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國國號簡稱起爭議，司徒美堂反對保留：何以昭告天下百姓

1949年9月26日午后，秋陽從西側的窗欞斜照進中南海勤政殿，二三十位兩鬢斑白的辛亥元老圍坐在圓桌旁，周恩來舉杯開場：“今天就這一件事——’中華民國’四個字，還留不留？”一句話，把現場氣氛點燃。沒人想到，敲定新中國國號的最后關口，會被這四個字卡住。

此前的路程并不平坦。追溯到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向全國發出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邀約。信息傳到香港，一批批民主人士、文化名流、海外僑領在夜色掩護下悄然北上。七次秘密航行，千余人穿越封鎖線，為即將召開的新政協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6月15日，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常務委員會把案頭工作分解成六組：確定代表名額、起草《共同綱領》、設計國旗國徽、擬定政府架構等，每項都事關新國家的骨架。司徒美堂、張瀾、陳嘉庚等人剛到北平就被拉進學習班，參觀兵工廠、爛尾工事和剛解放的街巷——先了解形勢，再談意見，這是那段時間的慣例。

國號初稿由第四小組提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清華教授張奚若覺得累贅，他直言：“’人民’與‘民主’功能重復，刪一字為佳。”周恩來聽后點頭：“共和二字已含民主二字之義。”數番權衡，“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寫進文件。名稱定了，簡稱卻成隱憂。

臨近九月，全會文件里依舊在正式國號之后括注“中華民國”。部分代表擔心百姓改口困難，也念及辛亥遺緒，傾向保留；另一派則堅持革故鼎新，不留尾巴。一時間，辯鋒交錯，誰也說服不了誰。周恩來索性請出壽登古稀的元勛們，想讓他們給“最后一擊”。

午宴開到半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率先發言：“老百姓已叫慣了‘中華民國’，驟改怕有抵觸，三年后再議，也未可。”何香凝接話：“這是中山先生的遺產，慎之又慎。”反對聲隨即響起。年屆八旬的周致祥起身，言辭懇切：“兩次革命，兩副面貌，舊名失德，留之何益？”眾人有些猶豫，卻仍未達共識。

此刻，司徒美堂放下酒杯，猛地站起——“諸位，我無大才，無多學問。但我參加過辛亥革命，也見證了舊朝覆滅。今天人民做了主人，還要藏著掖著舊國號，豈不羞見天下？革命勝了，卻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幟，怎能服眾？”短短幾句話擲地有聲。會場先是一靜，隨后雷鳴般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似要把屋頂掀翻。

情勢自此逆轉。沈鈞儒從法律角度補上一刀：“一國兩號，國際公法不允，條約簽字又當何名？”理由精悍，堵住了回旋余地。周恩來對眾人說：“意見已明朗，我將整理后呈主席團決定。”當晚，主席團會議表決——刪除簡稱，國號專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30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勝利閉幕。63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連夜商討開國大典細節。張燈結彩的長安街已人聲鼎沸，鼓號聲此起彼伏。10月1日14時，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在勤政殿舉行，毛澤東宣布委員就職，隨后向世界發布成立公告。二十分鐘后，他們步上天安門城樓。

廣場上30萬軍民匯成紅色汪洋。毛澤東俯瞰人群，高聲招呼：“同志們萬歲！”一陣山呼海嘯的回應，在古老的城墻間碰撞回響。15點整，他按下電鈕，五星紅旗第一次在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伴奏下升上長空，54門禮炮轟鳴28響，寓意從“七七事變”到此刻的艱辛歲月。朱德、聶榮臻隨后檢閱部隊，鏗鏘的步伐在金水橋畔鋪陳出勝利的節奏。

黃昏降臨，火炬游行點亮整座城市。廣播里一遍遍播報著新政府的聲音，吉林的鞭炮、南京的鑼鼓、廣州的彩燈，把慶典的火熱推至全國。曾經分崩離析的山河，在這一天聽見了同一首國歌，看見了同一面國旗，而那四個在午宴上被斷然摒棄的字，自此封存進歷史的抽屜。

司徒美堂回到住處，伏案寫下日記：“國號既定，乃眾望所歸。愿再無風雨，愿山河永固。”窗外禮花未休，夜空被映成赤金色，映著一位老革命者的淚光，也映著一個新時代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