焐熱“冷板凳”，守住文明的根脈

杜澤遜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編輯部主任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杜澤遜（中）指導文學院研究生進行《永樂大典》分書重編工作。學校供圖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但這“不曾中斷”，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一代代人接力守護的結果

　　■冷門絕學最難的從來不是做學問，而是留人。培養一個能看懂古書、能標點古書的年輕學者，比我們校勘一部大書還要艱難

　　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指出，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回答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時，談起“盛世修文”這一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的兩番囑托，我記了5年，也做了5年。

　　古籍整理是一項什么事業？思之再三，我以為兩個字差可概括——“續命”。醫者救人，我們救書。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但這“不曾中斷”，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一代代人接力守護的結果。

　　然而，續命不能僅憑一腔熱血，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方法。這5年，我與團隊所做的事，歸根結底是在探尋一個答案：在當代中國，如何以學術的方式，讓中華文明的根脈不僅不斷，而且能以更系統、更現代的方式活下去。

　　我的答案是，從三個方向同時發力。

　　在最基礎處守正——

　　為文明家底“存真”

　　續命的第一步，是知道我們手里究竟有什么。

　　《永樂大典》被稱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全書2萬多卷、1萬多冊，但存世的只有400多冊，不到百分之四。百分之四，是個什么概念？這意味著一座巨大的知識寶庫，600年來歷經戰火、盜劫、流散，最后只剩下一些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時，叮囑工作人員：“我最關心的就是中華文明歷經滄桑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中華民族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不少，留下來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把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如何呵護？首先要讓人看得懂。《永樂大典》沒有標點，一般讀者根本讀不下去。我們的第一步，便是為它“斷句續命”——邀集70余所高校、200余位專家，分專業、分方向，逐一標點。初稿之后，交叉審校；再審之后，骨干專家會審；會審之后，又請100余位定稿專家逐字勘定。四輪下來，方敢說可以付梓。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永樂大典》整理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本。

　　但這才剛剛開始。更難的，也是我特別想做的一件事，叫“分書重編”。《永樂大典》是按韻編排的，把一部部完整的書拆散了放進去。我們再把這些“零件”拆出來，讓它們各歸原書。這個過程，我們叫它“讓迷路的小鳥回家”。比如，我們從中發現了《梁昭明太子事實》的片段，這部書早就散失了，《永樂大典》還保存了兩段。哪怕只有兩段，也是從“0到1”的發現。這就好比拿到了文明拼圖上一個失落的碎片，你把它放回原處，整幅圖畫就更完整了一點。

　　在山東，我們編纂《齊魯文庫·典籍編》，是同樣的道理。山東先賢的著述，存世者約有萬種，分藏在海內外百余家圖書館、博物館。我們的任務是逐部清點、搜訪、影印。這些年，一輯一輯地出，每輯百冊，至今已出至第三輯。最讓我欣慰的一個發現，是清代王士祿窮畢生之力編纂的《燃脂集》——一部匯輯歷代婦女著作的珍貴稿本。長期以來，學界僅知上海圖書館存有殘卷29卷，而我們竟然在濟南市博物館發現了全本，200余卷，完好無損。沉埋300年，終于快要面世了。

　　很多人覺得，古籍整理就是“收舊書”。我說不是，這是“為國存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守正創新”。我理解的“守正”，絕不是抱殘守缺，而是以最嚴謹的學術尺度，為我們的文明家底完成一次科學的盤點。唯有先摸清家底，才談得上創新。

　　在最瓶頸處創新——

　　為學術范式“立法”

　　摸清家底，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方法。古籍整理若僅靠一人、一室、一校之力，是做不成的。

　　我算過一筆賬：《十三經注疏》匯校，倘若一人為之，需要450年。人生不過百年，所以必須換打法。習近平總書記說“引領創新”，我的體會是：這不僅是學問上的創新，更是組織范式上的變革。這5年，我像一個“調度員”，把散布各地的數百人團隊擰成一股繩。《永樂大典》標點，200余位專家各有專攻——文學、史學、天文、醫道，各司其職。同時，一切流程規范化、標準化，方能確保質量與效率的統一。

　　有人問，你是做古籍的，怎么搞起了“集團軍作戰”？我說，盛世修文，盛世就得有盛世的辦法。過去修書靠一兩位大儒皓首窮經，今天我們有條件集合全國甚至全球的學術力量，通過科學分工、線上協作，把效率和質量都提上去。這就是新時代的“修文”方式。

　　山東大學是全國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組長單位。這些年我們探索的“融合化、時代化、中國化、國際化”新文科路徑，與我在古籍工程中的思路一脈相承——打破學科壁壘，打破學校界限，打通古今中西。我們的實踐經驗后來被總結推廣，形成了一刊一報告、一會一論壇的工作機制，為全國高校提供參考。這說明，象牙塔里的基礎研究，同樣可以成為國家文化戰略中高效、可控的精銳力量。

　　在最根本處育人——

　　為絕學傳承“育種”

　　家底清點了，方法建起來了，但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誰來接？

　　冷門絕學最難的從來不是做學問，而是留人。培養一個能看懂古書、能標點古書的年輕學者，比我們校勘一部大書還要艱難。倘若后繼無人，我們整理出來的成果，將來依舊無人能懂——“續命”，便只續了半程。

　　2012年，我在山東大學創辦了尼山學堂，并擔任班主任。我們的辦法很直接：不讓孩子們只坐在教室里聽課，而是直接拉到“戰場”上去。有一句話，這些年我對學生講了無數遍：“一個學者，沒有參加過重大學術工程，就好像一個士兵沒有上過戰場，很難成長為優秀的指揮員。”

　　尼山學堂的學生，本科階段便跟著我做《永樂大典》分書重編，從編號、剪貼，到校勘、考證，全部在國家級項目里真刀真槍地練。他們中過半數是理工科轉專業而來，因何而來？因為他們發現，這件事很“酷”——可以在國家工程中一展身手。如今，《永樂大典》項目邀請的200余位專家里，至少有四分之一出自尼山學堂。看到這個數字，我的心里很踏實：薪火，傳下去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里強調“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兩件事都要人來做，要一代接一代的人來做。我能做的，就是把前輩教給我的東西，連同40年的甘苦與熱愛，一并交到年輕人手里。校經處那盞燈，365日，夜夜亮至子時。那燈下，有我的學生，有學生的學生，將來還會有更多后來者。只要那盞燈亮著，文明就活著。

　　道是根本。我們這個民族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古籍，便是來路的記錄。不知來路，何談去處？

　　古籍整理，一個人一輩子做不完，需要幾代人接力。我們這代人的使命，就是接住前人，帶起后人。用最嚴謹的學術守住文明的正根，用最大膽的創新打開傳承的新路，讓中華文明的根脈，在新時代生出新的枝葉來。

　　（本報記者 魏海政 通訊員 車慧卿 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26年05月20日 第06版

作者：本報記者 魏海政 通訊員 車慧卿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