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意外！印度俄羅斯突簽特殊協議，俄軍可駐印領土，美軍反被排除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軍隊和印度軍隊在英軍指揮下，都為擊敗軸心國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在英蘇入侵伊朗期間，印度和蘇聯的師級部隊協同作戰，確保了連接盟國與蘇聯的波斯走廊安全。

在其他戰場上，蘇聯軍隊在東歐戰區承擔了對抗德軍主力的任務，而印度部隊則在東南亞、北非和西亞戰區與軸心國作戰，并在盟軍入侵意大利的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但往往未被充分承認的作用。

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等印度領導人也在爭取外部支持，以推動獨立事業。1941年，為尋求合作，他首先前往蘇聯。

在未能如愿后，他轉而向德國和日本尋求支持。盡管如此，德國入侵蘇聯仍令他深感震驚。1941年6月，他宣稱，印度人已將“第三帝國”視為侵略者。

他相信，蘇聯最終會在未來成為英國的對手，并在尋求與莫斯科開展更深入合作的過程中，于1945年去世。

希望與蘇聯建立更緊密關系的，并不只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承載著一種近乎烏托邦式的希望。印度人思考進步與發展時，也常把俄羅斯視為靈感來源。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早在1927年就首次訪問莫斯科，詩人兼通才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也曾是俄羅斯的仰慕者。一個半工業化、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如何完成巨大的成就，轉變為改善民生的大國，這樣的經歷曾深深打動印度社會。

在那個時期，印度和蘇聯彼此難以真正理解對方立場，背后有多重原因。十月革命后，英屬印度采取了全面措施，阻止蘇聯人員和公民進入英屬印度。

革命之后，布爾什維克放棄了沙皇時代在次大陸部署的大規模情報網絡，轉而依賴印度傳遞的信息。而印度自身又與占主導地位的印度國民大會黨立場不合。

印度獨立后，這種關系演變為一種特殊的多邊雙軌過程：蘇聯政府既與新獨立的印度政府接觸，也與印度保持往來。在關系形成初期，蘇方更傾向于后者，并在1948年與南斯拉夫合作，為印度發動武裝無產階級斗爭提供支持。

不過，印度在國際舞臺上拒絕完全接受西方立場，并努力推動朝鮮沖突達成解決方案，這些做法促使蘇聯領導層改變了對印度的看法。斯大林在與印度駐蘇聯大使凱·皮·艾斯·梅農交談時表示，在他看來，世界分為黑與白，而孤獨的灰色印度處在中間地帶。

隨著尼基塔·赫魯曉夫上臺，以及隨后展開的去斯大林化進程，印蘇關系發生了決定性變化。兩個趨勢也逐漸成形：其一，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競爭加速，并進一步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對抗；其二，是去殖民化浪潮興起。

在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領導下，印度外交政策逐步轉向不結盟和“潘查希爾”，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蘇聯自身也從“凡不與我們站在一起者，就是反對我們”的政策，轉向“凡不站在西方一邊者，就有可能站在我們一邊”。

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和平共處”框架下，莫斯科實際上把堅持反殖民立場的不結盟運動視為盟友。

尼赫魯于1995年訪問蘇聯，同年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隨后訪問印度；1956年蘇伊士危機期間，印度和蘇聯共同反對英法侵略；同樣在1956年匈牙利危機期間，印度拒絕在外交上譴責蘇聯。這些因素都加深了印蘇關系。

到1962年，局勢進一步緊繃，古巴導彈危機沖突同時爆發。蘇聯一方面夾在一個“兄弟”和一個“朋友”之間，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資本主義西方爆發全球性沖突的可能。

直到20世紀60年代前，印度武裝力量的裝備仍主要來自英國。1962年之后，印度在蘇聯幫助下展開了一輪軍事現代化建設。

其主要推動因素，是印度和蘇聯關系的同步惡化。蘇聯向印度提供了經濟援助，建設了包括比萊鋼鐵廠在內的鋼鐵項目，而比萊鋼鐵廠至今仍是該國的標志性工業單位。

隨著緩和局面出現，1965年印巴戰爭期間，美國對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時實施武器供應禁運。蘇聯則采取了另一條路徑，推動雙方和解，并最終促成1966年《塔什干協議》的達成。

1971年孟加拉國危機，成為印蘇關系的一次完整性考驗。美國在伊斯蘭堡協助下實現了關系緩和，因此并不愿約束巴基斯坦在東巴基斯坦持續實施的暴行。

新德里和莫斯科最終敲定了1971年《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從而為應對巴基斯坦、美國的組合格局鋪平了道路。西方經濟增速放緩、1973年美蘇糧食協議，以及阿以戰爭和伊朗革命引發的疊加性石油沖擊，都嚴重拖累了印度經濟指標。

蘇聯自身也面臨經濟停滯，因此無力繼續提供經濟援助。新德里不得不轉而依賴美國供應，同時抵制美國試圖以施壓方式改變印度國內經濟結構的做法。

不過，在武器供應方面，整個冷戰期間，蘇聯始終是印度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1991年蘇聯解體，使印度外交政策陷入混亂。當時，“歷史終結論”達到頂峰，許多人據此預言印俄關系將走向終結。

隨著蘇聯從公眾想象中淡出，轉而只留下夾雜苦澀的懷舊記憶，圍繞俄羅斯以及印俄關系的學術研究也幾乎消失。

在單極時刻，印度試圖扭轉與唯一霸權美國的關系。2000年，隨著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上臺，俄印關系在同年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

當時，印度因1998年核試驗而受到美國制裁，直到2006年印美核協議達成，兩國關系才得以重置。那一時期有兩個趨勢占據主導：其一，是9·11襲擊及其后的全球反恐戰爭；其二，是源于1993年盧旺達種族滅絕的“保護責任”規范原則。

莫斯科對西方承諾照顧俄羅斯利益逐漸感到失望，這種失望在2007年慕尼黑講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而新德里則在推動與美國關系緩和。

不過，當“保護責任”在2011年利比亞干預中達到高潮時，莫斯科和新德里很快發現，雙方主張已日益接近。印度、俄羅斯當時選擇棄權，隨后又共同反對“保護平民”與“政權更迭行動”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

隨著外界對由西方主導、且被選擇性施加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反對不斷上升，要求改革這個已顯陳舊的聯合國、使其更能代表非西方國家和全球南方的呼聲也越來越強。多中心化和多極化等概念因此獲得更多支持。

但世界并未平穩過渡到多極格局，而是劇烈地滑向一種多極失序狀態。

關于共同歐洲安全架構的問題，已經瓦解為一場涉及烏克蘭的代理人沖突；而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的攻擊，則事實上終結了自由國際秩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印俄關系通過簽署《后勤互惠交換協議》展現出適應性與韌性。

該協議允許外國軍隊駐扎在印度領土上，這在該國歷史上尚屬首次，而印度與美國簽署的《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并不涵蓋這一點。圍繞這一安排的支持與反對爭論，顯然遠未結束。

但這一協議使俄羅斯海軍得以在印度洋維持近乎常態化的存在，而美國在該地區設有迪戈加西亞基地；反過來，印度也得以進入北極和太平洋。就實際效果而言，《后勤互惠交換協議》所體現的兩國軍事一體化程度，比1971年條約所設想的還要更深。

在一個充滿沖突、且干預性制度機構陷入癱瘓的時代，面對多中心而失序的世界，雙邊主義通常未必是更好的回應。但在少數情況下，如果它確實展現出適應力和力量——如印俄關系所呈現的那樣——它也可能推動兩國邁向難以想象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