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萬人,十萬人拿起了槍或跟著隊伍走。到一九五一年,只剩四千多人。
這個地方,不在邊關,也不在大城,就在四川東北的通江河邊。可一九三二年冬天以后,中國革命在這里扎下了一根最硬的樁子——川陜根據地的首府,就設在通江。
話重不重,看數字就知道。全縣二十三萬人口,參加紅軍的有四萬八千到五萬人,參加游擊隊、赤衛隊等地方武裝的又有五萬人,支前群眾超過十萬人。
這是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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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轉到川北。兩個月后,通江縣城里先后開了兩次大會:一次是川陜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一次是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
會場定下來,牌子一掛,通江不再只是山城。它一下子成了川陜蘇區的中樞。省委在這里,蘇維埃政府也在這里。不到兩個月,當地就發展黨員二百多人,通江一地建立起一百七十多個各級黨組織。
城小,攤子卻大。省委管著二十多個縣級組織,村一級組織鋪到了四千多個。山溝里開始貼標語,開夜校,分田地,練隊伍。打這天起,通江家家戶戶都和前線連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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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動起來,局面就變了。
最見筋骨的,不在會場,在后方。紅四方面軍總部遷來后,戰事越來越緊,傷員越來越多,槍炮子彈、衣鞋藥品,全要從山里一點點摳出來。
于是通江縣永安鎮得漢城一帶,兵工廠、火藥廠、造幣廠、被服廠、鐵工廠、草鞋廠、紡紗廠、工農銀行,一個接一個辦起來。全縣能擰繩的擰繩,能打鐵的打鐵,能納鞋底的納鞋底。
沙溪鎮王坪村那邊,紅四方面軍總醫院也立了起來。病房不夠,老百姓就把自家房子騰出來;床板不夠,就把門板卸下來;一批傷員養好,轉身又回了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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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養兵還不夠,還得養民。通江一邊禁煙,一邊修渠修路,組織生產。支前的糧食,最后送出了五千萬斤。擔架隊、運輸隊、洗衣隊,幾乎村村都有。
這才是底子。
可通江最叫人記住的,還是人。五萬人參軍,放在二十三萬人口的縣里,幾乎是抬頭就能見到穿軍裝的人。一個院子里,兄弟幾個走了;隔壁門里,父子兩個也走了。
有人跟著主力打仗,有人留在本地當赤衛軍,有人抬擔架,有人送糧。紅軍戰略轉移時,通江又有六萬人隨軍北上。縣里的青壯,像潮水一樣往外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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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呢?往后就是一仗接一仗。保衛川陜蘇區的仗,長征路上的仗,西征路上的仗,能回來的越來越少。
三個兄弟,常常就剩一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毛浴古鎮開會,墻上后來刻下了十六個字:“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
這不是空話。寫下這十六個字的時候,通江已經把能給的都給出去了:人給了,糧給了,布給了,門板和房子也給了。山路上的草鞋印,一層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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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紅軍撤離以后,報復也來了。參加過紅軍、做過蘇維埃工作的干部群眾和家屬,被清算、被追殺、被燒房、被霸產。只統計到的一部分,就有被殺害九百二十四人、燒房四百八十五間。
門一踹開,家就散了。
所以,通江后來出了將軍,人們記得;可更該記得的,是那些沒有名字的人。全縣參軍和隨軍的人里,到新中國成立前后,幸存下來的只有幾千。到一九五一年,統計下來,僅四千多人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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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數,冷得很。六萬人走出去,五萬多人沒能回來。換到每一個村子里看,就是墳頭多了,門檻空了,灶臺前少了人影。
但通江沒斷。傅崇碧、何正文、陳彬這些后來授銜的將軍,都是從這片山里走出來的。只是他們身后,站著的是更多沒有軍銜、沒有照片、名字刻在碑上甚至來不及刻上去的人。
一九五一年八月,王維舟、余洪遠率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川陜分團,到通江縣王坪村祭掃烈士墓。山風從碑林間穿過去,吹動松枝,也吹過一排排名字。
王坪山腰上,那塊“守靈石”還在。碑一層一層立著,路一階一階往上。走到盡頭,再回頭看通江河谷,山還是那些山,水還是那道水,只是當年出去的人,大半都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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