讓百姓看到西方世界的娛樂節目，那也沒有意義。一個農業國家運用網絡基礎設施，更需要實現的是，為當地農民提供關于氣象和水土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識支持，讓他們能夠免費獲得和使用。包括當地的教育、醫療、金融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識，乃至其他生產生活活動，都需要從網絡基礎設施中得到直接的幫助。

“有意義的鏈接”指的是，需要能夠讓當地用得起，也需要能夠產生實際性應用。實際上，中國對于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我們說，真正提出好的議程，就是希望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把抽象的、宏大的概念，落實為一些真正對自身有幫助的概念。從一般性的“鏈接”，到“有意義的鏈接”，正是其中一例。這樣，在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過程中，才會真正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好處。

還有一個例子。債務問題是大量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面臨的歷史遺留問題。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是比較大的現實問題。

中國過去也是債務國，這兩年逐漸變成債權國。現在，中國也參與到債務減免的過程中。對于一些國家的債務，我們把還債時間進一步拉長，把利息減少，甚至有時會減免。但若是一直給這些國家減免，那么它們的債務信用就會成為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借了錢，還能通過自身的發展把錢還掉，則會成為很好的債務國，還有能力去借新的錢，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

對于如何償還債務和提升信用，中國也向這些國家去傳遞自己的經驗。同時，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中國也提出將其與綠色、可持續發展等內容結合起來。相比國際上原先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傳統減債模式，中國所提出的諸多好的經驗和做法，對全球南方國家形成很大的支持，也帶來了一種進步。

另外，原先通常認為，主權債務是在主權國家之間形成。而當下，很多債務發生在銀行等私營部門與債務國之間。中國一直鼓勵私營部門參與其中，如果沒有我們國家作為一個債權國的積極作為，私營部門的參與程度也不會這么高。這也是中國的一個貢獻。

當然，到了新的階段，也有很多新的挑戰需要回應。比如，我們自身還要不斷改革，解決債務的透明度問題，等等。

澎湃新聞：新的全球治理機制，也會從對技術浪潮的響應中而來。如何對南方國家進行制度性賦能，使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向演進？當下又有哪些機遇和障礙？

陳東曉：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都很實際。現在，同發展中國家談AI治理，與同美國等發達國家談AI治理，完全不在同一頻道。發展中國家會感到，窮人根本還沒能享受到AI，根本談不上去如何約束、控制和管理。對全球南方國家來說，更多是要考慮如何把AI的落地場景快速運用到生產生活中去，使得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民眾生活質量提高。這才是最為關鍵的。

比如，2025年7月，在上海舉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中國氣象局向吉布提、蒙古兩國捐贈了城市多災種早期預警智能體MAZU-Urban。它們分別是典型的島嶼國家和內陸國家。通過這個智能體，兩國能夠為自己當地農業生產報送精確的氣象數據，這可以在當地人的生產生活中，對防災減災起到關鍵作用。面對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真實場景，把實際的產品送給它們，相應的手段才能真正管用。

中國的落地場景非常豐富，既有非常發達的地區，也有還在發展中的地區。中國在不同的地區和場景之中，創造出和落地運用的AI技術，轉移到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對當地的生產生活會很有幫助。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

總結起來，首先，是價值觀的引領，中國堅持走和平包容平等的道路。其次，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更多公共品，其實是要為其提供能力建設。最后，中國也在不斷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聲平臺，比如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等。這方面，我們采用增量漸進式改革的辦法，通過這些平臺，在原有的體系之外，改變過往西方主導的機制中，西方國家在結構和比例上占優的局面。以此為全球治理提供一種完整的生態體系。

希望有更多全球南方國家跟上

澎湃新聞：有哪些新的研究議題和方法，是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者未來應當特別關注的？

陳東曉：首先，需要研究新的歷史周期。按照長周期的歷史看，從二戰結束后直到本世紀中葉，大概這一百年里，歷史車輪轉動的不同階段，背后是經濟周期、政治周期的共同推動。

比如，二戰結束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周期是以石化工業為主的產業以及相應服務業來支撐，政治周期是以冷戰為代表的對抗，以及反殖與獨立運動為代表的革命，總體上是兩極格局。而冷戰結束后到201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經濟周期背后是信息革命推動的產業和服務，而政治周期對應的是美國單極主導的超級全球化，是單極格局。從現在到2050年左右，可視為一個新的周期，經濟周期以數智和綠色產業為主導，政治周期則是大國競爭和治理，可能會變成新的多極格局。我們需要認真和深入研究，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如何相互連接起來，其背后有怎樣的根本動力或主要動力。

也即，我們做戰略研究時一定要看清楚，某個具體事件本身，可能是在歷史長周期當中所反映出來的必然現象。看起來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但客觀上或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從兩極到單極再到多極，這一歷史周期背后是否有規律可循，或只是一種偶然現象？在這個領域，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中，有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長周期理論，其理論仍然強調，世界大戰是周期變化的重要動力。而未來的長周期交替，能否超越“世界大戰”，形成世界力量和平共處與和平轉移的新周期？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

其次，我們需關注“全球中國”的概念。我覺得，全球南方也不會固定不動。甚至有些發達國家，如果衰落了，也會跌入南方的陣營中。而當下的全球南方國家，會不會在“畢業”之后，上升到一個真正的發達經濟體的俱樂部之中，我們也要對此保持觀察。

中國的確和普通全球南方國家不同，融入世界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我們需要研究中國未來對全球現代化版圖、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的影響。最直觀的是，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積累，我們強調文化自信，但又不固守在傳統文化之中，而是把文化自信轉化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容。這使我們找到一條自己真正的發展道路，也能夠對其他全球南方國家起到很大激勵。

很多全球南方國家，認為憑借自身的經濟發展有可能進入全球化進程，但不具備文化上的自信。很多全球南方國家覺得自己不過是照搬西方的經驗模式，對于自身傳統的經驗、文化和知識能夠形成的發展模式，并沒有一種真正的自覺和自信。

我覺得中國未來貢獻的意義也在這里。鼓勵很多有深厚的文化積累、處于落后狀態的國家，既保留自己優秀的傳統文化，也走出一條真正的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這就是一種“全球中國”的貢獻。

我希望有更多的全球南方國家跟上。否則，只有中國能夠成功，也是比較遺憾的。如果有更多的南方大國成功，才是非西方模式的現代化真正建立起來。這些問題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