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全面放開經營，占道擺攤合法，中國市場自由化從北宋就開始了

公元1040年前后，東京城里一個尋常黃昏，汴河邊的船只一艘接一艘靠岸，腳夫抬著糧袋、布匹、瓷器，沿著河岸一路吆喝。等到夜色徹底落下去，河堤上的攤位卻并沒有散，燈火一串串亮起來，買賣反而更熱鬧。這種“黃昏之后才真正開始”的城市節奏，在更早的唐代是難以想象的。

要理解這幅北宋東京的畫面，繞不開一個古老的制度——坊市制。自戰國以來，大城市一邊是居民住的“坊”，一邊是專門做買賣的“市”，中間有墻有界限，管得很嚴，時間和空間都被劃得清清楚楚。交易只能在指定的“市”里，在規定的時辰進行，其他地方擺個攤、晚一點收攤，都算越界。

到了北宋，這套延續了幾百年的規矩一步步瓦解，街道、橋梁、河岸都被攤位和店鋪占滿，“占道經營”從違規行為變成城市常態。說得直白些，許多人心目中“自由做買賣”的那種感覺，在北宋的城市里已經出現了一個雛形。

有意思的是，這場看似自發的商業膨脹，并不是某一天突然爆發，而是在戰爭、人口流動、官府政策、漕運體系等多重力量的擠壓之下，一點點把舊的坊市圍墻推倒的過程。

一、從封閉坊市到松動邊界：舊制度是怎么開始裂縫的

坊市制度最典型的樣子，要到唐長安去看。那時的長安，格局像棋盤：一大塊一大塊的“坊”是居民區，做買賣的“東市”“西市”單獨劃在城市中軸線兩邊，四周有圍墻，有坊門，有市樓。市門開閉有鼓聲為令，超過時間，禁止交易。

這種做法有它的道理。集中管理，便于征稅，也便于控制人群流動，防止夜間聚眾滋事。對統治者來說，哪一塊地方該干什么，一目了然，出事也好追責。

不過，制度再嚴，總會被現實慢慢磨出縫隙。唐代中后期，隨著手工業發達、人口增多、宮廷消費越來越奢侈，單靠東市、西市，很多商品根本擺不下。結果就是，一些原本只允許居住的“坊”里，悄悄出現了買賣行當。

史書里記到，長安城里的崇仁坊、延壽坊一帶，漸漸有了樂器店、珠寶店，已經不是純粹的住宅區。另一邊，還有人干脆把坊墻打穿，在臨街處造房子做買賣，這就是所謂“侵街造舍”。

朝廷不是沒管。唐代宗時就下過禁止的命令，要恢復原樣，可惜成效有限。人一多，需求在那里，又趕上晚唐政局動蕩、財政吃緊，地方官也不敢太狠，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制度的權威，還在，但已經開始失去原來的剛性。

到了五代十國，戰亂頻繁，長安、洛陽、開封等城市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壞。坊墻在戰火中倒塌，坊門無人維護，原有的城市格局被打得支離破碎。戰后重建，真正能一磚一瓦按唐制恢復的地方很有限，更多是“先活下去”，商業自然就趁這個空檔，在坊與坊之間的街道上蔓延開來。

換句話說，北宋接手的是一座已經被改動過的城市。表面上還掛著“坊”“市”的牌子，內里早已暗流涌動，真正的變局只差臨門一腳。

二、汴梁定都與禁軍云集：舊格局裝不下新城市

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北宋建立，不久便定都開封。這里有一個很關鍵的地理條件：汴河漕運。

汴河溝通黃河與淮河，順著運河往北可以到達黃河，再轉運各地貢賦糧食、特產入京。開封坐在河邊，相當于把全國大量物資集中到了城門口。這個位置，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物資集散的樞紐。

東京（開封在北宋時稱“東京”）的城市壓力非常大。一面是皇帝、宗室、文武百官和各級機關；另一面是大批禁軍及其家屬，還有從各地涌來的手工業者、商人和平民。人口不斷往城里擠，糧食、布匹、柴炭、肉食等等日用之物，需求自然水漲船高。

禁軍數量在宋仁宗慶歷年間一度擴展到幾十萬規模，其中不少駐扎在東京及其附近。需要吃喝穿用，需要家眷安置。原本唐代那種“東市、西市兩塊地方解決全城買賣”的模式，明顯撐不住了。

另一方面，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把兵權從將領手里收回朝廷，權力集中之后，為了安撫這些被削權的大臣，他鼓勵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話說得含蓄，意思卻很清楚：可以經商獲利，以經濟補償政治權力的讓渡。

這樣一來，官員、豪族開始更主動介入商業活動。他們有錢，有地，有人脈，投資店鋪、參與貿易，對市場空間也就提出了更多要求，簡單受限于兩處“市”的布局已經變得不現實。

宋太宗繼位后，曾試圖恢復唐代那種嚴整的城市制度，下令修復坊墻、整理街道。但這個工程剛開個頭，太宗就駕崩，再加上底層社會早已習慣了“坊里有市、街上有攤”的生活，恢復唐制的努力自然難以堅持。

到宋仁宗一朝，朝廷對現實狀況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坊墻早就破碎不全，居民、商人混居，街道上攤販、店鋪林立。與其硬套舊規，不如承認新格局。仁宗時期，政府在實際管理中基本放棄了恢復傳統坊市分離的幻想，轉而默許甚至順勢利用這種新興的商業形態。

從制度角度看，這一步意義不小。過去是“先有制度，再建城市”，此時則變成“先看城市怎么活，再調整制度”。商業發展需求，在統治者的權衡之下，開始壓過原來那套拘謹的空間劃分。

三、汴河兩岸邸店與行市：街市從河堤長出來

如果把北宋坊市制度的解體找一個最直觀的突破口，那就是汴河兩岸。

所有南運北來的漕船，最后都要在東京附近停泊。船上的糧食、布匹、鹽、茶、瓷器、藥材，以及各地搜集來的奇貨，都在這里卸下。碼頭邊自然不可能空著，早在北宋初年，官府、商人就紛紛在河岸開設“邸店”。

所謂“邸店”，可以理解為帶客棧功能的批發與中轉點。一部分由官辦，租給往來客商；一部分由富家豪族投資，專門提供倉儲、住宿和交易場所。客商一到東京，不用在城里四處打聽，先找邸店落腳，再由此出貨、進貨。

邸店外面，還有一種更靈活的形態叫“行市”。史料中的描述很簡潔：“上市則開集，市罷便散”。意思是，有貨、有船到，就臨時搭棚、擺攤，賣完貨就收攤，人走攤空，算是“臨時集市”。

一開始，這些行市多在汴河岸邊的空地上，偏臨時、偏簡陋。但隨著來往船只越來越多，停靠時間越來越長，許多行市根本就“散不掉”了——有的商人干脆常年占據一個地塊，有的在臨時棚子基礎上搭木屋，漸漸變成半固定的店鋪。

官府對這種發展不是視而不見，而是主動參與。朝廷設立了官營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機構，組織加工、供應果品、面食、肉類，一方面為了滿足京城和禁軍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也借機掌握市場脈搏，征收相關稅費。

有意思的是，這種從河岸地帶擴散出的行市，后來并不滿足于占據河堤。一些繁華地段的橋梁兩頭、橋面兩側，也被看作“黃金地段”。《東京夢華錄》里提到，汴河上一些大橋上，橋身兩側竟然也有店鋪，橋下行船，橋上賣貨，人流、物流交織成了一種獨特的景觀。

到了宋神宗時，這種“占道經營”的規模已相當可觀，嚴重影響道路通行和城市秩序。神宗采取的辦法，是承認它的存在，同時建立稅收和管理：凡侵占街道、橋梁、河岸做買賣的店鋪與攤位，都按占地面積征收賦稅，有的還納入專門的市舶、官行體系。

這樣一來，“占道擺攤”從違法、擦邊行為，變成一種可以登記在冊、納稅經營的常態化方式。街道、橋梁、河堤，被正式寫入了城市商業空間的版圖里。

從空間上看，傳統坊市制下，商業集中在少數幾個“市”的圍墻之內。北宋中期以后，商業順著汴河、橋梁和主干道鋪展開去，形成連續的街市帶。城里很多地方，是“街即市，市即街”，住戶門前就是攤位，門內門外，是生活與市場的直接交界。

這種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擴展，背后離不開汴河這一條生命線。正是漕運不斷將物資壓向東京，才逼出了沿河的邸店、行市，也把城市商業中心從封閉的“市”推向開放的“街”。

四、夜市、通宵和市籍消失：時間與身份的雙重解鎖

空間的開放，只是變革的一面。另一面，是對時間和經營主體的解禁。

在傳統坊市制下，市有開市、閉市的時間。唐代長安，白天兩次擊鼓，標志開市、罷市，夜間一般禁止交易。這樣做，一方面出于治安考慮，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城市生活有一個統一節奏。

五代到北宋初，隨著政治格局變化、城市管理松弛，夜間買賣開始自然發生。尤其在東京這種大城市，一些行當白天忙不過來，晚上索性繼續做生意。問題在于，這種夜市長期處在“灰色地帶”，官府態度搖擺不定。

北宋太祖在位時，下過一道很有代表性的詔令，大意是：開封府城中夜市，自三更以后，無需禁止。三更，大約在子時前后，這句話放在當時語境里，等于是承認了午夜之后的通宵商業活動。

有人或許會問，當時的官吏會不會擔心夜間聚眾滋事？確實有這種顧慮。但對朝廷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京城龐大人口的日常生活離不開這種夜間補充市場。發了禁令，未必執行得動；與其讓基層官吏疲于奔命，不如順勢規范。

隨著夜市的存在越來越被接受，東京城的生活節奏也發生了微妙變化。白天的東市、西市、沿河行市，主打大宗交易和日用品；傍晚到深夜，街頭的攤販、點心鋪、酒肆、小商品攤，又構成另一重熱鬧。《東京夢華錄》中記錄的那些“水晶角兒”“沙塘冰雪”“鱔魚包子”等食品，很多就是夜市里的招牌。

想象一下，夏夜的汴梁城，河面微風，街邊燈火，攤販吆喝聲不斷，有人啃著熱乎的點心，有人端著酒碗蹲在路邊，耳邊傳來藝人吹拉彈唱。這樣的夜生活，對許多遠道而來的商人和普通市民來說，無疑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

時間解禁之外，更深層的一步，是對“誰能做生意”的重新界定。傳統上，國家有專門的“市籍”，登記在冊的才算合法商人，市籍也帶有一定的身份屬性，與戶籍、賦稅、徭役等相連。

到了北宋中后期，隨著坊市界限打破，各類人群參與買賣的現實越來越普遍。農民進城后，在街邊擺個攤；手工業者除了給官營作坊供貨，也自己開門店；就連一些皇親國戚、士大夫家族，也通過家仆、伙計參與商貿活動。

市籍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實際已經難以起到嚴格區分的作用。史料中可以看到，各階層“皆習貿易”，不再有明確的“物以類聚”的職業區隔。更重要的是，商人的子弟不再被嚴厲限制進入科舉、仕途，買官、捐納之門也對富裕商人打開一條縫。

一位商人父親大概會這樣對兒子說：“你要是有本事讀書，就去考個官；不會讀書，守好這鋪子，也是出路。”這種話，在戰國、漢唐的制度環境中，是很難成立的，而在北宋，卻漸漸成為現實選擇。

不得不說，這種時間、空間、身份三方面的同時松動，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頗大。商人不再只是“富而不貴”的邊緣群體，而是逐步擠進城市中層社會，形成一個有一定文化追求、有經濟實力、有城市歸屬感的市民群體。

五、城市格局重寫：從坊市時代到街市時代

把上面這些零散的變化攏在一起，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戰國以來建立的坊市制，把城市切割成不同功能區，居民、商人、手工業者各安其位。唐代的長安，把這一模式發展到極致，城市像一座被精確規劃的棋盤。

五代戰亂，讓這套精密的格局松動、破碎；北宋定都汴梁，憑借汴河漕運把全國物資集中到一處，又把城市承載能力推到新高度。面對禁軍云集、官員經商、人口猛漲、物資涌入的現實，原來那種“用兩塊市來管全城商業”的辦法顯然不合用。

汴河兩岸的邸店、行市，先在空地上生長，然后伸向街道和橋梁，形成條狀的街市。宋神宗時期，對這些占道鋪面征稅，等于從法律和財政角度承認了它們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宋太祖放開夜市時間，仁宗時期不再堅持復原坊墻，市籍制度在實踐中逐漸被淡化。

到了北宋中期，東京城的商業形態，有幾個顯著特征：

一是空間上，街道就是市場。居民區與商業區的界限模糊，很多坊里，家門口就是攤位，沿街一溜都是店。原本“市中方準做買賣”的規定，已經失去現實意義。

二是時間上，做買賣不再完全圍繞官府的鼓聲起落。日間有市，夜間有市，特別是在節日、慶典、漕船集中到港的時候，夜間甚至比白天更熱鬧。

三是主體上，經營者出身復雜。既有傳統意義上的專業商人，也有從農村進城的小販，有官家背景的“豪商”，還有靠手藝吃飯的匠人。一條街上，各色人等混在一起，很難再用舊有的“編戶齊民”視角去切塊劃分。

在這種環境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調整。普通人出門，不再只能奔向某個特定“市”，而是在自家附近的街道就能找到各種所需。消費行為日常化、碎片化，集市不再只是特定時日的大事件，而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北宋并沒有徹底放棄對商業的管理，稅收、行會、官營市舶仍在。但管理方式從“堅硬的空間隔離”轉向“柔性的秩序維護”。只要不影響通行、不危及治安，街邊攤位、臨時行市就被默認存在，甚至納入稅籍。

這一點，與戰國以來歷代王朝的做法相比，有明顯不同。過去的模式，是用一套理想化的城市格局去套現實城市；北宋則更多是根據汴梁實際運作去調整制度，承認街市的合法性。這種調整，并沒有高調的“改革詔書”，卻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放開和征稅措施，悄然完成。

六、從“限制”到“適應”：古代市場自由化的一次關鍵轉折

如果把目光再拉長一點，就會發現北宋這場“街市化”并不是孤立現象，而是中國古代城市商業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在這之前，統治者的邏輯偏向于“先有定式，再有市場”，強調控制人群、穩定秩序，商業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需要嚴密約束的對象。所以才有坊墻，有市門，有鼓聲報時，有市籍編制，一切講究“在格子里活動”。

到北宋，隨著經濟重心南移、商品交換活躍、貨幣經濟發展，舊的控制手段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東京這樣的大都會，是各路矛盾的集中點，皇權集中、財政壓力、禁軍供給、士人消費、各路商賈，糾纏在一起。要維持這個龐大系統的日常運轉，不得不在很多具體環節上給市場更多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給空間”，并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歌頌商人”，而是一種務實的妥協和適應。官員經商，是杯酒釋兵權后的安撫手段；放開夜市，是生活必需驅動；承認街市，是在坊墻難以恢復的前提下找出的治理折中。

在這個過程中，商人群體逐步獲得了更多發展機會，也承擔起更多社會職能。市民階層在城市中站穩腳跟，對文化、娛樂、消費都提出新的需求，推動城市生活更加多樣化。

試想一下，如果北宋依舊緊守戰國、秦漢時期那一套坊市制，不許坊內設鋪，不許街上擺攤，不許夜間買賣，東京這樣的城市很難支撐起當時的政治與經濟運作。可以說，街市化既是商業力量突破舊制度的結果，也是統治者主動調整以維系整體穩定的選擇。

從市場自由化的角度看，北宋并沒有完全放松對商業的監管，但在空間、時間、經營主體三方面，確實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市場不再被封閉在一個個方形“市”里，而是延伸到居民身邊的街巷；買賣不再被嚴格限制在固定時辰，而是可以持續到深夜；經商不再是少數特定身份的專屬，而成為廣大社會成員都可參與的一條道路。

這三點疊加在一起，構成一種新的城市商業生態。它既繼承了傳統王朝的管理框架，又在現實壓力下向更開放的方向滑動了一大截。后來南宋、元、明、清各代城市里的街市風貌，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北宋時期形成的這種格局。

北宋東京汴河邊那條燈火連綿的街市，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中國古代市場走向更大自由的一條明晰標志。舊坊墻雖倒，城市并未失控，反而在新的商業脈絡中持續運轉，這大概也是這段歷史最值得玩味的一層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