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如何構建？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與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共同主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外交學院舉行。研討會圓桌論壇就進一步推動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體系化和學理化研究闡釋，加快構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進行了深入討論。本版選取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形成實踐-理論創新的良性循環

吳志成（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體系化、學理化是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途徑，是理論成熟和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標志，反映理論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和專業性。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就必須在體系化、學理化上下功夫，以完備的體系、嚴密的邏輯、深刻的學理，展現強大的理論力量。

體系化，是通過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重要觀點、理念和論述的條理化、系統化、邏輯化的過程，形成相互關聯、內在統一、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通過體系化，從理念論點的提出、概念原理的系統集成，到建立觀點論點之間的邏輯關系，形成完整的理論框架，構建結構清晰、層次分明的理論體系。

學理化，是將中國外交的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上升為學術理論和專業原理、公共知識的過程。它探索外交的本質和規律，與外交學、國際關系學的基本原理相符合，有充分科學的哲學基礎、理論依據和底層邏輯。通過學理化揭示本質，總結規律和經驗，展現理論的生成根據、內在關聯，形成新的科學的方法論和新的理論體系。

從推進體系化和學理化的關系看，體系化的要求提出學理化的任務，為理論創新提供知識結構和邏輯體系，學理化在體系化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科學方法論和知識體系，推動新的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通過體系化學理化，將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要義以及立場、觀點、方法，融入到外交學的基礎研究和學科建設中，促進構建中國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

王小穎（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當前“十五五”規劃已經揚帆起航，構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有助于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學理性、原創性、基礎性的支撐，凸顯其必要性和緊迫性。

第一，構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應有其學理上的外延和內涵。從外延看，在時空維度，自主知識體系應涵蓋古代、近現代、當代特別是新時代，不同歷史階段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全貌。從內涵看，應涵蓋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外交理念、重大政策、關鍵舉措、全球影響等等，尤其要側重闡釋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的現狀和特征等等。

第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標，應作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的旗幟引領和根本遵循。2023年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從理念主張發展為科學體系并從努力目標、實現路徑、普遍遵循、基本支撐、戰略引領、實踐平臺六個方面進行概括梳理，集中反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形與勢、思與為（思考和作為）、“的”與“矢”（目標和方法）。這一科學體系理應成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框架。

劉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什么是自主知識體系？我認為它包括幾個重要方面：第一，是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包括原理、觀點、思想、理論方針等，這是一個宏觀的、更高的層面。第二，是實踐層面。例如要建立國際調解院，調解院的規則、制度、司法程序等都需要靠實踐去完善。第三，是基礎知識層面。例如，建立瀾湄執法合作中心涉及相關國家當地的法律制度體系，其司法部門和中國的司法程序如何對接，這關乎法律、歷史、風土人情等領域內容，很大程度上需要區域國別研究去構建。

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首先是“中國”。中國有自己的特色，知識體系本身就含有價值判斷，由于歷史文化不同，所以構建的知識肯定也不一樣。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骨子里是西方中心論。在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核心理念。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創新非常重要。從上世紀50年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世界理論”；從八九十年代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到現在新型國際關系，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創新，能引領我們的外交實踐，也推動我們的理論發展。實踐走在前面，理論緊隨其后，我們如何在實踐當中不斷總結，在最短時間建構出相應理論，能夠為我們后續指導實踐所用，這形成了實踐-理論創新的良性循環。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以什么為牽引？

胡繼平（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關系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能不能形成穩定的學科主體性，能不能形成持續的知識生產體系，能不能把中國的外交實踐、世界變局和全球治理經驗轉化為具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非常重要。

我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隨著發展，大家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國際關系理論不能等同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也不能長期繼續在既有西方理論框架中尋找中國案例。近年來，圍繞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有很多討論，提出了不同觀點，說明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并非關起門來另起爐灶，也不是簡單地排斥西方理論，核心是以中國問題意識為牽引，以中國外交實踐為基礎，以世界秩序變遷為對象，形成能解釋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概念、命題、方法和話語。

目前我們的國際關系、國際問題研究已經形成較大規模，但相關的學科布局仍然比較分散。比如國際關系學長期在政治學一級學科之下，政治學又置于法學門類，同時區域國別學、國際安全學進入交叉學科門類，全球治理有的設在管理學院。這些學科在研究對象上高度交叉，在現實問題上相互貫通，但是在學科歸屬、培養體系、評價標準和資源配置上缺少有效整合。這種格局在一定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問題結構和現實功能等已經發生深刻變化。

當前的政治學研究國家權力、制度治理、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既面向國內治理，也面向國際秩序；既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也服務于中國對外戰略和全球治理參與。從學科功能上看，政治學已經超出了法學門類所能容納的范圍，兩者關系密切但不能相互替代，推動政治學逐步從法學門類中獨立出來，能更加準確地界定法學與政治學各自的學科功能，使政治學能夠承擔與其研究對象和現實功能相匹配的責任。

推動國際關系學科成為一級學科，爭取的不是一個學科名稱，而是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創新的制度支點。一級學科意味著更加清晰的學科邊界、更加穩定的研究議程、更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和更持續的知識積累體制。對中國國際關系學而言，這一調整的根本意義在于能把分散的研究力量、經驗材料和理論探索等組織起來，使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從學術倡議走向制度化的推進。面向未來，可以學科結構優化為制度前提，以國際關系學一級學科建設為抓手，推動中國國際關系學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上實現新的躍升。

傅小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就學科建設而言，不管是國際關系、區域國別學，還是國家安全學，三者是高度關聯的。如今，國際關系學還沒有成為交叉的一級學科，如果這三個學科都成為一級學科并行發展，相互調劑、統一協調，我認為會呈現一種學科交叉融合、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

林宏宇（華僑大學副校長）：目前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受到了不少其他學科的沖擊，例如國家安全學、區域國別學，而這兩個學科都是從原來的國際關系學科中分出來的。那么國際關系學科到底該怎么辦？新時代治國方略造就了強大的國力與難得的國運，借助新時代中國的巨大發展，從理論上講我國國際關系學科未來發展是被看好的，關鍵是怎么做。

我國國際關系學科以往的重要理論，大部分是從西方來的，如今在中國整體發展欣欣向榮的前提下，如果還按照老思路，國際關系學科確實很難再往前突破，所以我們一定要抓住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東風。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抓手——就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定位上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新時代治國理政大方略，它統籌涵蓋了發展與安全兩個基本方面，已超越了“國家安全學”的范疇。總體國家安全觀還是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理論底層邏輯。我國國際關系學科未來如何迎來新生，如何去獲得新的更大發展，關鍵是要緊緊抓住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底層邏輯來拓展。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邏輯，與我國的國際關系學科發展極為契合，我們須用好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很多原創思想，梳理好與區域國別學、國家安全學的學科邊界，構建“新時代國際關系學”。

以發展合作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黃仁偉（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指導思想，二者不可分割。共建“一帶一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高目標，提供了實現路徑，推動美好愿景不斷落實落地。所以二者必須結合。

最近兩三年里，國際大背景、大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共建“一帶一路”的實踐帶來了新的挑戰，也有新的機遇。我們要看到，如今保護主義盛行，世界經濟的結構出現大的調整。傳統的產業轉移已很難繼續，新的產業鏈供應鏈的格局正在形成。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為創造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體系帶來了機遇，如果我們的學者還在自覺不自覺地用西方國際關系概念來解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理論體系不創新就不能創新實踐。

柴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以發展合作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是時代的要求，這個要求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大趨勢。今天我們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臨的是全球南方崛起、多極化加速、全球產業鏈重構，南北之間的治理赤字也十分明顯。中拉相互之間建立何種關系，是我們一直思考的重要問題。中拉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為中拉關系的進一步深化創造了非常好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中拉之間是非依附的、平等自主的、內生的、可持續的新型合作路徑，也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拉美地區一直在尋求自身的發展道路，無論是經濟上的自立發展，還是戰略上要尋求自主，抑或國際關系上尋求多元化、多邊主義的導向，西方并沒有給拉美自主提供更多的空間。所以，拉美過去與西方附加政治條件的合作，造成治理碎片化、治理失序、主權脆弱，使得拉美的現代化進程受到了影響。

另一方面，無論西方霸權主義的概念、地緣政治的概念，還是權力的概念，都難以解釋今天中拉之間互利共贏發展的現狀。自由主義、制度學派突出的是制度紅利，忽視了發展權和自主權，傳統的南南合作重視的是援助和互助，不能涵蓋發展戰略對接、產能協同、制度共建、命運共同體，缺乏系統性、學理性的闡述，所以說中拉關系等實踐，為中國國際關系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學理化的進一步深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發展合作并不是簡單的經貿往來，而是中拉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一個底層邏輯和紐帶。

李開盛（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周邊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周邊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組成部分。周邊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睦鄰友好理念的延續，也是睦鄰友好在新時代進程中的升級。

周邊命運共同體離不開先進理念的指導。2013年10月，我國召開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自此，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成為指導中國周邊外交工作的準則，成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謀劃周邊外交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秉持這一理念，中國以積極的態度和開放的胸襟，促進周邊外交換擋升級。

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推動我國周邊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周邊國家數量之多、彼此間差異之大，在大國中很少見。沒有成熟、先進的理念引領，很難應對如此復雜的局面。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提出，為新時代的周邊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外，我們經常講的睦鄰關系，是超越國家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概念。坦白講，如果只是講互助，只是講利益共贏，那不是睦鄰關系，就是普通的國家利益交換的關系、權利義務的關系。我們講睦鄰友好，還要講責任、講奉獻、講價值。現在我們提出的周邊命運共同體，就是在睦鄰友好思想延續基礎之上的一種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