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誰來種地？中國農機學會這么回答

編者按

農機一小步，農業一大步。從“面朝黃土背朝天”到“面朝屏幕背靠數據”，中國農機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革命。

近日，中國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苑嚴偉接受中國科協之聲獨家專訪，講述農機如何從“傻大笨粗”變成“精細如繡花”。而這，正是中國農機人正在書寫的答案。

人物簡介

苑嚴偉，中國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長期從事農機智能化技術研究與產業化工作，是“十三五”“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負責人，中國第二代衛星導航重大專項、發改委及農業農村部重大攻關工程等項目負責人。

一個論壇“留住”人才，

以及學會五年來的“硬功夫”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這樣的重要論斷。苑嚴偉表示，邁入新時代，推動農機行業高質量發展，創新人才短板還比較突出。

他講了一個怪現象。農機學科，學的是機械，干的是農業。學生畢業了，兩頭不靠。去機械口？人家覺得你沾了農業的“土氣”。去農業口？人家覺得你不夠“農”。有個叫“農業工程”的一級學科，更尷尬——傳統機械企業一看，覺得你不是純機械；農學單位一看，覺得你不是搞育種的。“工程覺得你不夠全面，農業覺得你不夠農業。”苑嚴偉一攤手。

結果呢？能力強的學生，直接轉行去了IT、新能源汽車，工資高啊。留下的人，企業招不到，學生找不到對口工作。去了IT行業，發現自己沒有科班訓練，跟人家卷不動。“兩頭吃虧。”苑嚴偉說這話時，語氣里沒有責怪，只有可惜。

怎么辦？2023年，中國農業機械學會發起了中國農業機械學會博士生學術交流相關活動。

“開始規模很小，但后來越來越受關注。”苑嚴偉說，這個學術交流活動不搞虛的。學生做報告、貼墻報，企業HR坐在下面聽。講完了，直接聊。全國37所高校、200多名博士生來了，121份口頭報告、96份墻報，24位專家現場點評。企業也來了——農機生產企業的、科研院所的、高校的。

“學生有了歸屬感。”苑嚴偉說，“全國各高校、科研院所都來參加，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家。”更重要的是，從學校到社會的路，一下子打通了。第一屆的博士生，有的已經畢業，留在了農機領域。

過去五年，這類學術交流活動，只是學會工作的一個縮影。作為農機領域科技工作者的“家”，學會搭建的，是一整套集學術交流、科研探討與產業決策聯動于一體的完整體系。

先說學術交流。2025年學術年會，南京，600多人參會，13個分論壇。耒耜國際會議，江蘇大學，5位院士、300多位嘉賓。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大會，廣西柳州，主題叫“數智驅動”。還有拖拉機分會、畜牧機械分會、設施園藝分會……31個分支機構，一年36場學術活動。每場都是“硬碰硬”的干貨。

再說戰略咨詢。學會承擔了國家兩個大調研。一個“京津冀現代農業協同”，方憲法研究員帶隊，7批44人次專家，跑了河北13個市縣22家單位，歷時5個月。一個“河南糧食生產數智化”，趙春江院士領銜，深入6個市縣12家單位。兩份報告，直接送到決策者桌上。

學會還編了一份《農業裝備技術路線圖報告》，42萬多字，21項分技術路線圖，308項成果。從大田糧食到丘陵山區，從蔬菜水果到畜牧養殖，未來五年、十年怎么干，一項一項列清楚。這不是掛在墻上的文件，是“施工圖”。

人才培養也沒落下。第十屆國際大學生智能農業裝備創新大賽，218所學校、1845個項目團隊，796件作品殺進決賽。中國科協青年人才培育工程，學會推薦了17名博士生、23名青年工程師重點培養。還有團體標準——2025年發布40項計劃，批準發布45項。科技成果評價完成了24項。《農業機械學報》，影響因子在農業工程學科排第一，全球排名第六，中文期刊第一。

這些事，背后是學會31個分支機構的支撐。從農業機械化到人工智能，從設施園藝到丘陵山區農林機械，每一個細分方向都有“據點”。

苑嚴偉在中國丘陵山區農業機械博覽會現場，向陳學庚院士、泰國農業工程學會主席等嘉賓介紹中國農機院產品

苑嚴偉總結學會的定位，就一句話：“我們是一個橋梁——連接國家戰略和田間地頭，連接高校育人和企業用人。”

而那個博士生論壇，正是這座橋上最生動的風景。它解決的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群年輕人的“身份焦慮”。讓學農機的人，知道自己是誰，能去哪兒。

從“按斤播”到“按粒播”：

一場播種精度革命，以及比網約車更早的“農機云”

以前的農機，給人印象就是傻大笨粗。苑嚴偉不回避這個問題。

“過去播種，一畝地播幾斤，全憑老把式的經驗。車走得快慢，種子流得多少，根本控制不了。”他說，一塊地播完了，發現播多了或者播少了，都沒辦法。“全靠感覺。”

他帶著團隊干了一件事：給農機裝上“眼睛”和“大腦”。

先講精度。他們在播種機上裝了流速傳感器、流量傳感器，再加上北斗定位。車每走一米，播了多少粒，實時監測。“原來玉米播種是按斤，一畝地五斤六斤。現在不是了——按粒播，一畝地播六千株、六千五百株、七千株，一粒一粒數出來。”

不光是數量。行距、株距、播種深度、覆土厚度，全部精準計量。原來一穴播兩粒三粒，長出來苗太密，還要人工間苗。現在一穴一粒，省種子、省肥料。“苗齊苗壯，產量自然就上去了。”

但單機精準只是第一步。更大的痛點，是車和地的匹配。

苑嚴偉描述了一個典型場景：一個機手，開著一臺收割機，一天要干好幾塊地。這塊地干完了，下一塊地在哪兒？怎么走？全靠電話約。前一天晚上打電話約好，第二天開過去，結果農戶怕約不到車，同時約了兩三個機手。車到了，地已經收了。白跑。

還有空跑問題。一塊地五畝，干完去找下一塊五畝地，路上空跑時間很長。“一天可能只能干幾十畝、一百畝。”苑嚴偉說，效率極低。

“農機版網約車”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做的。

“我們做得比網約車還早，2011、2012、2013年就開始用了。”苑嚴偉說。車上裝衛星定位，農戶的土地需求、機手的車輛位置，都在平臺上對接。車和地實時匹配，路線優化。這塊地干完，下一塊地在哪兒、怎么走最優，系統自動規劃。

“效率提升了50%以上。”他說。

為什么中國需要這個，而國外不需要？苑嚴偉講透了背后的邏輯。

“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大農場模式。一個農場幾千畝、幾萬畝地，就幾個人。自己有車、有地，不會跨區作業。”他說，“我們國家不一樣。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機手和農戶也分離。有農業合作社種地，有農機合作社沒地、專門給人干活。”

所以，在中國，農機買來之后，不是生產工具，是盈利工具。“就像出租車一樣——我不是自己坐，我是讓別人坐的。”

還有一個特點：地塊零碎。一塊地可能只有幾畝，甚至不足一畝。機手一天要跑好幾個村子。沒有調度，全靠電話和熟人介紹，效率低、沖突多。

這個平臺最早不是從市場需求起步的，是從政府監管“長”出來的。

2012年前后，東北耕地有個大問題：拖拉機常年碾壓，地下20到30公分形成一層硬殼，叫“犁底層”。水滲不下去，根扎不進去，莊稼容易倒伏。解決辦法是“深松”——把犁底層打碎，松到25公分以下。

但農民不愿意。深松費油、跑得慢、耽誤工夫。國家出了補貼政策：一畝地補20塊錢。可怎么監管？農民說松了，怎么證明？

苑嚴偉團隊研發了深松監測系統：犁子上裝深度傳感器，車上裝衛星定位。沒達到25公分，拿不到補貼。

“這個政策一推動，先在吉林全省推開，后來整個東北、全國都推廣了。”

接著，秸稈還田補貼來了。不讓燒秸稈，打碎還田，也給補貼。團隊在原有平臺上加了秸稈識別傳感器，實時監測秸稈覆蓋率。

再后來，農民自己找上門了。“你能測深度，能測秸稈，那能不能測有沒有漏種？能不能測收割損失？”

于是，播種機堵塞漏播傳感器、收獲機損失傳感器，一個一個研發出來。

“政府沒有補貼，沒有要求，但農民有要求。他找機手干活，就問：你的播種機能測漏播嗎？你的收割機能測損失嗎？沒有？那我找有的。”

從“政府要我用”變成了“農民搶著用”。如今，從耕地、播種、施肥、施藥到收獲，幾十種傳感器在農機上廣泛應用。整個平臺覆蓋了全國22個省，上網車輛高峰期有十幾萬臺。

苑嚴偉總結這個平臺的進化邏輯：從單一功能到多功能，從政府需求到市場需求。先解決監管的“剛需”，再滿足農民的真實痛點。“這不是我們拍腦袋想出來的，是一個一個傳感器被‘逼’出來的。”

丘陵山區的“死結”與AI的“活路”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賦能農業”。苑嚴偉很興奮，但也冷靜。

“我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76.7%，還有20%多靠人工。”這20%多，集中在哪兒？蔬菜、水果、丘陵山區。

苑嚴偉到中國農機院呼和浩特分院內蒙古相關農機企業調研

他舉了幾個例子。

蘋果。用機械手摘，力度大了會捏傷，力度小了會滑脫。草莓熟沒熟，茶葉采一芽一葉還是兩芽一葉，這些都需要“經驗”。AI可以通過圖像識別、力覺反饋來解決。但有一個大問題：成本。

“一個蘋果采摘機器人，成本20多萬。摘一個果要5到8秒，人已經摘了半筐了。”苑嚴偉算了筆賬，“經濟賬算不過來，就落不了地。”

更棘手的是丘陵山區。我國有2億畝15度以上的坡耕地，其中25度以上的超過6千萬畝。

“在國外，超過15度的坡是禁止從事農業生產的，搞綠化。但我們不行，人口多，土地資源緊缺，邊邊角角都要種。”苑嚴偉說。

他特別提到南方的油茶。“將近8千萬畝，花果同期——下面的果要采收，上面還在開花結果。機械化極難。”

還有茶葉。分兩種：優品茶（一芽一葉、一芽兩葉）和大眾茶。優品茶目前還得靠人工手摘。“機器人效率還沒人高，成本比人更高。”

丘陵山區的痛點有三個：坡度大、地塊碎、種的是特色作物。“一塊地不足一畝，到另一塊地要爬坡，車都過不去。這不是無機可用，是無路可走。”

怎么解決？苑嚴偉提出一個思路：置換。

“有些條件極其苛刻的地塊，將來可能會還林、搞綠化。”同時，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把鹽堿地、戈壁灘改造成平整的土地。“把地置換出來，在條件好的區域集中攻克智能化難題。”

而對于那些暫時無法機械化的領域，他寄望于更小巧、靈活的具身智能機器人。“像軍方用的機械狗那種，小型化，能爬坡，能進小塊地。”這是未來的突破方向。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未來誰來種地？

“現在的種田能手，平均年齡都超過60歲。十年后，他們干不動了。我們的下一代，只會用電腦、手機，不會用鋤頭。”

苑嚴偉的答案是：把老農的經驗，變成數據和模型。

“我們把老一輩‘看天吃飯’的經驗——什么時候耕地、什么時候施肥、殺什么蟲——變成計算機語言，存入大模型。未來的年輕人，拿著手機就能‘指揮’無人農機作業。”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你讓現在的年輕人跟著父母、爺爺奶奶去學種地？他沒概念，也沒意愿。只能通過AI，把經驗取代掉。”

兩位院士的褲腿和一個行業的“坐冷板凳”

聊到科研環境，苑嚴偉的語氣變了。更慢，更重。

“現在有個問題，科研成果跟生產實踐‘兩張皮’。”他說，“考核指揮棒還是看論文、看專利。老師和學生把精力花在‘紙面’上。”

“但農業機械，做出來的東西一定要下地，要解決實際問題。否則毫無價值。”

他反復提到兩個人。

羅錫文院士，八十多歲，“還卷起褲腿下田”。陳學庚院士，也是將近八十歲，“大部分時間在新疆棉田里”。

“他們是我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榜樣。”苑嚴偉說這話時，語氣里帶著敬意。

在苑嚴偉看來，農機領域的科學家精神，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詞，就是兩件事：腳踩泥土，甘坐冷板凳。

“學農機，確實辛苦。但如果你畢業后轉行去做IT，前期的積累浪費了，對國家也是損失。”

他給年輕科技工作者兩條建議，都很實在。

第一，培育“知農愛農”的情懷。“學農，就要從事農業。”

第二，敢于坐冷板凳。“盯住一個方向，有個十年、二十年的堅持，你一定會成為這個行業里卓越的人。”

他舉了個例子。學會的博士生論壇，第一屆的博士生，現在有的已經畢業了，留在了農機領域。“也找到了職業方向。”

采訪手記

一個半小時的采訪，苑嚴偉聊的，都是科研人員主動扎進田間地頭，從政策落地和農民日常里發現真問題、尋找真答案的故事，比如從補貼監管中研發出深松傳感器，從農戶一句“能不能測漏播”里迭代出農業全程機械化云平臺。

他最常掛在嘴邊的詞，是“歸屬感”。為農機博士生“兩頭不靠”著急，為人才流失痛心，于是搞起博士生論壇，給年輕人一個“家”。

聊到學風，他反復提起兩位八十歲院士卷起褲腿下田的身影。在他看來，科學家精神不是什么大詞，就是甘坐冷板凳、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采訪最后，他提到學會的目標，對標2035年農業現代化，把短板一項一項補齊。語氣平靜，但堅定。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農民家，這不是口號，是他和那一代人正在做的事。未來可期，因為有人在腳踏實地。

中國科協之聲訪談編輯 劉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