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昌：大圣遺蹤處 猶有宋時風

大圣雕塑

宋代青釉醬彩塑雙嬰戲龜紋瓷筆架

宋代長方形三層砂巖石暖硯

宋代青瓷臥犬

宋代青釉瓷燈，也是古人說的“省油燈”。

宋代青釉印花葵口瓷碗

宋代瓷杯、瓷杯托

“宋經略使龍山余公神道”碑

許多初到順昌的人對順昌的印象，都被“大圣祖地”吸引。但走進順昌縣博物館，才發現這座城不但有神仙傳奇的源流，也有千年前凡人的生活。

順昌縣博物館于2024年6月正式全面開放，占地面積約1.9萬平方米，館內設有順昌歷史文化和大圣文化兩大固定展區。順昌縣博物館館長王長軍則將順昌歷史文化和館內亮點文物濃縮在一下午的時間，為我們一一介紹。與其他縣級博物館相比，順昌縣博物館的館內展品數量不算最多。但跟隨館長的腳步，聆聽講解，就會知道，這里的文物也足夠講好順昌的故事。

大圣文化在順昌

進入順昌博物館一樓展廳，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大圣雕塑。

館內有一文一武，兩尊大圣雕塑，分別立于上下樓的樓梯一側。眼前這尊武大圣腳踏祥云，手持金箍棒，做出“金猴奮起千鈞棒”的姿勢，形象與《西游記》的“孫行者”形象如出一轍。順昌縣博物館館長王長軍介紹說：“很多游客剛進館時，都會感嘆這尊大圣雕塑栩栩如生。”接著，王長軍解釋，大圣文化在順昌，本身是地方民間信俗。它形成的時間，比世德堂本《西游記》成書還早。

20世紀90年代，順昌寶山發現“雙圣”相關墓葬后，引起關注。雙圣墓說明，在民間社會中，“大圣文化”要遠遠早于明朝成書的《西游記》。

王長軍帶著我們走到一幅塑像圖前。這尊塑像位于順昌縣嵐下鄉的“岐頭通天大圣壇廟”，當地人稱為“猴行者”“文通天”。人們對于“大圣”的認知，大多停留在《西游記》塑造的猴行者形象。而圖中的“文大圣”頭戴冠冕，神態莊重，并沒有影視劇里那種夸張的猴相。

岐頭通天大圣壇廟的“文大圣”雕塑的白衣秀士形象就來自南宋成書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書中故事描述身為“花果山紫云洞八萬七千銅頭鐵額獼猴王”的猴行者，化為白衣秀士護送唐三藏西行取經；歸來后被封為“銅筋鐵骨大圣”。王長軍說：“順昌的大圣文化古已有之，而不是先有小說，再有大圣崇拜。”他說：“很多地方也有大圣廟，但順昌保存了比較完整的信仰脈絡。”

展廳里還陳列著明朝流傳至今的大圣祭壇石碑，實實在在地讓人感受到“山尊大圣，海祭媽祖”這句話的厚重。

宋代書房器物二三件

一段西天取經的神話故事，需要百來個章回才能娓娓道來。而在順昌縣博物館二樓的文物展區，只需幾個文物展品便為參觀者展現生活在宋朝的文人生活。

王長軍館長帶我們走到一方“長方形三層砂巖石暖硯”前，特意停了下來。這方硯臺呈長方形，下部中空，共分三層。乍一看結構有些復雜，細看才發現，中間可以注入溫水，用來防止冬天墨汁凍結。

“宋人讀書是很講究的。”王長軍說，“冬天冷，墨容易凝，所以才會有暖硯這種東西。”他說著，用手比劃了一下暖硯的結構：“下面一層放熱水，上面溫墨。說明當時人已經很在意書寫體驗了。”展柜燈光下，暖硯與其他硯臺對比不顯長期使用的痕跡，或許這也是閩北冬日結冰日子少的影響。

展柜另一側擺著幾盞瓷燈也有“奧秘”，其中一盞“宋青釉瓷燈”燈身較高，燈座呈現碗狀，釉色泛著淡淡灰青。“這個很有意思。”王長軍笑著說，“很多人會說‘省油燈’，卻不知原型，這其實就是‘省油燈’。使用者通過在底部注水，給被燈芯加熱的燈體降溫，就能減少燈油揮發。宋代生活已經相當精細了。”而另一件“宋葵口建康府蔡家煉銅照子記銅鏡”，則幾乎讓人一眼看見了宋人的日常。鏡子呈葵花口，鏡背鑄有“建康府蔡家煉銅照子記”字樣。 “照子”二字就是古代鏡子的名稱，而“建康府蔡家”則為品牌。側面說明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購買銅鏡這種日常用品，有人會認作坊。

“宋青釉醬彩塑雙嬰戲龜紋瓷筆架”。兩個嬰孩立在龜的兩側和龜互動，可以說這已經不僅僅是文房工具，更像一種文人的審美趣味。“筆架是讀書人的用品，做成這樣寓意‘獨占鰲頭’。”王長軍說。

而展廳里有幾件特殊的一件器物，其中結構最精細的是“宋青釉連盆瓷架”。它只有巴掌大小，像個“手辦”，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上方連著盆，下方中空，架腿、盆沿、結構都做得一絲不茍。“這個其實是明器，是陪葬模型。”王長軍解釋，“真正的木家具保存不下來，但這些陪葬的模型讓我們看到宋朝人的生活樣貌。這種形式的盆架，一直流傳到今天也大體不變。”

展廳里的這些器物，其實已經足夠拼出一個完整的宋代書房：冬天寫字時，有暖硯溫墨；夜晚讀書，用省油燈來照明；讀書困乏了，可以把玩桌邊放著的“獨占鰲頭”筆架；梳洗過后，用建康府蔡家的銅鏡照一照。置身展館里，千年前生活在順昌的宋朝“老祖宗”，忽然變得就在眼前，給我們“直播”日常。

余良弼神道碑

盡管幾番詢問下，館長王長軍都謙虛地表示館內還沒有什么文物可稱為“鎮館之寶”，但每一位參觀順昌縣博物館的觀眾都忘不了館內最“重量級”的一件文物——余良弼神道碑。

石碑立在展廳中央偏內的位置。碑長2.32米，寬61厘米，厚13厘米，碑文刻“宋經略使龍山余公神道”。1990年5月19日，順昌縣考古工作人員在水南村水井邊發現“宋經略使龍山余公神道”石碑，如今移入館內收藏。

余良弼，字巖起，號龍山，1102年出生于順昌。南宋建炎二年（1128），他進士及第。那時正值南宋初立，北方淪陷，局勢極亂。他早年在韓世忠軍中任糧官，后為福州知府張守幕僚。紹興初年，順昌匪患嚴重，縣令棄城而逃，百姓流離失所。朝廷一時無人敢往，而余良弼卻主動前去招撫。臨行前，祖母徐夫人對他說：“鄉井墓墳，莽為盜區，親黨囚虜，汝能解紛，是亦吾心。”后來，余良弼孤身進入賊營，曉以利害，未動一兵一卒便平定匪亂。

余良弼后來歷任漳州通判、泉州南外宗正司丞、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等職，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治理與邊疆事務中度過。余良弼在廣西時局勢復雜，邊地盜亂頻仍，又長期存在人口販賣問題。余良弼到任后，一方面整頓軍政，一方面嚴禁邊民被販往交趾為奴。他甚至專門制定新規：舉報人口販賣者給予重賞，官員縱容同罪。在廣西他“減鬻爵，禁販奴，撫諸洞，殲群盜。”

余良弼晚年回到順昌龍山隱居。相比他前半生的輾轉奔波，晚年的龍山生活顯得安靜許多。他在龍頭巖下筑“龍山堂”，藏書萬卷，終日與書卷山水為伴。他寫《教子詩》訓誡子孫勤學，其中一句：“學不成名豈丈夫”，至今仍被引用。

他也是朱熹“朋友圈”的一員。紹興二十六年（1156），朱熹在泉州任職，與時任泉州通判的余良弼相識，兩人時常共研經義。三十多年后，余良弼之子余大用將《龍山文集》送到朱熹案前。那時的朱熹已經年過花甲。讀完故友遺文后，他專門寫下《跋余巖起集》。

朱熹稱贊余良弼：“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

神道碑本應立在墓前，但如今余良弼墓無處可循，只留有這塊神道碑。了解余良弼后，則會覺得，他并不只是歷史書里一個遙遠的名字。隔著八九百年的時間，也能在博物館里重新看見他。

□張俁辰 林水鑫 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