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先生的耿直 | 丁帆

裘錫圭先生（1935—2025）

裘錫圭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坐在去北京的高鐵上。

驚聞先生魂歸故里，感慨萬千，遂在手機上開始寫悼文。車到北京南站，已完成初稿1500余字。匆忙下車之際，卻忘了保存，待到酒店安頓下來，打開手機，一字無存，后悔不迭。

“文匯·筆會”編輯再三叮囑我重寫，拖至今日，才動手補寫。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第一召集人葉子銘先生，去擔任秘書之職時，還是一個四十歲的“年輕人”，那些大多數出生在三十年代的“老先生”們，卻個個都是學界仰慕的大家了。如今，他們中間許多人一個一個離世了，勾起我無盡的感傷，他們的音容笑貌，宛若昨日的星辰，像電影蒙太奇鏡頭那樣，閃爍在我的眼前……

我非“史官”，不能像“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那樣記錄下各位先生的言談、事跡，卻以為，若不能像“記室”“錄事”那樣的刀筆小吏，將鮮活的在場場景，還原出來，將其保存在生動的“別史”與“外史”中，是對歷史與人物的一種罪過。

中文學科在中國文科門類中是一個大組，它涵蓋了文學和語言兩大分支，上個世紀90年代，評議組成員有15名之多，而北京大學中文系就占了五分之一，共有三位先生：嚴家炎、裘錫圭和袁行霈。

那時，裘先生也就是近60歲的年紀，但已是語言文字學界的泰斗了。

裘先生來了，他身著灰色的中山裝（有時也換成深藍色的，但仍然是中山裝），戴著一副發黃的深度眼鏡，臉色略顯倦怠。翻閱資料時，他將眼鏡向上一推，頂著前額，眼睛湊近紙張閱讀，很有點吃力的感覺。開會時，他時而端坐在椅子上，翻閱文件，聚精會神；時而背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看似小寐，但一俟聽到敏感的話題，就馬上睜開眼睛，腰桿挺直，陳述自己的意見。

裘先生一開口，我就判斷出他是江南吳語地區人，果然，他的祖籍是寧波，但從小長在上海。我那時猜想，他的性格應該是溫婉似水的，但裘先生在兩次學科組會議上的發言，讓我徹徹底底認識了吳人金戈鐵馬、殺伐決斷的個性。

那一年，中文學科迎來了大幅度增列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的評審，競爭十分激烈。學位辦的一位副主任坐鎮中文學科，口頭傳達了時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的指示：江南某大學屬于全國大并校的試點單位，工科強大，中文學科卻較弱，但須優先考慮多增加二級學科博士點。這時，兩個上海人站出來說話了，一個是北大的裘先生，另一個是復旦大學的章培恒先生：哪有這種直接下達命令的呢？哪有兒子還沒有出生，就先分房的道理？他倆一唱一和，滔滔不絕。最后投票，竟然是全票的結果否決了那個指示。這樣的事件，在中國學科評議組是空前絕后的一次吧，在中文學科里也只能發生一次吧。

那時候，學科召集人有三，分別是葉子銘、郭豫適和錢中文先生，裘先生雖不是學科召集人，平時話并不多，但是，一說出口，便能切中要害，且鐵面無私，振聾發聵。

那年，學位辦第一次在外地開會，選擇的是河南鄭州的黃河飯店。

又是在一次晉級二級學科博士點的會議上，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的文藝學對決一個名額，經過五輪預投票，仍然決不出誰上誰下。于是，大家讓我去向學位辦文科組負責人請示，能不能再加一個名額。所幸的是，文科組負責人聽了我有點文學夸張修辭手法的匯報后，立馬就允諾給中文學科再添加一個名額。

我歡天喜地回到會議室，報告了這一好消息，大家都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以為總算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了。

正欲再次投票，裘先生開口了：這個爭來的名額，不能給文學，我們這個學科的全稱是“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語言在前，文學在后，語言學起碼是半壁江山吧？但為什么每一次評審，都是文學的名額遠遠多于語言學呢？我建議，北京大學暫時不上，這個爭來的名額讓給語言學，我提議，讓華中師范大學語言學邢福義先生的點先上。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會場陷入了尷尬的沉默之中。

誰也沒有想到，一個敢于否定上級指示的人，也敢于破學術圈子里的規矩，直陳自己的觀點。

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裘先生能夠當著自己同事的面，說出這種“不利于”北大中文系學科發展的話，著實令人欽佩。而愿意為語言學出頭，鐵面無私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和動議，無論在那個時代還是今天，都是罕見的，一般人不會那樣去做。

當然，最后的結局還是圓滿的，那個學科組負責文科的L君，甚為義氣，聽了匯報后，毅然作出了再添名額的決定。

裘先生的這一壯舉，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時，也影響了我的后半生。

大約是2011年9月，我參加了第一屆“思勉原創獎”（此獎已經是教育部文史哲著作的最高獎項）的終評，中文學科評委有王水照、嚴紹璗、郭延禮、曹順慶、韓經太和我。

那次評審十分激烈，華東師范大學大會議室里，除了中間一圈二十多個評委外，外圈坐滿了幾十名記者和觀眾，場面頗為壯觀。第一輪放映的是推薦專家委員會的學界各位權威的推薦意見，有些評委的措辭異常激烈，引發了觀眾一陣陣驚嘆。

輪到終評委發言，我們力挺裘錫圭先生、章培恒先生和項楚先生，以及尚年輕的陳炎獲獎。會上，某大學的一位評委認為我們中文提名太多，應該限制。我當場反駁他：你太狹隘了，我們首先提名的是哲學學科的著述——唯一入圍兩本書的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然而，卻被哲學學科否定了……這些尖銳的言辭在無意識中爆出，仿佛裘錫圭先生就站在我的身后。

激烈爭辯之后進行投票，結果出來，大家平靜。排名第一的是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順序下來是項楚先生的《王梵志詩校注》，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和楊國榮先生的《道論》。獲得提名獎的是章培恒先生與駱玉明先生合著的《中國文學史新著》。中文學科上了兩個正榜，文學和語言學各一個，算是對裘先生的一個歷史交代——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是一個整體，兩翼齊飛，致遠同行。

裘先生去世的那天，我在網上留言，他的逝世是中國語言學的巨大損失，有同行專家糾正，裘先生是文字學專家，殊不知，我說他是語言學大家，深意就在于——他始終站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大局上考慮問題，而非只站在自己的專業立場來思忖問題，這是先生的大氣之處。

但讓我耿耿于懷的還是對李澤厚的不公，盡管兩年后的第二屆“思勉獎”的頭名給了李澤厚的《哲學綱要》，只是這遲放的鮮花，卻并不是我心中期許的那朵。

2005年，裘先生離開北大，回歸故鄉，又在復旦大學耕耘了20年，其間孜孜不倦埋頭學問的精神，仍然可敬可佩。有一年，他來南京大學講學，在餐桌上，我看他精神矍鑠，面貌與往昔幾無變化，只是那副泛黃的眼鏡，改成了深棕色的玳瑁眼鏡。我便上前一步，豪敬了他一壺。

我不知道裘先生是屬于“京派”學者呢，還是“海派”學者？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天真無邪的耿直個性，讓人銘記在心。

2024年5月，清華大學黃德寬教授在養老公寓看望裘先生（左）。裘先生是國家“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發展工程”學術顧問，黃教授向他介紹工程進展情況。

往事如煙，裘先生的面影卻常常在我眼前浮現。

昨日凌晨，與我敬仰的一位大先生微信聊天，他說我的“性格耿直”，我知道，他用的是中性詞，褒貶都在其中，我卻以為這是對我的最高褒獎了，雖然我離裘先生的耿直還相距甚遠。

2026年4月15日

草于南大和園桂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