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概念完成者天武天皇的皇權之路

作者：蔣豐

日本第四十代天皇——天武天皇（631年？—686年），本名大海人皇子，是日本飛鳥時代最具傳奇色彩的君主之一。他并非以長子身份繼承大統，卻通過一場影響深遠的軍事政變登上皇位，并在執政期間奠定了日本古代律令制國家的基石。其一生交織著神話敘事、鐵血手腕與制度創新，折射出七世紀日本從氏族政治轉向中央集權的歷史陣痛。

關于天武天皇的早年記載，不可避免地與神話傳說相連。《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四《皇極天皇紀》記載，他是舒明天皇與皇極天皇（后為重祚的齊明天皇）之子，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的同母弟。其出生被賦予神秘色彩：“淡海之海人皇子，幼而明達，剛毅能斷，時人異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書紀》編撰于天武天皇之妻持統天皇朝，其敘事難免有為尊者諱、強化皇權神圣性的傾向。

“大海人皇子”這一名稱，暗示其可能與漁業或海洋祭祀有關。學界有觀點認為，這反映了當時皇室與地方豪族的聯結策略。在兄長大化改新（645年）前后，大海人皇子已活躍于政治舞臺。《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五《孝德天皇紀》白雉四年（653年）條記載，他曾支持孝德天皇遷都難波宮的計劃，顯示出在皇室內部事務中的參與度。

天武天皇生涯的轉折點，是672年的“壬申之亂”。這場內戰不僅是皇位爭奪戰，更是決定日本政治走向的關鍵事件。

“壬申之亂”起因于兄弟猜忌與權力失衡。天智天皇晚年，皇位繼承問題日趨尖銳。據《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七《天智天皇紀》十年（671年）十月條載，天智天皇欲傳位于其子大友皇子，任命為太政大臣，并迫使大海人皇子出家，遷往吉野山隱退。這一安排打破了兄終弟及的潛規則，激化了矛盾。同卷記載，天智臨終前召見大海人，后者“稱病不朝”，實為避禍。

天智天皇去世后，大海人皇子于次年（672年）六月舉兵。《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八《天武天皇上》詳述了其軍事行動：他僅率二十余騎離開吉野，一路東行，憑借個人威望與精準判斷，迅速贏得東國豪族支持。其中，美濃國的郡司獻上“驛馬數百匹”的記載，顯示地方勢力對中央的不滿為其提供了機會。

戰爭在近江朝廷軍與大海人軍間展開。關鍵戰役發生在“瀨田川”與“不破關”。 《日本書紀》記載，大海人軍紀律嚴明，士氣高昂，而近江軍則“將帥無謀，士卒離心”。最終，大友皇子兵敗自盡，大海人皇子于當年二月在飛鳥凈御原宮即位，是為天武天皇。壬申之亂以“以下克上”的形式，重塑了天皇權威的獲取方式——從血緣資格轉向軍事與政治實力。

即位后的天武天皇，展現出卓越的政治家手腕，其改革深刻塑造了日本古代國家形態。

天武天皇系統地構建“現人神”意識形態。《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天武天皇下》朱鳥元年（686年）條載，他首創“天皇”稱號以代“大王”，并規定“凡諸神社，皆依常典祭祀”，將神道祭祀體系化，使天皇成為最高祭司。他還推動伊勢神宮遷宮制度，強化天皇與天照大神的直系關聯。這些舉措，將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合而為一，奠定了后世天皇制的精神基礎。

天武天皇還是日本律令制的重要奠基人。《續日本紀》卷一《文武天皇紀》慶云三年（706年）追述道，天武天皇“親撰《律令》，以定法式”。他于681年開始編撰《飛鳥凈御原令》，這是日本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法典。雖然原文已佚，但《日本書紀》多處記載其內容，如廢除部民制、推行班田收授法、確立戶籍制度等。這些改革旨在削弱氏族勢力，將人民與土地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

天武天皇高度重視歷史敘述的政治功能。《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載，他下令“撰錄帝紀及上古諸事”，命川島皇子、忍壁皇子等編修國史。這項工作的直接成果是《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編纂開端。通過掌控歷史解釋權，他將壬申之亂塑造為“天命所歸”的正義之舉，并將天皇世系追溯至神代，構建了“萬世一系”的國體神話。

天武天皇的統治同樣充滿矛盾。他壓制傳統貴族，卻又不得不依靠家族網絡鞏固權力。

天武天皇的皇后鳩野贊良皇女（后為持統天皇）在壬申之亂中“親執兵仗，激勵將士”，顯示出非凡的政治能力。天武天皇賦予其極大權力，開創了天皇——皇后共治的先例。《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記載，他晚年多病，“萬機之事，悉委于皇后”。這種安排雖保障了政策延續性，卻也埋下了外戚專權的種子。

天武天皇一方面提拔壬申功臣，形成新貴族集團；另一方面又通過“八色之姓”制度（684年）重新排序氏姓等級，將皇室置于頂點。《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載，他規定“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將“真人”設為最高姓，僅授予皇族，以此強化血緣政治。

朱鳥元年（686年）九月，天武天皇去世。《日本書紀》以“天皇，幼而聰明，能審物情。及長，好兵法，有武略”評價其一生。 他的歷史地位復雜而多重——

首先，他是日本“天皇”概念的真正完成者。通過神道制度化、歷史編纂與律令制定，他將天皇從氏族共主提升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君主。其次，他以非傳統方式獲取皇位，卻以強化世襲正統收場，這本身構成了歷史悖論。最后，其改革為后續的《大寶律令》（701年）與奈良時代中央集權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其遺產亦包含隱憂。過度依賴皇室私權、軍事政變的合法性開啟，以及貴族勢力的潛在反彈，都在其身后逐漸浮現。持統天皇的過渡統治、藤原氏的崛起，皆可追溯至天武時代的制度設計。

天武天皇的一生，恰如《日本書紀》中對其舉兵的描述：“應天順人，撥亂反正”。他身處日本從古代氏族聯盟向律令制國家轉型的激流中，以非凡的政治魄力與戰略眼光，用武力奪取皇位，又以文治重塑皇權。其功業不僅在于打贏一場內戰，更在于打贏了一場更為深刻的文化與制度戰爭——將“天皇”從權力競爭者之一，轉變為不可挑戰的至高象征。在飛鳥時代的斑駁史冊中，天武天皇的身影既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一個新時代的沉重開篇。（2026年5月7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