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已接手兩千余具遺體,但對于其中一種遺體依舊無法完全坦然面對!
2012年深秋午夜,國道邊的玉米地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一輛貼著白紙條的面包車緩緩駛過顛簸土路。方向盤后,王亮穩住手勁,余光始終不敢瞟向后排——那里靜靜躺著一具方才從現場抬起的遺體,車內只剩發動機的低沉聲。
旁人不知,這已是他當天運走的第七位亡者。粗略算來,自2000年代中期入行至今,王亮經手的遺體超過兩千具。二十出頭的退伍兵,硬是被這條夜路磨成了如今的“老手”,可他依舊對夜色保持警覺,這種本能像烙印抹不掉。
與這條黑夜道路相比,王亮的人生同樣崎嶇。1983年生于吉林公主嶺,9歲父母離婚,他被送回鄉下給爺爺奶奶帶大。少年時頑劣,成績常年墊底。一次打架被老師帶回家,滿頭銀發的奶奶站在門口一聲不吭,那沉默把他嚇醒。高三那年,他收心應征入伍,跑步、射擊、野外拉練,軍旅生活養出了硬筋骨,也把他從渾噩里拔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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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后,他進了當地鋼鐵廠。高爐旁的火星噼啪作響,日復一日,誰料企業改制,工棚里一夜安靜。兄弟們作鳥獸散,他揣著微薄補償回家啃老。正惶惑時,民政局招殯葬車司機,一位老兵師兄對他說:“你膽子大,能吃苦,去試試。”就這樣,他推開了殯儀館后門,也推開了另一扇灰色世界的大門。
第一天上崗,師傅帶他沖向高速。凌晨四點,警燈閃爍,一輛商務車斷成兩截,空氣里全是機油和血腥味,像生鐵澆水的熱浪直往鼻孔鉆。他雙腿發軟,卻還是和師傅一起把四副遺體抬上車。回館時,他一句話沒說,手心卻全是汗。師傅只丟下一句:“回去洗把臉,慢慢就習慣了。”那天夜里,他連著做噩夢,早晨照鏡子,發現眼白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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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后,獨自出車的時刻提前到來。鄉村的小路沒有路燈,月亮躲在云后,他載著一具身中數刀的青年,后車廂里唯有繃帶摩擦擔架的輕響。半路上,跟車的親屬不知何故消失。冷風灌進車窗,他下意識握緊方向盤,心里只剩一個念頭——“快到殯儀館”。直到看到門口保安的手電筒,他才長出一口氣。那一夜過后,他懂得了“敬畏”倆字的分量。
成年亡者久看成了工序,唯獨孩子的離世,讓他至今難以釋懷。記得一個13歲男孩,穿著嶄新的校服,臉色還透著余溫,像睡午覺。父母按老規矩跪在車后,哽咽著把兒子的模型飛機交到王亮手里。車窗玻璃反光中,他瞥見那對夫婦癱坐在地,嚎聲刺破清晨的涼霧,他的手懸在空中,半天沒敢放下剎車。回家后,他給自家陽臺裝了防護網,桌角全包了海綿,連廚房刀具都鎖進柜子。同行笑他“過火”,他只淡淡一句:“小命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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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面對逝者他能穩如老犬,回到人群卻成了異類。2018年3月,城郊一位獨居老人橫穿馬路被撞身亡。警車離開后,王亮推著擔架,請鄰居牌友幫抬一下,對方腳下卻像粘了膠,眉眼滿是忌諱。無奈,他自己把老人抱到車上。事后送了幾盒茶葉登門致謝,門板嘎吱開一條縫,又立刻合上,茶被塞回他懷里。那一瞬,他懂了什么叫“人情冷暖”。
偏見并不局限于外人。同行趙虹浩回家過年,被岳父劈頭一句“賺死人錢,不吉利!”孩子在學校也被同桌父母提醒“別跟他玩”。殯儀館的車壞在路上,維修店一看車牌搖頭拒修,“材料沒備著”,話說得輕,卻足夠刺耳。于是,他們默認著裝只選黑灰,從不主動伸手握別人的手,笑容成了稀罕物。
長期回避與沉默,難免讓人悶壞。王亮開始用手機開直播。鏡頭對著車頭,畫面幾乎全黑,粉絲叫他“兜粉”,因為手機常塞衣兜里。有人獵奇問“真的不怕嗎?”他只回兩個字:“職責。”更多的時候,他會回答失去親人的觀眾:“哭可以,別讓自己塌下去。”屏幕那頭,有人回了一句:“聽著你的車聲,心里踏實。”這大概算是另一種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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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殯葬行業的冷板凳坐得久了,人容易看清生死進程的平均速度:一年兩千多次出車,最多的一天二十六次,車輪下是人間萬象,也是眾生平等的句點。可即便習慣了血腥與寂靜,面對兒童遺體,他始終開不了玩笑——這道心理防線,他寧愿永遠守著。
四十歲出頭的王亮,如今依舊在殯儀館門口等電話。夜班多,燈光冷,他卻把手機電量充得滿滿,因為下一次出車或許又是長路。有人說這份工作“陰氣重”,他只是看了看窗外,淡淡地補一句:“沒有我們,很多家庭連最后一程都無法安心。”然后,鑰匙擰響,車燈劃破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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