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二十三萬人，十萬人拿起了槍或跟著隊伍走。到一九五一年，只剩四千多人。
這個地方，不在邊關，也不在大城，就在四川東北的通江河邊。可一九三二年冬天以后，中國革命在這里扎下了一根最硬的樁子——川陜根據地的首府，就設在通江。
話重不重，看數字就知道。全縣二十三萬人口，參加紅軍的有四萬八千到五萬人，參加游擊隊、赤衛隊等地方武裝的又有五萬人，支前群眾超過十萬人。
這是代價。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轉到川北。兩個月后，通江縣城里先后開了兩次大會：一次是川陜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一次是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
會場定下來，牌子一掛，通江不再只是山城。它一下子成了川陜蘇區的中樞。省委在這里，蘇維埃政府也在這里。不到兩個月，當地就發展黨員二百多人，通江一地建立起一百七十多個各級黨組織。
城小，攤子卻大。省委管著二十多個縣級組織，村一級組織鋪到了四千多個。山溝里開始貼標語，開夜校，分田地，練隊伍。打這天起，通江家家戶戶都和前線連在了一起。
人一動起來，局面就變了。
最見筋骨的，不在會場，在后方。紅四方面軍總部遷來后，戰事越來越緊，傷員越來越多，槍炮子彈、衣鞋藥品，全要從山里一點點摳出來。
于是通江縣永安鎮得漢城一帶，兵工廠、火藥廠、造幣廠、被服廠、鐵工廠、草鞋廠、紡紗廠、工農銀行，一個接一個辦起來。全縣能擰繩的擰繩，能打鐵的打鐵，能納鞋底的納鞋底。
沙溪鎮王坪村那邊，紅四方面軍總醫院也立了起來。病房不夠，老百姓就把自家房子騰出來；床板不夠，就把門板卸下來；一批傷員養好，轉身又回了隊伍。
光養兵還不夠，還得養民。通江一邊禁煙，一邊修渠修路，組織生產。支前的糧食，最后送出了五千萬斤。擔架隊、運輸隊、洗衣隊，幾乎村村都有。
這才是底子。
可通江最叫人記住的，還是人。五萬人參軍，放在二十三萬人口的縣里，幾乎是抬頭就能見到穿軍裝的人。一個院子里，兄弟幾個走了；隔壁門里，父子兩個也走了。
有人跟著主力打仗，有人留在本地當赤衛軍，有人抬擔架，有人送糧。紅軍戰略轉移時，通江又有六萬人隨軍北上。縣里的青壯，像潮水一樣往外涌。
往后呢？往后就是一仗接一仗。保衛川陜蘇區的仗，長征路上的仗，西征路上的仗，能回來的越來越少。
三個兄弟，常常就剩一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毛浴古鎮開會，墻上后來刻下了十六個字：“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
這不是空話。寫下這十六個字的時候，通江已經把能給的都給出去了：人給了，糧給了，布給了，門板和房子也給了。山路上的草鞋印，一層疊一層。
可紅軍撤離以后，報復也來了。參加過紅軍、做過蘇維埃工作的干部群眾和家屬，被清算、被追殺、被燒房、被霸產。只統計到的一部分，就有被殺害九百二十四人、燒房四百八十五間。
門一踹開，家就散了。
所以，通江后來出了將軍，人們記得；可更該記得的，是那些沒有名字的人。全縣參軍和隨軍的人里，到新中國成立前后，幸存下來的只有幾千。到一九五一年，統計下來，僅四千多人健在。
這個數，冷得很。六萬人走出去，五萬多人沒能回來。換到每一個村子里看，就是墳頭多了，門檻空了，灶臺前少了人影。
但通江沒斷。傅崇碧、何正文、陳彬這些后來授銜的將軍，都是從這片山里走出來的。只是他們身后，站著的是更多沒有軍銜、沒有照片、名字刻在碑上甚至來不及刻上去的人。
一九五一年八月，王維舟、余洪遠率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川陜分團，到通江縣王坪村祭掃烈士墓。山風從碑林間穿過去，吹動松枝，也吹過一排排名字。
王坪山腰上，那塊“守靈石”還在。碑一層一層立著，路一階一階往上。走到盡頭，再回頭看通江河谷，山還是那些山，水還是那道水，只是當年出去的人，大半都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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