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看見戲曲人大寫的堅守與尊嚴

京劇《進京》根據鄒靜之編劇的電影《進京城》改編，以“花雅之爭”“徽班進京”為歷史背景，將春臺班岳九、汪長生師徒創立藝術新生的歷程再次搬上舞臺。該劇以兩代戲曲人的命運為切口，直面傳統藝術如何活下去的核心命題，摒棄歷史正劇中的高臺說教姿態，從人物出發，讓觀眾在梨園行的煙火氣與痛感中，看見戲曲人大寫的人的尊嚴與堅守。

京劇《進京》動人的底色，是將梨園精神與生命中的痛感相融，立起了有血有肉的戲曲人形象。兩代師徒的傳承，不是技藝的簡單延續，而是刻進骨血的熱愛與執念，是人生隨藝術之路延綿生長的赤誠。編劇精準抓住“痛感”這一核心，例如長生和愛人容兒別離之痛、長生斷腿的骨肉之痛、傷病康復的煎熬之痛，層層遞進，道盡了梨園行藝人真實的困境。

編創者的創作姿態并非冷眼編織苦情，而是花大量時間沉浸式地融入那段歷史，感受其心跳，呼吸著每一個人物的呼吸，漸漸地人物的臉龐畫像得以清晰。正因如此，觀眾看到的不是英雄式的慷慨赴義，而是小人物在飯碗生存、尊嚴與摯愛之間的反復撕扯。劇作用筆深沉，筆下的人物用盡生命去愛，也愛得很痛，字里行間始終涌動著一股滾燙的熱血，也有一種近乎俠義的氣概。這一點尤其是在鳳格格女扮男裝，滿懷對京劇熱愛，去成全、愛護汪長生的情節中體現得尤為鮮明。那不是敘事里常見的兒女情長，則是藝術延續的一種托舉。編劇塑造人物的核心出發點始終清晰，認為人的尊嚴高于一切，這也是她在這段特殊歷史下對生命的深度的思考，是其關懷人物命運走向的創作初心。新西蘭毛利原住民有句諺語：“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人，是人，還是人。”這句話正好道出了京劇《進京》創作的核心要義，戲要站住腳，先得把人立起來。

編劇在創作談中發問，200多歲的京劇走到今天，是否仍能夠觸動觀眾的心，引發共鳴？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一些京劇人仍然如花部進京的那群年輕人一樣，無論一生面對多少挫折，都沒有放棄尊嚴，敢于和命運挑戰，活出個大寫的人。這個答案幾乎就是京劇《進京》最好的注腳。回頭看戲里的岳九和汪長生，他們不僅是在演戲，更是在替兩百年前的同行，也替當代堅守的京劇人，打了個樣子。這部戲讓京劇不再遙遠，能把人看熱血了，《進京》真的可以給年輕觀眾們很多個愛上京劇的理由。

京劇《進京》的舞臺呈現，形成了歷史質感與當代審美相互映照與對話。用京劇書寫京劇自身的歷史，這一行為本身便是對京劇藝術的一次深刻致敬。創作團隊在舞臺上巧妙融入現代影像手段，設計一些老照片、舊戲班，虛虛實實的歷史投影，這些影像安排像一層溫潤的包漿，為故事增添了一份歷史的質感。影像與傳統唱、念、做、打之間形成對話，讓觀眾在視聽上獲得了既古典又新穎的審美體驗。“徽班進京”也不再只是課本里的名詞，而成為可以被看見、被感知的歲月痕跡。

劇中的戲班登臺獻藝的情節，鑼鼓喧天，觀眾叫好的段落設計是《進京》具有巧思的舞臺手法。戲里觀眾在拼命叫好，戲外觀眾看到京劇表演的絕活兒也跟著鼓掌。戲里與戲外的掌聲相互交融，如潮水般連綿不絕，臺上演繹與臺下共情形成一種奇妙的聯動。這種設計不僅貼合徽班進京獻藝皇城的歷史背景，更打破了舞臺與現實的邊界，讓我們臺下真正的觀眾不再是旁觀者，而是成為這段戲曲歷史、這場舞臺表演的參與者，在感受劇中梨園藝人對藝術極致熱愛的同時，也享受著作為現場觀眾的審美樂趣，在審美心理上，也讓我們觀眾的內心收獲到了雙重滿足，意猶未盡。

《進京》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拒絕了歷史正劇常見的空洞頌揚，回到了以人立戲的創作初心。當下不少歷史題材戲劇習慣于貼標簽、喊口號，回避人物真實的掙扎與困境，而《進京》直面梨園行藝人的人生坎坷，尊嚴與熱愛，不預設立場，不回避痛感，以個體經歷呈現真實，引發觀眾自主思考。這些被宏大敘事忽略的真實，正是該劇的力量所在，它讓傳統戲曲在當代回歸觀照人心的本質。《進京》通過岳九、汪長生的個體命運，折射出戲曲人集體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堅守，以扎實的人物塑造、巧妙的舞臺設計、深刻的主題挖掘，成為一部有溫度、有筋骨的當代戲曲作品。它傳遞的主旨是看見人的尊嚴、掙扎與熱愛，傳統藝術才能在當代煥發新的生命力，這也是《進京》留給觀眾最珍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