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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春梅狐貍
筆者已出版《圖解中國傳統服飾》《圖解傳統服飾搭配》,請多支持
這篇既是2025年8月11日發的文章《》的后續,也是2026年4月30日發的文章《》的后續……因為有人以后者文章中的熱點事件為切入口,洗了我“支蹱”文章的稿子。
當然,洗稿的抄襲的我不說天天遇到吧,也算是習以為常,但這件事讓我生氣,以至于想要單獨說一下,可以套用我媽年初的經歷來說明——我媽媽之前不小心丟了錢包,因為丟失責任主要在自己,所以一開始就只想找回鑰匙和證件,現金并不看重。但我媽媽最后非常生氣和在意,不是因為撿到的人就是目擊丟包的人,也不是因為這幾千塊錢都花掉了,而是那個人拿到錢以后立馬改了路線去舞廳消費了……雖然錢在丟失那刻起就不屬于我媽了,被什么樣的人撿到、花在了哪里都與我媽無關,但卻因此仿佛沾到了晦氣臟東西一般的惡心。
本文作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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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諸多緣由不方便公開說,但也借此說說之前寫“支蹱”那篇的意圖,畢竟熱點其實在我寫那篇之前發生很久了。順便,也是可以炫耀一下洗稿者永遠不知道原作者在文章的幾千字以外究竟下了多少功夫!
那個視頻是5月1日晚上我在去江西的火車上刷到的,當時應該是剛發布沒多久。視頻開頭就說“博物館是怎么用流量毀掉自己的專業性的”,緊接著就提了中國絲綢博物館“給古人配陰婚”。我當時就挺詫異,因為雖然我的相關文章是4月30日發的,實際上這件事的熱度已經過去半個月了,我慢是因為我向來很慢,但對方看起來是全職做著好幾個平臺的視頻自媒體的,怎么也會這么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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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博相關爭議熱點的發酵期主要是4月15-16日,圖/文章《》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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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這么久,怎么只有“支踵”的那篇數據一騎絕塵?)
不過后面她聊的內容,都和中國絲綢博物館“打開南宋的衣櫥”展毫無關系了,而是“支蹱”,并且落點在于成都博物館將原本“鞍形單足漆木幾”改成了“漆支踵”。成都博物館這個改動是否合適我們后面說,但我在《》里已經說過了,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展覽本身是沒有配陰婚的內容的,是某一篇報道里出現了相關內容。這為了蹭熱度、為了炸個大雷,將兩件毫無可比性的內容放在一起說,是不是非常不合適?
而且因為后面關于“支蹱”的內容洗了我的文章,所以我在動車上一直都在想是不是我寫得晚的文章讓她發現了這個“熱點”。盡管事件本身已經過去了,但是質疑博物館專業性和給古人配陰婚這類事件上,任何時候都是某些網友非常熱于看到的,尤其是在抖音平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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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作者稱“前幾天刷到”的該熱點,圖/該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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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洗稿視頻引用的畫面,分明是4月16日發布的)
至于洗稿的證據,那實在是太好找了,畢竟我寫任何稿子之前都習慣性把市面上能找到的觀點捋一遍(寫得慢的原因找到了),所以哪些觀點是誰的我還是有幾分印象的。
我承認她是非常聰明的那類洗稿人,不過我也是給了她很大的助益——老讀者都知道,近些年我的文章里能給出出處的論文都是連作者帶標題,有的還帶刊物名稱和期號,全部都會給到。本意是希望有意進一步去了解的人方便去檢索,也方便有反駁習慣的人去驗證,但門打開能進客人也能進山雞,聰明的洗稿人也能利用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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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歷都會觀點學者名字和文章題目,圖/文章《》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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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文章中提到出土的類似T形器都找了對應報告中的文物圖片,圖/文章《》截屏)
那個視頻中與我文章中熟悉的論調,包括但不限于——
①網絡上“支蹱”與“支踵”混用
②西漢漁陽墓命名為“坐具”,但與“與漆硯同置于一個竹笥內”,不合常理
③邢義田的漢畫像磚圖是作者自己畫的
④范常喜、馬怡、邢義田等學者其實用的是同一個未給出論證過程的結論或口徑
其他相似的論調也有,但舉以上這幾條是因為我明確知道在我寫《》之前這些都沒有被作為質疑網絡“支踵”論調的論據提出過。
尤其是②這點,視頻作者當成寶貝一樣額外發揮了一通,還插入一張自己收納框的照片,似乎將此視作對受眾而言特別直觀有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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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視頻截圖)
但提出觀點的人(就是我)才知道觀點有哪些不足,這也是為什么我原文并沒有將此大書特書的原因。
我原文明明白白提到是報告里自己寫了“出土時與漆硯同置于一個竹笥內”,可見考古工作者自己也發現了這點,對此長沙簡牘博物館微博(也就是該文物的館藏博物館)有過一個解釋認為“可能與書寫或化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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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微博截圖)
提到“化妝”是因為同置一個竹笥里的漆硯報告中定為黛硯,視頻作者如果仔細從頭閱讀報告,而不是順著我文章里的觀點去發揮,就會發現把化妝品和“墊在屁股底下的東西”去對比會更有爆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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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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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陽墓中與T形器同一個竹笥所出的漆硯)
而且我也不懂,為什么簡介里寫自己是“影視劇歷史、禮儀指導”的人會認為席居時代的坐具居然可以貶低到“墊在屁股底下的東西”來對比。
我在自己的原文里特別提及這點是因為2010年發表的《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發掘簡報》是我找到的最早將這類器物按用途定為“坐具”的,是我能找到的源頭線頭,且報告全文沒有給出依據,更沒有從出土位置“出土時與漆硯同置于一個竹笥內”看出相關線索。簡言之,我擺出來是用來懷疑這個結論是怎么得出的,并對后面學者的判斷造成了極大影響。
由于2010年漁陽墓報告里只有結論,并無論證依據,具體用法描述主要來自于馬怡201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書寫方式探源》一文,這點在范常喜《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里就有引用。但范常喜的正文里沒有寫,我的那篇文章也沒有展開,以至于讓視頻作者錯誤認為這個觀點完全來自于日本學者并大書特書,當然也可以是為了扣視頻開始關于網絡上因此物編造日本相關謠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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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視頻截圖)
注:這個日本學者叫籾(ní)山明,且不是什么nobody,視頻作者竟然以為人家是不是“韌”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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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里明確提到這個用法馬怡得自黃展岳,圖/文章《》截屏)
如果她有仔細看范常喜和馬怡的文章,也可以看看我原文里提了一嘴的地方,就不會忽略這個用法其實來自于黃展岳。馬怡和范常喜都在注釋里提到了這點,馬怡的注釋甚至就寫在她截圖畫紅框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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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視頻截圖,紅底白字是我后加的花字)
從馬怡文章注釋插入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如何使用(“使用時,人當為跪姿,將圓柱底座置于雙腳跟之間,臀部坐在橢圓形面上。因腳跟在橢圓形面的底下,免于受壓,故可減除跪坐的不適”)是黃展岳教給馬怡的。日本學者籾山明提供了“合曳”這個名稱讓馬怡得出“或與書寫、與跪坐之書寫姿勢有所關聯”的結論,也提供了關鍵詞讓范常喜找到了可對標的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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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線畫的就是對應的注釋位置不同,圖/《中國古代書寫方式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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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根據馬怡提到的內容補充了日本使用圖,圖/《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
我原文沒有展開“黃展岳”,全文只提到了兩次,第二次就是被我用來說明學術論證的嚴謹性比學者名頭有多大更重要(起碼在我這里是這樣)。但如無意外,漁陽墓的“坐具”定名就是來自于黃展岳,馬怡轉述的黃展岳對于T形器的用法主要就是以漁陽墓出土T形器為主要對象。這個其實很好推斷,如果看過黃展岳相關文章、漁陽墓的相關報道就知道他深度參與了漁陽墓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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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僅有的兩次提及黃展岳,截圖為第二次)
我原文沒有展開這點是因為這屬于推斷且和原文主題沒關系,但這些實打實是我這個原作者在文章以外的“知識儲備”。洗稿的人就看不到這些沒寫入稿件里的東西,竟然在明知2010年漁陽墓報告的前提下,還認為2013年馬怡文章是“國內第一個提出”“馬怡在日本學者啟發下”,馬怡也太冤了吧,她都加了密密麻麻的腳注了,視頻作者甚至都截圖了那頁,愣是沒看到?
看吧,這就是真的研讀過還是洗稿的區別,洗稿的人再聰明也是走捷徑的人,注定不會認真去一條條去看,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搞爆點,而不是學知識。
搞爆點的人也總是喜歡把原文中克制的表述極端化,比如該視頻中說道“我們有沒有找到過真正含有T形器、真正能夠展現T形器使用方法的古代圖像或者說是塑像人俑之類的呢?很遺憾沒有,至今沒有發現過”。但只要對這些資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能發現的前提是本身能表現出來,這些資料上沒發現的東西多了,難道都是因為不存在?這樣的表達本來就是用來刺激或欺瞞門外漢的。
從大量漢服博主的展示看就知道,將這類T形器作為坐具,使用時會被遮擋,所以無論畫像還是雕塑來表現都有一定的難度。長沙簡牘博物館微博在2015年也有過類似的表達,也說明無需實驗這也是個很容易想到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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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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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的“支踵”使用展示,都是比較難看到器物全貌)
所以我在文章在說明“以漢代的著裝,這件器物難以藏于服裝內”后又補充了一個佐證“這類器具即便高度較低,但作為坐具使用依然會改變坐高、影響坐姿,即便不是背面等特定角度,應該也可以窺見一些端倪”,并附上日本同類坐具的圖片演示,來佐證“目前是沒有任何圖像例證的”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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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截屏)
還有一些質疑過“支蹱”的博主都廣泛提到過的,文獻記載上的缺失,這個視頻也沒有提到。普通人更關注圖像、陶俑這類直觀的視覺內容,所以在這段內容里視頻里居然還配了與主題毫無關系但看客明顯更熟悉的唐代陶俑圖片,但傳統史學上更在意文獻證據,不一定是出現“支蹱”這個關鍵詞,而是類似的坐具記載似乎都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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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非西漢文物圖就算了,怎么還有唐代的?圖/該視頻截圖)
說回成都博物館的“改名”事件,也就是視頻里博物館專業性缺失的落點,也是視頻中另一個與以往質疑支蹱的內容鏈路所不同的地方
一般來說文物的定名原則是自銘優先、無銘從古、看名知物。成都博物館把老官山漢墓出土的文物從“鞍形單足漆木幾”改成“漆支踵”,從意圖上來看是從“看名知物”改成“無銘從古”,即成都博物館認同“支踵”為該器物的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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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館更名前后,網絡圖片)
我認同視頻作者主張的成都博物館這個改名并不妥當,但不認同她所說的“支蹱”是否為一家之言就不能改了,更不認同她所主張的改名和發文是因為“眼看網上熱度那么大,成都博物館坐不住了,大概是太想要這波流量密碼了”。按照視頻作者說的,成都博物館的改名最晚在2024年1月就已發生了,這妥妥的在所有熱度發生之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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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度搜索“支蹱”“支踵”收錄情況看,2024年1月31日前網絡相關內容并不多)
成都博物館改名舉動也不能算視頻口中的未加證實,因為范常喜的文章本身就可以算作依據,只不過我們對這篇文章的論證提出疑義。
但從成都博物館定名為“支踵”而非“支蹱”,以及副館長文章里“結合漢代的畫像磚,研究人員進一步解密了它的使用方法”等說法,可以推斷出他們和視頻作者一樣沒有認真研讀范常喜的原文,卻也吃虧吃在發表言論在我那篇文章發現網絡上有“支踵”“支踵”錯誤之前。咦,這么算來,我才是最有資格挑刺成都博物館的,洗稿的人在那逼逼叨叨什么勁兒呢?
目前看來最早的有影響力的寫錯成“支踵”的是“博物”一篇發布于2023年3月的文章。文章內一會兒寫“支踵”一會兒寫“支蹱”,可見作者的輸入法和剪貼板在瘋狂打架,并且在最需要注意正確書寫的標粗又加拼音的地方拉了一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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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相關文章截圖)
真不是我追著“博物”掛,是“博物”這樣那樣的問題各種撲面而來,往期見《》《》
這位署名為南海墨的博物作者,估計也沒仔仔細細看過范常喜原文,范常喜文章里專門討論了“蹱”與“踵”,這才是我留意到網上有錯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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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文章里特別提到了右部為“童”還是“重”的問題,圖/《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
唉,人人都要用范常喜的成果,但人人都不尊重他的學術,最后按照洗稿我的那位視頻作者,罵名還都得范常喜去背,他也是倒霉。
不過視頻里對于成都博物館的質疑也讓我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我的文章《》里花了很大的篇幅解釋范常喜是如何將“支蹱”論證出來的,意在說明這個論證鏈路過長、依據過弱等問題,但這樣枯燥的內容顯然不適合放在短視頻里,視頻作者也省去了這部分。但看到她對成都博物館的質疑后,我開始懷疑她其實也沒認真看這段內容。
范常喜的證明可以拆分成三點:
①根據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冊,其隨葬品中有一件名為“支蹱”之物;
②認為出土的一件通高15厘米的“T形器”為“支蹱”;
③該T形器是一種坐具,支蹱是坐具名(這點直接采用漁陽墓報告、邢義田、馬怡等人的觀點)。
目前主要的質疑集中在③,即該器物究竟是否為“坐具”,由于在范常喜的證明鏈路里③是佐證②實現名物對照的,從用途支撐腳跟上來證明“支蹱”名稱是名副其實的。但似乎從來沒人從文字角度來分析,即遣冊里寫的到底是不是“支蹱”,以及如果用途并非坐具還能不能叫“支蹱”。因為只要①和②成立,成都博物館的更名也算有所依據,雖然非常得歪打正著。
另一個例證是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也就是出土時和漆硯放在同一個竹笥的那件。發掘簡報里是直接以用途命名“坐具/漆坐具”,但在博物館展出時反而用的時“T形漆木器”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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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陽墓T形器展出時名稱,網絡圖片)
從這點上來說,博物館名稱是沒有必須沿用報告的要求。范常喜等人都提到過,成都博物館出土于老官山漢墓的這件一直沒報告,目前名稱來自于《花重錦官城 成都博物館歷史文物擷珍》也是我在文章的括號里補充的,是我找資料時候發現的并作為對范常喜、邢義田對老官山漢墓這件缺失官方資料的補充,但也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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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章《》截屏)
視頻作者似乎把這個定名當作了什么法條,以為定下來就不能改了。可退一萬步來說,這本書就是博物館自己的圖錄,自己給自己做修訂不至于被說得那么嚴重吧!
該視頻作者應該是博物館逛得不多、文物類資料看得不多,所以不清楚同一件文物在不同資料里、不同展覽中出現不同的名稱經常發生,幾乎快成為每次找資料時都會遇見的常規難題,這點上來說她平時大概率也不做什么名物考證類作業,否則不至于如此大驚小怪、小題大做。
比如《》里提到的浙江省博物館的“仕女形金事件”,它的名稱還用過“人形管裝金扒耳”“人形金耳挖”“管裝金耳挖”等,總不能每改一次都要被某些“影視劇歷史、禮儀指導”上綱上線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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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女形金事件”在不同資料中的不同名稱)
我五一假期去逛博物館的時候發現,人山人海里都是以講解團為主,說明在博物館參觀者的增量市場里大部分人都意識到逛博物館這件事是需要帶上“知識輔助”。且不論這些講解團是否真的能帶去足夠正面的“知識輔助”,但也說明文物名稱給到的信息并不能成為我們了解文物的全部依賴。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些歷史知識,范常喜的“支蹱”論作為一家之言沒到完全不可傳播的地步。我在那篇文章里始終質疑的也是,為何學界在“坐具”這個猜想上沒有刨根問底,而是直接在這片并不扎實的土壤上直接蓋起了高樓;以及,網絡傳播、漢服科普只顧所謂的文化爽點,用學術外殼包裝指鹿為馬。
畢竟,“支踵”問題從來都只是一片落葉而已,“秋天到了”才是葉子落下的真正原因。當你抓住這片落葉的時候,就該知道頂上的那顆大樹已經落了很多葉子了。洗稿這件事也是,洗稿者能看到的也只有這片被人抓住的攤出來的葉子,他們既不知道大樹在哪里,更不懂得秋天是什么。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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