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議員訪華取經！巴拿馬一邊求合作，一邊反咬中國“脅迫”？

一邊是 7 名巴拿馬議員在中國密集走訪，跑企業、看展會、聊基建；另一邊是巴拿馬外長在遠處表態，口頭說尊重中國，轉頭卻把中方正常的合規查驗描述成 “經濟脅迫”。

巴拿馬《星報》5日報道稱，5月3日巴拿馬代表團訪華。雖然只有 7 天，但行程安排得相當緊湊：走訪華為、觀察廣交會這類平臺，核心并不是做 “參觀打卡”，而是帶著現實問題去找可落地的辦法，比如如何把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起來、如何把產業帶動起來、如何把減貧工作往下沉。

就在議員們集中 “取經” 的同一階段，巴拿馬政府層面卻出現另一種更尖銳的聲音：外長強調中方要 “尊重巴拿馬司法裁決”，并且給中國對巴拿馬籍船舶的合規查驗扣上 “脅迫” 的帽子。

這種矛盾從何而來？核心緣由在于巴拿馬內部權力與路線選擇出現撕裂：議會當中有人更關注發展與民生，政府當中有人更在意美國態度以及短期的安全感。

處在中美博弈夾縫里，小國常見狀態是 “方向想往前推進，但行動空間被各種力量牽制”。巴拿馬的尷尬點在于，限制它的不只是外部壓力，同時還囊括內部對路線選擇的不一致。

更突出的沖突點，是圍繞港口合同引發的風波。中資企業在當地經營接近 30 年，累計投入超過 15 億美元去升級設施，帶動就業、貢獻稅收，這類項目對不少發展中國家而言屬于 “真金白銀的飯碗工程”。

中方的應對邏輯并不復雜：海事部門依法加強對巴拿馬籍船舶的查驗，依據國際海事公約去核查安全設施、船員證件等硬指標，流程透明、尺度合規。

美國方面的敘事套路也相對固定：把合規操作包裝成 “扣押”“脅迫”，再由官員出面放大情緒，從而搭建 “你看，中國在欺負小國” 的輿論場。但在拉美社會的經驗記憶中，誰更像真正的 “脅迫者” 并不難分辨。

美國長期把拉美當作 “后院”，經常打著 “緝毒”“安全” 等旗號，去開展軍事威懾、經濟施壓以及政治操弄的組合動作，這套玩法在地區里反復上演，早已不新鮮。

更深層的背景，是 “門羅主義” 式邏輯的延續：要么聽話配合，要么接受敲打。巴拿馬的特殊性在于握著運河這一全球航運咽喉，誰能在運河周邊關鍵節點上增加影響力，誰就在航運、金融與貿易上多一把杠桿。也正因為如此，巴拿馬的政策空間被持續擠壓，只要試圖走多元路線，就容易被提醒 “別越界”。

代表團的構成也說明，這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國內發展焦慮的外溢。7 名議員來自多個黨派，其中 4 人來自基建薄弱、經濟相對落后的原住民自治區。

對他們而言，發展不平等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雨天泥路難行、孩子上學要翻山、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只能外流的現實壓力。中國經驗的吸引力并不在口號，而在于事情能否做成、項目能否落地。

同時，也不宜把巴拿馬的搖擺簡單歸結為 “投機”。小國在大國夾縫中生存，很多時候不是想左右逢源，而是擔心被一腳踢出局。歷史包袱同樣沉重：1903 年美國介入巴拿馬獨立并控制運河，長期的經濟捆綁與安全滲透，使巴拿馬很難徹底說出 “可以不依賴你”。

但現實賬必須算清：靠向美國就一定能換來發展嗎？許多拉美國家的經歷表明，美國式 “支持” 往往附帶價碼，重點不是讓對方變強，而是讓對方保持可控。港口合同被撕毀后，投資信心會被直接沖擊，外資預期隨之降溫，就業與稅收也會承壓。

相對而言，中國的合作邏輯更偏向 “務實做項目”：強調互利、強調落地、強調按規則推進，較少把意識形態當作合作門檻。中國需要穩定的航運通道與市場，巴拿馬需要基礎設施、產業能力與就業崗位，兩者互補性較強。

巴拿馬政府真正難的選擇在于：短期向霸權低頭，可能換來一陣表面的 “風平浪靜”；長期卻可能犧牲國家的制度信譽與發展主權。如果司法被外力牽引、合同隨政治風向被撕毀，相當于對外釋放信號：歡迎來做生意，但不要期待穩定。

更成熟的出路，是把所謂 “平衡術” 從口頭表達轉化為制度安排：尊重合同、尊重市場、尊重國際規則，把外部壓力盡量擋在規則邊界之外。

該查驗就開展查驗工作，該仲裁就進入仲裁程序，該補償就依規進行補償，用可預期的制度把國家信譽立起來。對外合作也要避免 “情緒化操作”，無論同誰合作，都應把民生收益寫進賬本、落到項目，并接受國內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