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大壽的墓，是怎樣跑到加拿大去的？

1919年的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zhàn)的水深火熱之中，北京城郊的永泰莊，一座沉睡了近三百年的明代墓園，正悄然迎來一場滅頂之災(zāi)。

彼時，遠在萬里之外的加拿大，安大略考古博物館館長查爾斯·柯雷利，正對著一張泛黃的中國古地圖，給天津英國皮貨商克勞福斯下達了一個離譜到荒唐的任務(wù)——從中國“采購”一座完整的明清貴族墓葬，而且要求是“能直接搬進博物館展覽”的那種。

在那個年代，列強在中國巧取豪奪文物早已不是新鮮事，敦煌壁畫被切割、青銅器被盜運、古籍善本被低價收購。可柯雷利的要求，還是刷新了不法掠奪的底線。

要知道，別人搶文物，頂多是偷幾件瓷器、盜幾塊石碑，他倒好，直接要一整座墓園，從墓室到石人石馬，從琉璃門到寶頂，一絲一毫都不能少。

柯雷利之所以敢提這種要求，說到底就是吃透了當(dāng)時中國的混亂。當(dāng)時的中國軍閥割據(jù)，軍頭們的關(guān)注點都在怎么搶地盤，沒人會在意一座偏遠墓園的死活，而所謂的“采購”，不過是冠冕堂皇的掠奪罷了。

克勞福斯接到任務(wù)后，立馬帶著重金趕到北京，四處打探符合條件的墓葬。他本以為這是件難事，畢竟要找一座完整且規(guī)格夠高的貴族墓園，還要說服“主人”出手，絕非易事。可沒想到，沒過多久，就有一群自稱祖大壽后人的人主動找上門來，開門見山就說，愿意把京郊永泰莊的祖氏墓園“轉(zhuǎn)讓”給他，只要價格合適。

克勞福斯喜出望外，立馬跟著這群人去永泰莊查看。

這座墓園規(guī)模不小，坐北朝南，八方石寶頂墓室氣勢恢宏，琉璃花門色澤雖已斑駁，卻依舊能看出當(dāng)年的精致，石五貢、二柱門排列整齊，一對石翁仲并肩而立，身形挺拔，還有一對石駱駝昂首佇立，栩栩如生，整個墓園規(guī)制嚴(yán)謹(jǐn)，一看就是高官顯貴的陵寢。克勞福斯一眼就看中了，當(dāng)場就拍板成交。

安大略博物館得知消息后，立馬從海外匯款，先甩出500大洋，買下了這座墓園的“所有權(quán)”。

在那個年代，500大洋對普通百姓來說是天文數(shù)字，可對于一座正一品官員的墓園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這群所謂的“祖大壽后人”，說白了就是為了錢財，不惜出賣祖先的陵墓。不僅如此，博物館還特意給當(dāng)?shù)乜h令塞了1000大洋“打點”。是的，你沒看錯，買墓園花了500大洋，打點花了1000大洋。這所謂的“祖大壽”后人，還真是鼠目寸光。

有了官府的默許，這群人更是肆無忌憚，打著“修繕祖墳”的幌子，開始瘋狂拆解墓園。

拆解的過程遠比想象中艱難，整個墓園總重達一百五十噸，每一塊石頭、每一件構(gòu)件都要小心翼翼地拆解、編號、打包。石翁仲和石駱駝體型龐大，需要幾十個人合力才能挪動，琉璃花門的碎片要仔細(xì)收集，生怕?lián)p壞一絲一毫，墓室的磚石更是一塊一塊拆解，連墓地里的草木都被連根拔起。

就這樣，到1920年底，一群人忙忙碌碌折騰了近一年，才把整個墓園拆解完畢，然后打包成數(shù)十個巨大的木箱，從天津港裝船出海，歷經(jīng)兩個多月的航行，于1921年正式運抵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

從此，這座本該長眠于中國土地上的明代名將墓園，成了異國博物館里的一件“特殊展品”，一放就是整整一百年。

直到近年來，隨著國人對海外流失文物的關(guān)注度越來越高，這座飄洋過海的祖大壽墓，才重新走進大眾的視野，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個困擾了史學(xué)界和文物界多年的疑問：這座藏在加拿大博物館里的墓園，真的是明末名將祖大壽本人的嗎？

這個疑問并非空穴來風(fēng)，因為在遼寧興城，還有一座明確標(biāo)注為祖大壽墓的陵寢。

這座墓位于興城古城外的祖氏墓園，不僅有清晰的墓址，還有順治十六年清廷立下的諭祭碑殘件，碑文中明確記載了對祖大壽的追祭之事，種種證據(jù)都表明，這里才是祖大壽的最終安葬之地。

因此，不少學(xué)者和文物愛好者質(zhì)疑，當(dāng)年克勞福斯被人騙了，他買下的，其實是祖大壽子侄或者族人的墓，畢竟京郊的永泰莊，本就是祖氏家族的祖墳所在地，家族中多人葬于此地，想要冒充一座頂替出去，似乎不太難。

這種質(zhì)疑持續(xù)了近百年，直到2019年，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的林梅村教授，在《紫禁城》雜志發(fā)表了一篇特稿，才給出了一個更貼合史料、也更合理的推測，算是徹底解開了這個謎團。

林梅村教授通過對墓園規(guī)制、文獻記載和考古發(fā)現(xiàn)的綜合分析，得出結(jié)論：這座加拿大館藏的墓園，確實是祖大壽當(dāng)年在北京修建的，但轉(zhuǎn)折點是，他最終并未葬于此地，而是在去世后，被遷葬到了遼寧興城的祖氏墓園。

這個結(jié)論，有著充分的依據(jù)支撐。

首先從墓園規(guī)制來看，這座加拿大館藏的墓園，寶頂高達五米，按照明清時期的墓葬制度，只有正一品官員才能享有這樣的規(guī)制。祖氏家族中，能夠達到正一品級別的，只有祖大壽和他過繼的侄子祖澤潤。

祖大壽是清代漢軍正黃旗總兵，官至正一品；祖澤潤是漢軍正黃旗固山額真，同樣是正一品。但按照古代的尊卑秩序，祖澤潤作為侄子，墓葬規(guī)制絕對不可能超越叔父祖大壽，而永泰莊的祖氏墓園中，再也沒有發(fā)現(xiàn)比這座墓園規(guī)格更高的陵寢，由此可以推斷，這座墓園的主人，大概率就是祖大壽本人。

再看文獻記載，《清世宗實錄》和康熙年間修訂的《祖氏族譜》中，都明確記載了祖大壽的去世時間和相關(guān)事宜：祖大壽于順治十三年四月病逝，同年六月，順治帝特意下旨致祭，八月，又命永平府知府前往致祭。不過，這座用于追祭的諭祭碑，直到順治十六年才正式立在遼寧興城的祖大壽墓前。

那么問題來了，這三年的時間里，祖大壽的棺槨到底放在哪里？清廷的多次致祭，又是在何處舉行的？

答案很可能就是，這座北京永泰莊的墓園，本是祖大壽去世后臨時停靈的地方，待遼寧興城的墓地竣工后，清廷才將他的棺槨遷葬回故土，而北京的這座墓園，就被閑置了下來，最終淪為了被掠奪的目標(biāo)。

這座漂泊海外的墓園，就像一面沉重的鏡子，一面照見了近代中國的屈辱與無助——山河破碎，文物被列強肆意掠奪，連祖先的陵墓都無法保全。另一面，也映照出墓主人祖大壽一生的掙扎與無奈。

很多人初識祖大壽，是通過金庸先生的《碧血劍》，小說中，祖大壽聽聞袁承志是袁崇煥之子后痛哭流涕，最終私自放袁承志逃走。但歷史上的祖大壽，他的掙扎與無奈，遠比小說中描繪的更加沉重，更加令人唏噓。

祖大壽是地地道道的遼東本地人，出身于遼東將門世家，早年投身行伍，在軍中默默無名，一直沒有得到重用。

天啟年間，明軍在遼東戰(zhàn)場一敗再敗，努爾哈赤率領(lǐng)的后金鐵騎勢如破竹，接連攻占遼東大片土地，明朝的遼東防線瀕臨崩潰。時任遼東經(jīng)略的孫承宗，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的戰(zhàn)略，試圖依靠遼東本地人的力量，抵御后金的入侵。

孫承宗雖然提出了這個戰(zhàn)略，卻更青睞于西北軍將領(lǐng)和滿桂等外來將領(lǐng)，對祖大壽這樣的遼東本地將領(lǐng)，始終帶著幾分偏見和不信任。

祖大壽不僅沒有得到重視，還因為性格耿直，多次與孫承宗發(fā)生爭執(zhí)，兩人關(guān)系十分緊張。

直到寧遠之戰(zhàn)爆發(fā)，祖大壽才終于迎來了人生的轉(zhuǎn)折點。當(dāng)時，袁崇煥奉命鎮(zhèn)守寧遠，面對努爾哈赤的數(shù)十萬大軍，明軍將士人心惶惶，不少人都主張棄城而逃。而祖大壽卻主動請戰(zhàn)，率領(lǐng)部下堅守寧遠城，憑借著出色的軍事才能和頑強的斗志，與后金大軍展開殊死搏斗。

最終，明軍憑借寧遠城的堅固防御和紅衣大炮的威力，大敗后金大軍，努爾哈赤也在此戰(zhàn)中受重傷，不久后病逝。

寧遠之戰(zhàn)的勝利，讓祖大壽一戰(zhàn)成名，也讓袁崇煥看到了他的才能。

袁崇煥十分賞識祖大壽的勇猛與謀略，將他提拔重用，一步步把他培養(yǎng)成關(guān)寧軍的核心人物。崇禎元年，袁崇煥被任命為薊遼督師，全面負(fù)責(zé)遼東防務(wù)，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命祖大壽鎮(zhèn)守錦州，并下令重修錦州城，將其打造成抵御后金的重要屏障。

祖大壽不負(fù)所托，不僅重修了錦州城，還整頓軍紀(jì)，訓(xùn)練士兵，讓錦州城成為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

崇禎二年（1629年），乙巳之變爆發(fā)，清軍繞過長城，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匯合從錦州趕來的祖大壽，倉促帶兵趕往京城勤王。未曾想北京城下，袁崇煥卻因“通敵”被崇禎囚禁。

驚恐之際，祖大壽率軍撤關(guān)外，幾乎釀成嘩變。最后還是孫承宗安撫，加上袁崇煥從獄中遞出的一份勸其“勤王”的手書，才算穩(wěn)住了局勢。

自此以后，祖大壽的命運似乎就被改寫了。

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祖大壽修筑大凌河城，隨后引來皇太極率軍圍攻。八月，皇太極將修筑了一半的大凌河城圍的水泄不通。

彼時的大凌河城中，駐軍加上筑城的民夫，總共才三萬余人。明軍倉促不及，再加上吳襄（祖大壽姐夫）率軍救援失敗，在得到皇太極不殺降的保證后，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壽殺死堅持抵抗的副總兵何可綱，率眾投降。

僅僅四天之后，十一月一日夜，祖大壽以潛回錦州城做內(nèi)應(yīng)為由，留下名義上的“長子”祖澤潤（實為養(yǎng)子）做人質(zhì)，帶親隨27人回到錦州。隨即違反和皇太極的約定，向明廷請罪。

一向殺慣了大臣的崇禎，這一次出奇的寬容，他贊賞祖大壽“忠智脫圍”“忠略可嘉”，不批準(zhǔn)他辭職，將其降職圍遼東前鋒總兵，繼續(xù)駐守錦州。

但不論如何，嫌隙已經(jīng)產(chǎn)生，祖大壽在接下來的十余年中，陷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

一方面，是皇太極雖然對祖大壽存有疑慮，但仍然將其視為后金安插在大明的內(nèi)因， 反復(fù)去信勸其配合。祖大壽則假裝斷網(wǎng)，一律不回。

另一方面，崇禎雖然沒有殺祖大壽，卻也相繼啟用洪承疇等人，對其進行牽制。

而對祖大壽自己而言，袁崇煥的例子擺在眼前，對崇禎早已心生恐懼。而且自己雖然復(fù)為明將，但人盡皆知的殺同袍而降的前科，總不至于比袁崇煥那莫須有的“通敵”還要隱晦吧。

因此，祖大壽對于崇禎的“京里屢調(diào)”，則以“數(shù)次不去”作為回應(yīng)。

一直到1640年，皇太極在降服蒙古諸部，征服朝鮮王國，穩(wěn)定大后方以后，再次切割松錦防線。

1640年七月，清軍包圍祖大壽防守的錦州。1941年八月，皇太極親征，包圍洪承疇駐守的松山。

1642年二月十八，松山城破，洪承疇被俘（后投降），三月十八日，堅守一年多的祖大壽，見援軍被殲滅，城內(nèi)“民相食”，突圍無望之際，只好再次降清。

祖大壽是悲催的，但他也是幸運的，降而復(fù)叛，最后又降，皇太極居然還赦免了他。

清太宗實錄中記錄了皇太極對祖大壽的一段話：“你上次背叛我一是為了你的主子，二是為了你的妻子兒女和宗族。我曾經(jīng)對內(nèi)院諸臣們說過，祖大壽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我也決不會殺他。事情過去就過去了，只要以后能夠盡心盡力地侍奉我就可以了。”

不過這一次投降清軍以后，祖大壽的態(tài)度仍然很值得玩味。

后邊皇太極讓他寫信勸降吳三桂（外甥），明面上祖大壽按照清廷的意思，寫信勸其投降，然后私底下又派人送過去一封迷信，希望其能“勤努力，觀形勢，慎防御，力守邊門，眾皆一心”

感動的吳三桂拒降以后，對人稱贊祖大壽：“老舅之志，英雄所為也”。

兩年之后，李自成入京，吳三桂降清，大局已定，一切終了。

關(guān)于祖大壽，世人總是帶著一點同情心。作為降降，他固然是遠不如死戰(zhàn)不屈的史可法，但是對于降清以后成為急先鋒的吳三桂、洪承疇之流，祖大壽的頭銜卻充滿糾結(jié)和掙扎。

尤其是，我們拋開所有的傳聞，事實上，祖大壽的兩次降清，都是在力戰(zhàn)而竭以后的選擇。而且降清后也沒有在帶兵效力。單憑這一點，他的口碑就應(yīng)該比《貳臣傳》中的那幾位要高一丟丟。

順治十三年四月十五日（1656年），祖大壽病逝于北京，初葬永泰莊，三年后歸葬寧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