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與實踐效用的有機統一

十年前的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彼時，坐在會場里的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文學院教授康震作為文學領域代表發言。十年過去了，康震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十年賡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成就斐然。從“三大體系”的頂層設計到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戰略目標，從一批批標志性成果的涌現，到系統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新思路、新趨勢，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過了一段不尋常的路。

新成果彰顯時代風采

5月初，記者走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的辦公室，那里堆滿了新近出版的經濟學著作，其中不少是他自己團隊的研究成果。十年前，劉守英完成了一次身份轉換——從國家政策咨詢者變成學術理論研究者。此前，他深度參與了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咨詢工作，積累了實踐經驗。但進入學術界后，他發現一個尷尬的現實：主流經濟學界傾向于將中國發展成就歸因于與西方趨同的市場化和產權路徑，中國實踐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常常被忽視。

“要么簡單套用西方理論，把中國故事變成西方故事的一個案例。”在劉守英看來，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經濟發展取得的奇跡，得益于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但理論的構建不能靠感覺，必須基于特征事實。“要花大量功夫提煉中國典型特征事實，基于特征事實形成標識性概念，再用科學方法對標識性概念進行科學表達。”十年過去，他欣慰地看到，學術界越來越多人開始做這件事。

康震見證了中文學科這十年的變化。“回望這十年，中文學科扎根本土、融通古今、面向世界，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上產生了不少實打實的成果。”他對記者說，最明顯的變化是，學術界不再滿足于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文學現象，而是開始從中國文學實踐中提煉自己的理論。

“文化詩學”“新大眾文藝”“文明互鑒”“重寫文明史”……一批中國原創標識性概念和命題，開始進入學術話語體系。比如，“文化詩學”概念的提出，試圖打通文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壁壘；“新大眾文藝”的討論，則直面數字化時代文藝生產的新形態。這些概念和命題帶著鮮明的中國印記，也帶著對時代的回應。而“文明互鑒”“重寫文明史”等命題，試圖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邏輯，重新追溯世界文學的多元起源，確立一種新的世界文學觀。康震稱之為“理論中的中國”——向世界呈現一個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學術形象。

法學領域的變化同樣顯著。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雷磊用“跨越式提升”形容這十年中國法學學術的國際影響力。“從‘跟跑’向‘并跑’乃至部分‘領跑’轉變。”他說，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涉外法治、數字治理等原創性議題，我國學者主導了多場國際學術對話。在投資爭端解決、跨境數據流動、氣候變化立法等領域，中國的實踐案例已成為國際比較法研究的重要樣本。“相關成果在國際刊物及國際頂尖出版社的刊發及出版占比顯著提高。”雷磊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翼的觀察更具縱深感。他回憶，十年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學術舞臺上更多是“轉譯者、學習者、傾聽者”，如今，“我們正成為國際學術‘對話者’”。從依附西方、被動追隨轉向自主構建、自信發聲，學術主體性與原創性成為共識。“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這句話，正在從口號變成主流范式。

華南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陳金龍及其團隊，則在一個更具體的領域深耕——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他們開拓了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中國共產黨情感史等研究新領域。這些領域過去很少有人系統研究，但恰恰是理解中國共產黨運作邏輯的重要切口。“我們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的研究范式。”陳金龍告訴記者。范式意味著方法論上的成熟和可推廣性。在他看來，當前學術界對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的方法進行了深入詮釋，特別是從學術化、知識化表達的維度，對黨的創新理論的內在結構進行了解讀，肩負起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責任和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王維國則強調實踐的力量。“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他列舉道，如發展新質生產力、脫貧攻堅、超大規模城市治理、共同富裕探索……這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提出了大量真問題、新問題。“既給學術研究提供了最豐厚的土壤，也讓研究成果有了最堅實的實踐檢驗場。”

技術也在改變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大語言模型等新興技術的應用，大幅拓展了研究邊界，降低了跨學科研究的門檻，很多傳統研究方向因此實現了方法創新。

新思路以“兩個結合”為指導

如果說成果是看得見的“硬件”，那么思路就是支撐成果的“操作系統”。“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需要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王維國認為，“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突出強調了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守的精神魂脈和文化根脈。“我們黨在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是方向指引，從‘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明確部署，讓學術研究方向更加明確，動力更加強勁。”

歷史學界的變化尤為典型。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謝乃和告訴記者，過去，中國歷史學界存在一種“路徑依賴”——從概念到方法，不少直接借用西方。“比如‘帝國’‘內亞’‘民族國家’這些概念，它們的生成背景與西方歷史經驗密切相關，直接套用到中國歷史研究上，難免削足適履。”這十年，學者們開始系統梳理具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原創性概念和標識性概念，如天下、民本、大同、小康、治理、大一統……這些概念不是簡單的術語替換，而是背后有一整套方法論自覺。更重要的是，學術界還提出文明起源與形成的“中國方案”和一系列具有解釋力的本土原創理論。謝乃和稱之為“主體性”的彰顯。“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主體性’，不是排他的，而是在平等對話中確立的。”

康震對此深有共鳴。他提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要把“兩個結合”的學理研究挖透做實。“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度融合，推動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冷門學科各展所長、協調發展。”他特別提到話語體系的改進：“要用更能打動人的表達傳播文化理念、研究成果。”在他看來，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要扎穩中國的根，接準時代的氣，既要守得住傳統，又要跟得上潮流，這樣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當然，挑戰依然存在。多位學者在采訪中坦言，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當前仍面臨一定困境。比如，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還有待深入研究；對于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將其更好融入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方法上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陳金龍提出：“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國方案、中國經驗的基礎上，將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和知識層面，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需要進一步明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自主知識體系的方法，使自主知識體系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張翼則從方法論角度提出要持續開展實踐調研、經驗總結、不斷深化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深入闡釋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等標識性概念，系統挖掘中華文明特性，跟蹤國家重大戰略，聚焦民生保障與社會結構變遷，并加強國際比較。另一方面，需深化原創性理論研究，推進‘兩個結合’學理闡釋，聚焦科技自立、風險治理等‘國之大者’，推動基礎理論本土化，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系統闡釋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涵與世界意義。”張翼說。

雷磊從法學層面提出更具體的路徑：“要深入基層社會治理網格、生態保護法庭等一線，強化法治創新的實證調研，在一手數據中，提煉出扎根中國大地的法治運行邏輯。”他還建議及時總結我國十年來在國家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新興領域治理經驗，深化交叉融合研究，構建能夠立足中國實踐、回應中國之問的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學術研究發展的新趨勢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重大論斷，被學術界視為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律和路徑認識的又一次飛躍。

站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新起點，王維國觀察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呈現出的三個新變化。一是方向更加明確。研究議題日益聚焦黨和國家重大戰略，形成理論研究、咨政服務、傳播對話等多維協同的格局。“過去，學術研究有時會陷入‘為學術而學術’的封閉循環，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動將自己的研究與國家戰略、社會需求對接。”二是更趨跨界。跨學科、跨部門、跨區域的協同創新機制加快成型，科研組織從“單兵作戰”日益轉向有組織科研的“集團攻堅”。“這一點，在人工智能倫理、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復雜議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單一學科無法解決復雜問題，交叉融合成為必然。”三是更接地氣。“兼顧‘學術導向’與‘需求導向’，研究成果更加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真正回應群眾關切、服務治理一線、支撐政策落地。”王維國說，學術價值與實踐效用正在實現有機統一。

在經濟學領域，劉守英敏銳地捕捉到一個關鍵變量——數字技術。“我們正處于數字新形態構建的時代，經濟學必須進行理論和范式變革。”他告訴記者，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處在數字經濟時代最前沿，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要善于總結中國豐富的數字經濟實踐，基于數字經濟實踐提煉典型事實，提出具有原始創新的標識性概念，并創新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以此指導中國數字經濟實踐。”劉守英說，這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關乎中國能否在數字經濟時代掌握話語權。如果經濟學理論仍停留在工業化時代甚至更早的框架里，就無法解釋和分析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

法學領域同樣面臨新議題。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法學國際影響力？雷磊給出的方案是“雙向發力”。“一方面，要深耕中國法治實踐，如脫貧攻堅中的法律保障、超大城市數字治理的規則創新，基于這些獨特經驗凝練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概念。另一方面，要主動設置全球共通議題，在人工智能倫理、跨國犯罪治理等新興領域，將中國方案的底層邏輯用國際通行的學術語言表述出來。”他特別強調學術對話的方式轉變：“通過聯合研究、外譯項目和國際學術組織任職，讓中國法學從‘被觀察的對象’轉變為‘可借鑒的范式’。”這個表述很有深意——過去，中國法學更多是被西方學術界觀察、分析、評判的對象；未來，要成為其他國家可以借鑒、參考的范式。

在歷史學領域，謝乃和提出了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觀點。“構建中國歷史學乃至整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不僅是當代歷史學人‘斯文在茲’式的文化使命，更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以來，對歷史中國‘元精神’及其理論概念體系的‘文化復根’。”謝乃和提到的“文化復根”概念，值得深思。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經歷了一個“器道分離”的過程——西方的學科分類、概念工具、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國傳統學術的整全性被打破。現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在吸收現代學術方法的基礎上，重新連接被切斷的文化根脈。在謝乃和看來，中國古典學研究恰恰提供了本土理論概念體系之本源，對于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學者們談到，如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正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與人才培養創新，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筑牢根基。“有組織科研”新模式正在推行；新型科研平臺建設正在破除束縛科研生產力的阻礙；貫通式人才培養體系正在構建……這些改革的效果正在顯現。

十年磨一劍，一朝試鋒芒。十年來，從頂層設計到戰略目標，從標志性成果到方法論自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路還很長。在采訪中，多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詞——“在路上”。正如學者們所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幾代學人的持續努力。它既需要扎根中國大地的實踐自覺，又需要面向世界的開放胸懷；既需要“兩個結合”的方法論指引，又需要原創性理論的持續突破。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扎根中國大地、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正行進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壯闊征程中。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段丹潔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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