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49年上海槍決照片，五位囚犯笑對死亡，他們究竟是誰？

1949年5月11日清晨，黃浦江面霧氣未散，福州路口卻早已站滿了人。有人搬來凳子，有人攀上騎樓檐角，靜候一輛特殊的卡車。國民政府消息靈通，午夜已放話：上午九時處決五名“要犯”。上海灘的好奇向來旺盛，再加末日氣息，街頭一時人聲鼎沸。

汽笛由遠及近，鐵鏈撞擊聲清脆刺耳。車廂里五個戴著手銬、腳鐐的男子并排而坐，胸前都掛著硬紙板，上書“漢奸”“叛徒”等大字。奇怪的是，他們并未低頭哭號，反而含笑抬首，目光平靜。有人朝人群抬帽子致意，仿佛慶典游行。圍觀者先是愕然，繼而爆出噓聲、辱罵聲，也有人悄悄低聲議論：“是不是弄錯了？”

十六天后，5月27日拂曉，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十萬將士魚貫入城，上海宣告解放。那輛裝著彈孔的囚車早已被推到蘇州河畔，五具遺體草草下葬。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真相才逐漸浮出水面：這五個人確是“要犯”，卻是要犯國民黨反動派的生死大事——他們都是地下工作者或起義軍官，是為勝利做最后沖刺的探路燈。

第一個名字叫朱大同，湖北人，38歲。早在1938年便受組織派遣“潛身虎穴”，深入日偽政權情報系統。他同時混跡在中統、偽警局與國民黨憲兵三重網絡里，表面上笑臉迎人，暗地里一次次遞出密碼本。據檔案記載，他曾在1945年夏天策劃營救十余名被捕黨員，全部成功脫險。1948年底，南京衛立煌軍部制定長江防御方案，朱大同將影印件藏在藥盒夾層，連夜送上太湖南岸，成為渡江戰役的重要情報。行刑前，看守冷笑：“都罵你賣國，還笑得出來？”他抬頭答：“真相在腳下。”聲音不高，卻壓住了周圍嘈雜。

坐在他旁邊的，是一身黑色中山裝的陳惕廬，原名陳志平，時年42歲。早年隨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歸國后加入我黨，從事金融戰線統戰工作。抗戰勝利后，被特務機關逮捕，威逼利誘下曾一度動搖，留在中統做官。1948年四平街巷戰的消息傳到上海，他深感國民黨大勢已去，秘密向地下黨遞交了檢討，交還情報，答應潛伏協助起義。他的雙重身份最終暴露，4月被捕。寫遺書時，他毛筆倒寫一句：“人各有罪，愿以死謝”，字跡無恨，唯有悔。有人說他是叛徒，也有人說他贖罪殉道，歷史因而留下爭議。

再往里看，一位俯身在膝上奮筆疾書的，是張達生，41歲，魯蘇豫邊區十八縱副司令員。南京和談破裂后，他領部南下，準備于江陰要塞發動兵變接應大軍。不幸密謀被告密，他與十余名軍官一夜之間被縛。庭審中，檢察官羅列“勾通共匪”“詆毀委員長”等七條大罪，張達生朗聲回答：“所言皆實，何罪之有！”木槌落下，死刑即刻執行。押赴途中，他把寫好的家書托一位好心記者：“勞煩帶到宿遷，我母親識我的字。”那封家書，直到1960年代才被家屬取回。

第四個人叫方志農，安徽桐城人，33歲。師范畢業后在南京執教，抗戰時期因救助學生被捕，出獄即投身秘密工作。1948年，他受孫文主義同盟會委派，以教師身份往返南京上海之間，為華東局遞送電臺零件。1949年春，他參與策反江陰要塞守軍，途中遭日偽余黨出身的暗探出賣，被捕入獄。酷刑之下，方志農血肉模糊，卻一句口供未吐。臨刑前他只向同車人低聲道：“我死不足惜，只愿師生平安。”

最后那位戴圓框眼鏡的是王文宗，34歲，川東人。曾任重慶大學青年會干部，后轉入浙江大學圖書館，掩護情報站。1949年2月，由于一次進出電臺頻繁，被軍統特務盯上。他在無錫落網，幾經提審堅不泄密，被列為“重犯”押往上海。逝世前，他請求看一眼城市的天空，衛兵推搡他靠邊，他卻指向東方笑道：“天要亮了。”

五人的軌跡不同，歸宿一致。國民黨當局急于在敗退前“清鄉”，集中處理“可疑分子”。4月起，軍統上海站設立特別軍事法庭，審訊無期限，判決無上訴。在那張刊于《申報》的黑體標題里，他們被寫成“非法團體要犯”，仿佛一紙公章即可抹殺所有功績。新聞紙很快被街市用來包點心，而子彈留在了北四川路公園的土里。

美國《環球畫報》記者彼得森爬上匯中飯店陽臺拍下了那張俯視圖：警戒線外層層疊疊的人頭，卡車上五名男子昂然入鏡。今天，這張照片在互聯網上流傳，人們驚訝于他們的微笑，卻少有人知道微笑背后的漫長潛伏、暗夜對峙與生死抉擇。

槍聲響起的時候，福州路口終于安靜下來。行刑隊每人一槍，后腦開花。塵土揚起，雪亮的刺刀輕挑尸體確認死亡。圍觀的人群散去，茶樓再度喧鬧，黃包車繼續穿梭，一切仿佛什么也未發生。只有地上滲開的血，在石板縫里慢慢擴散。

16天后，解放軍的布鞋踩過同一條街。繳獲的電臺里，還躺著朱大同親手改裝的密碼機。6月初，上海市委接管組檢閱舊檔案，發現那五個人的卷宗，才串起零散線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批準追認朱大同、張達生、方志農、王文宗為革命烈士。同年，陳惕廬的功過之爭報至中紀委，最終以“有大功，亦有大過”記入史冊，不再冠以叛徒之名。

舊上海的街燈早已拆除，可那五張帶著笑的面孔被定格在底片，提醒后人：有些真相，需要時間去沖洗；有些笑容，來自對黑夜盡頭曙光的篤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