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記王毓銓先生

我知道王毓銓先生的大名，已過去整五十年了。1954年，他在《歷史研究》雜志當年第二期發表《漢代“亭”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說——“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辨正》一文，指出亭是半軍事性質的治安組織，不是鄉與里之間的地方行政單位，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十里一亭”的“里”是指“步里”之“里”,是長度、距離單位，“十里一鄉”的“里”是指“里居”之“里”,是據居住區域而劃定的行政單位，兩個“里”含義不同，所代表的制度也不一樣。當時我還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一年級，而且正聽講《中國通史(二)》,即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王毓銓先生這一發揮漢史問題新解的文章，很吸引我這剛踏上學習史學之路的青年人的注意力。我特別喜歡文章中說明從什么地方引起疑問，怎樣提出和解決問題等內容。一種有趣的歷史問題新說誕生，使先生的大名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不久，所里把我派定在明清史組。這個組的組長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白壽彝教授兼任，但不常到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組長就是王毓銓先生，名學者有謝國楨先生。這三位先生都是我多少熟悉的。在他們領導和指導下工作，我心情愉快。與王先生最初幾次接觸，給我留下鮮活的印象，至今恍然如昨。最初他將我介紹給全組，是在東四頭條一號歷史所舊址，明清史組開會的辦公室則在朝陽門內大街九爺府后面(東四頭條一號院與九爺府內是相通的),時間約在國慶節假后上班時。組內有十多人，濟濟一堂。王先生說：“我們今天歡迎新同志，各人輪流自我介紹姓名、籍貫，互相認識一下。我們這里號稱明清史組，實際上是大明天下。”然后轉向我說："你來了，就搞清史吧!”這幾句話，簡明而風趣，使我知道這么多人都是研究明史的，而我也被一語定終身，有了畢生的努力方向。11月，歷史研究所搬到了建國門內大街五號原海軍大樓內。王先生在辦公室內第一次找我談話，問了一些在校學習的簡況，有沒有畢業論文給他看看。我有一篇題為《明代的山陜商人》的畢業論文，是讀明清別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的影響定的課題，在袁良義師指導下寫成的，學習傅先生一一列舉明代山陜商人各行業經營活動的證據，還試圖就商人資本組織、運用方式和鹽商資本活動做經濟學分析。我趕緊取了這篇不成樣子的論文呈上。過了幾天，他又找我談話。一見面，他沒有就文章做任何褒貶，只問我在家時是不是要料理、照顧自己的生活。我聽了一驚，問他怎么知道。很意外，他竟說，從文章中看得出來。我懂了，文章寫得很幼稚很淺薄，在寫作過程中我就曾為深入不下去、無力突破而苦惱，先生不愿指摘這點，是不愿挫傷一個史學新手的自信和自尊，而降低一下要求，但文章多少具備的一點條理性得到了先生的首肯。也就是說，自己遠遠不足，但并非一無可取。先生給我指出了一個清晰的起點，自己要加倍努力。

1959年3月，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邊建邊準備陳列，從歷史研究所借調我們去協助做中國通史陳列設計。我在王先生為首的明清段，親眼見到他敬業工作的情形。他不僅做研究、設計和文字工作，而且掛展品，搬東西，做體力活。半年后回所，我們的接觸較前頻繁。他那時每天讀明人別集。他說：做歷史研究，要盡量找原始史料，明史史料除檔案、契約等外，最重要的就是《明實錄》和別集。他已讀完《明實錄》,摘抄過有關資料。1960年代初，所里組織各種科研工作小組。我被調在中國農民戰爭史組，隨后又改調太平天國史組。他對此不以為然。他說：農民戰爭史需要研究，但農民戰爭是在經濟、政治敗壞，矛盾尖銳化基礎上爆發的，因此要先研究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及其運行狀況，才能看清楚農民戰爭的問題。他的明史研究，根據自己的認識，從土地制度和地主階級的研究入手，尤其重視對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階級分野和各階級在社會政治、經濟關系中地位的研究(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是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一把鑰匙),依次完成研究軍屯、王府莊田、勛貴地主、縉紳地主的著作，計劃中的皇莊和庶民地主等的研究則尚有待。研究明代勛貴地主、縉紳地主的兩文寫成后，我有幸成為第一讀者，記得兩文規模雖不如研究王府莊田的一文宏大，字數各在五萬字以內，但是構成其明代土地制度和地主階級研究系列的有機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他也十分關注賦役制度問題，曾質疑當時一些權威觀點。他并沒有忽略階級斗爭史，曾以王世貞《張司馬定浙二亂志》為基本史料寫過關于浙江兵變的文章，以堵胤錫《堵文忠公集》為基本史料寫過關于崇禎年間長沙反吉王事變的文章，主要是梳理史實，后者可能是研究王府莊田的副產品。我那時對中國古代史的一些根本問題自己沒有認識，便服膺主流觀點，對一些工作安排則聽從所領導決定，對他的話并不能完全信從，這是1957年后的政治氣氛下一種很自然的選擇。我本可以接受他更多的學術熏陶，結果連略窺門徑都談不上，更不用說升堂入室了。

先生是1955年春調到歷史研究所的。他原來一直研究秦漢史、先秦史，回國后他購買了《卜辭通纂》《殷契萃編》《兩周金文辭大系》等許多書籍和考古發掘報告，證明他的專業方向仍定在這里。到歷史研究所后，所領導因缺少明清史專業帶頭人，讓他轉到研究與秦漢史相距逾千年的明史。他那時四十五歲，毅然放下現成業務，從頭開始學習和熟悉一個新的領域。這種轉變不像辦一件具體的事那樣簡單。熟悉另一個領域、另一個朝代，放棄原來長期的積累，所需時間動輒以五年、十年計，對一個史學工作者來說并非易事。先生的態度證明他是能服從大局的。從此時到1960年代初，大約只有八九年時間，他用最緊張的學習、研究，把自己造就成一個明史大家。能做到這樣，是因為他作為早已成名的史學家，其經驗、學養、識見、方法是現成的，也就是說他的起點是很高的，進展相對便捷；而且，他從系統閱讀、利用明史第一手資料人手，從明代社會經濟制度和封建社會兩大階級的研究人手，一下子抓住明史可靠依據和根本問題，較快開辟了進入明史廣闊無垠領域的坦途。正是他的經驗、學養、識見、方法的豐厚積累，使他能夠擇定正確的適合自己的治學路線。我認為，這兩種因素對他在較短時間內成為一位明史大家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這八九年是他明史研究的黃金階段。

此后十多年，客觀環境沒有再給他提供伏案學習、研究的條件。1964年9月，我們去山東搞“四清”時，他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回所后他告訴我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的體會，只有九個字：“生活很好，批判很嚴厲。”“文革”動亂十年，是可悲的“糟蹋圣人”的十年。先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斗，不肖之徒隨意上門查抄，許多手稿被作為專案材料調去審查，最典型地表現了學術問題的政治化。還有不堪的是扣發工資，生活陷入極端困難。積蓄花光，開始賣書，一部開明版二十四史只能賣得人民幣四元，精裝硬封皮還得撕去。1969年11月，他的情緒低落到近于絕望，把我找去，要我把精裝《明經世文編》拿去，說對我可能還有點用。我因自己的藏書都當成廢紙基本上賣完了，不愿接受。他塞給我江蘇碑刻集、《晚明民變》、《韓昌黎集》,叫我留作紀念，其余的書除一堆從美國帶回的外文書外都給他拉到中國書店去賣掉。我給他先裝滿一三輪車，蹬到前門大街路東中國書店，一個中年人出來，見到滿滿一車甲骨文、金文書籍和考古報告等等，一聲不吭，繞車轉了三圈，然后問：“為什么賣掉?”我說：“沒用了!也沒處放。”中年店員嘆氣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現在賣不起價錢。拉回去，堆在角落里。半年，準漲!那時，要賣，再拉來。”又滿有把握地重復說：“再過半年，準漲!現在賣，不是不收，太可惜了。”我很感動，中國書店培養了這樣的業務員，真正愛書，能體諒知識分子買進這些書不容易，并且較能看清形勢，知道文明終究要恢復自己的尊嚴。我至今很感念這位先生，后悔當時沒有問他的姓名。當時，我轉身就把一車書原封不動地蹬回去。不久，我就去河南息縣我們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干校了。1971年，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部干校都轉到河南信陽明港鎮搞運動。

同年，先生從明港鎮調回北京，到中華書局點校《明史》。1972年3月，我也回京參加寫作《中國史稿》。我與先生又有機會接觸。他說，他的一些未刊文稿被專案組抄去后沒有發還，還有史料卡片柜(立式多屜柜，裝所抄明史資料卡片)留在歷史所，讓我留意替他找找。當時全所只有我們《中國史稿》組和圖書室共十余人上班，其他人還滯留在明港。我替他四處尋覓，終于在圖書室過道里發現他的卡片柜，就邀同事劉重日用三輪車替他運回家，卡片沒有丟失。文稿則因是專案組收繳的，我不便查問。直到1972年8月全所回京后，有一天，辦公室林寶根女士蹲在大院二號樓北車庫內滿地廢紙旁，見我路過，大聲喊我，叫看看這是什么。我跑去一看，天哪，是王先生研究明代勛貴地主的文稿，已所余無幾了。我蹲下來，把地上的廢紙一一仔細翻了個遍，再沒有發現王先生的片紙只字。我問林寶根。她說，賣廢紙，裝麻袋前檢查一遍，已經賣過一次了，這是最后一麻袋。她又說，過去賣的誰知道運到什么地方去了，沒法追查了。我痛心地望著滿地廢紙，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為辜負先生囑托而深感自責。也讓我感到駭異的是，被審查人現成的未刊文稿怎么就成了廢紙?難道沒有登記、保管的制度?倘若被審查人要求發還，怎么辦?誰來負責?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把這一小疊劫余文稿交給先生時，表示很對不起他。先生倒很坦然，他似乎還沒有從對史學的絕望中解脫出來，對幾年的心血化為泡影、化為紙漿仍表現出驚人的麻木，連聲說：不干你事，不干你事嘛。找到這些就行了。我想，他將傷痛埋在了心底，而這種傷痛是比爆發出來更劇烈更深沉的。后來，他把這點劫余文稿略加剪裁，題為《明代勛貴地主的佃戶》,發表在《文史》第五輯，作為紀念，還將抽印本送給我。這是怎樣的一種紀念啊!仿佛自己的孩子丟了，卻留下他的一些毛發指爪做紀念，看著這些毛發指爪，該是一種什么心情?

點校《明史》在先生個人經歷上是值得一記的。標點本二十四史出，在使用上已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他在中華書局前后約有三年。三年中，他是完成此項巨大文化工程《明史》部分的主力，自己還有其他收獲。他告訴我，提高了對《明史》的認識，說“《明史》真有好材料”,在史學家眼中，史籍的價值首先就表現在有沒有說明問題的好材料，有多少這種材料。“真有好材料”無疑是很高的評價。原來他對依據原始材料編成的《明史》抱有的一點輕視去掉了。他還告訴我說，中華書局曾請他點注《明史》的《流賊》傳，擬作為活頁文選印行。他答應后，一上來就碰到難題：李自成父守忠禱神求嗣，神示夢將以破軍星為其子，破軍星是什么星?破軍星轉世有何含意，寓何褒貶?請教多位合作標點二十四史的滿腹經綸的同事，也都瞠目不知所答。只有山東大學王仲犖先生告訴說，自己年輕時，因岳父家有小樓，富于藏書，便常登樓閱讀，不懂得揀擇，挨個兒翻看，記得某叢書一種講堪輿的書里談到過破軍星(叢書名、堪輿書名，我都已年久失記)。先生趕忙借到該書查看，果然不差。他衷心贊嘆說：“王仲犖先生讀書多，學問好，記性又那么好，連堪輿書上看起來像不要緊的東西都記得那么牢!"《明史》標點本出版后，先生不認為是工作的結束，到處征求意見，收集反映，以便再版時改正。他叫我在使用《明史》時留意此事，并把聽到的別人的批評轉告他。我曾把同事陳高華關于《仇鉞》傳中誤“飯村店”為地名等意見告訴他，也把自己所見《諸王世表》中與傅維鱗《明書》的不同點寫給他。他統統收集起來，來得及的就在第二次印刷本上改正了。據說內蒙古大學教授周清澍曾說，二十四史點校結束后，繼續關注、征求意見的，只有王毓銓先生一人。這給后輩留下了典范。

這種敬業精神，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表現在他承擔的一切工作上。改革開放之初，明清史各自分開設室，他擔任明史研究室主任。培養人才是其絕頂重要的任務。我們得承認，他們那一輩人信奉的史學人才培養方法，是反對急功近利的，要求坐冷板凳，多讀書，多練習，多研究、思考，不急于發表，甚至有三五年不發表文章的說法。而我們的時代就不同了，要求一上來就工作，“邊干邊學”,后來又推行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措施，評職稱、加工資、分住房都靠文章說話，三年不出成果就考慮調動工作。上上下下與他的信條都不協調。當他與我談到新任主任時，我便勸他“少管”。他很驚訝，說：“你提的跟趙守儼說的一模一樣!”涉及室主任的根本責任問題，他不可能聽趙守儼先生和我的勸告，按照他的性格他一定要管，一一找人談話，了解情況，做出安排。直到有一天他碰到讓他生氣的事，他似乎也漸漸了解他的一套已不大適應潮流，才逐步淡出。不久，開始普遍進行職稱評審。他審讀有關申請人的著作和材料，在看完本室一位申請人的著作后，馬上打電話給室學術秘書曹貴林，說研究室給這位申請人寫的意見，評價低了一點，不完全符合實際，要改。評審進行中，他聽到對一位申請人的尖刻評論，就親自到申請人家里去索看著作，做調查研究，力圖取得真知，在人才的進退上做到公平、準確。有一次，一位外地的中年學者登門，請他為自己的一本新著作序。他的原則是不讀此著作從不憑空作序。但這位中年學者是首次登門求助，不便拒絕，就說：我很愿意為大作作序，但我雜事很多，我建議你除我外再請一個人作序，到時候我的序交卷了，并列兩序也很好，萬一我耽誤了，大作還可以有一篇序。他說，他只好這樣講，他要對學術負責，對作者負責，講真話，不能夠胡吹亂捧，信口雌黃。我想，作者如把書稿寄給他閱讀(他總是細心讀別人贈送他的著作的),他一定會寫一篇發自內心的序。作者既沒有拿新著給他看，又沒有表示準備給他看，他終究沒有寫成此序。

點校《明史》的工作結束后，先生雖年逾花甲，春秋尚富，精力猶盛，常與同事張書生結伴騎車游香山，攀鬼見愁。還可以效法古人談遷，利用現成的史料，恢復失去的文稿。但他沒有顧及自己迫在眉睫的工作，卻答應協助白壽彝先生完成其《中國通史》巨著,以后又承擔《中國歷史大辭典》明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明代部分、《中國經濟史》和《中國屯墾史》明代部分的任務。等到1980年代后半期，我再勸他恢復研究明代勛貴地主、縉紳地主的文稿時，他淡淡地說：“恢復不了啦。精力不濟了!就這樣吧!”從他的神情上，我已經看不到他1960年代初那種談論這類歷史問題的濃厚興趣。我想，主要是十年動亂嚴重挫傷了他對宏偉學術目標的追求，摧殘了他的科學創造的激情，他再也沒有能完全恢復過來。

先生是歷史研究所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形成了完整體系性學說的第二人，另一位是侯外廬先生。王毓銓先生將中國封建社會概括為“家長制專制封建社會”。他關于這種社會形態的全部觀點，沒有專著進行集中論述，分見于他的許多論著中。晚年他曾企圖做一些較深入、較系統的闡發，寫成比較詳細的《〈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份〉寫作提綱》,附錄在《萊蕪集》中，又寫成簡略的《明朝的民差與民田》提綱，附錄一《明人論南北役法》,附錄二《種田納糧也是當差：賦役名異實同》,有油印本，但終究限于精力，除附錄二寫成為短文《納糧也是當差》外，其他都僅表達出思路、一些觀點和著作結構，未能實現為精密的科學論著。1990年2月15日，他把我叫到他的家中，贈以《納糧也是當差》、《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議》二文，說是近年所作諸文中最重要者。可見此二文是反映他的中國封建社會學說體系的重要文章。我乘機面詢：《萊蕪集》中最重要、最具體系性的一文，是否就是附錄《〈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份〉寫作提綱》。先生一再點頭肯定。附帶指出，可喜的是有兩篇后學寫的文章，一是周紹泉作《王毓銓先生傳略》,一是張顯清作《家長制專制封建社會論——記近年來王毓銓先生對明代及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基本特征的論述》都完整地闡述了先生的學說體系，忠實地反映了先生的觀點。內容在此不贅述。張顯清的文章稍詳，而且頻繁引述先生著作中原文加以表達，尤能體現先生觀點的細微精神。兩文發表前都經過先生親自審閱，是具有權威性的，可以稍補先生沒有留下專文專著集中論述的缺憾。記得有一年，我同先師鄧恭三(廣銘)先生談起王毓銓先生，恭三先生忽然鄭重地稱贊他的這位同鄉兼同窗說：“這個人可真能做大學問呀!”我猛然一驚，因為我有恭三師不輕許人的印象，這是頭一回聽他這樣稱贊同輩學者。恭三師似乎留意過“家長制專制封建社會”論或有關的一些觀點。

嚴謹、平實，是先生學風的特點。他揭舉“寧質勿夸，寧拘勿達”為自己著作的圭臬。采取這樣的八字方針，不能說學術問題政治化對他沒有影響，但依我看更主要的，是出于對史學的認識和信念，認為史學是老實的學問，不容絲毫的輕忽、草率、唐突、茍且。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他的史學活動雖重點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土地、人戶、等級、階級以及封建家長制專制政權”等重大問題，形成對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體系性學說，但卻總是從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入手，既有高屋建瓴的全局的觀察、分析、概括，又有嚴絲合縫的具體的舉證、考辨、探索，不空泛，也不煩瑣，是宏觀與微觀研究的準確運用，理論與歷史實際的完美結合，論從史出、寓論于史的典型。我讀《明代的軍戶——明代配戶當差之一例》這篇文章，感覺這雖是研究中國歷史上人戶問題，但以明代軍戶作為剖析的實例，理清軍戶來源(原籍、從征、歸附、謫發、垛集、抽籍、土軍)、身份、義務等各方面問題，得出重大的結論，認定“明代的皇帝顯然對軍戶操有人身的強制支配權力；軍戶是缺乏人身自由的人戶。也可以說，軍戶對皇帝有濃厚的人身隸屬關系，主奴關系”,并進一步分析這種關系的來源，形成其體系性學說的部分理論。《納糧也是當差》一文也一樣，其最后結論是："土是‘王土’,民是‘王民’。為王之民，耕王之土，食王之利，就得為王當差。理固宜然，分所當然。徭役固然是差役，納糧也是差役。納糧不僅是差役，而且還是‘正役’。如此稅糧，如此正役，中國古代的稅糧(夏稅秋糧)不是一個公民向其國家繳納的所得稅，而是一個人身隸屬于或依附于帝王的編戶民服事其君父的封建義務。故曰納糧也是當差。”這項研究同樣是從明史具體切入的，“不敢通論全史，請暫以明朝事例為限”。本文也是貫徹其學說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愛擺理論家架勢者，率爾而作者，很難理解他的學風的特點。

我與先生相處幾十年，原來一直覺得他是埋頭做學問的人，“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我才了解他的熾熱的愛國心、堅毅的愛國行動。1936年，他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只工作了一年左右，七七事變爆發后就回了家鄉山東萊蕪，主持萊蕪抗日救亡運動委員會，配合八路軍山東游擊隊第四支隊抗日。1938年，他到美國，根據他的了解，寫成長文《一個魯南典型的游擊區的組織》,刊于《在旗幟下》雜志，美國人民始知道有八路軍山東游擊隊抗日活動，很好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做了一次宣傳。隨后，他按月將工資的百分之五捐寄保衛中國大同盟，支持抗日。為此，他收到大同盟主席宋慶齡的許多親筆信或簽名信。此時，他在美國積極從事史學工作，聲名漸盛。1947年，他應聘出任美國古錢學會遠東部主任。次年，北京大學籌建博物館學系，由校長胡適寫信聘請先生原配夫人胡先進教授回國主持其事，當時先生一家未能成行。1950年，先生聽到周恩來總理關于海外中國人回國建設新中國的號召，毅然響應。

回國后，他們全家投奔北京大學。那時北京大學由湯用彤先生主持，承認胡適原聘請信有效，接納胡先進教授，經協商后安排王毓銓先生去歷史博物館任陳列部主任。胡先進教授后因博物館學系沒有設立而改調新建的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先生到歷史博物館任職。新中國建國初，實行以小米為計算標準付酬。先生新從海外歸國，所定小米數額標準較高，高出副館長韓壽萱一大截，而韓先生也是海外歸國人員，但歸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所以未蒙優待。于是有人動員先生申請削減小米數額，他慨然遞上書面申請，要求降低一半小米數額給酬，得到批準。他轉到歷史所二所工作不久，碰上定職稱、工資級別。據說，主持者副所長向達依據王先生的小米數額折成四級(四級是研究員、副研究員交叉級)副研究員。從對王先生的研究能力和史學成就的評價說，這樣定職定級應該是一個失誤，但審核時顯然沒有引起異議。我想，早知如此折合，他假使不提出小米減半申請，折成一級研究員還有富余，比向先生本人還高。對人的評價和待遇不公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對此深感挫折，面對既成事實，心理不平衡是很自然的。這樣過了二十多年，到1980年起他才轉為研究員，又過了幾年才提高級別，后又定為終身研究員。這樣的聊顯公正，實在是“遲到的春天”,令人慨嘆。但是，他始終按自己的原則做人。他平時生活儉樸，在美國就是這樣過來的，一輩子沒有改變。他從物資上、經濟上幫助生活困難的同事，卻并不吝惜。1966年春，他把自有的巨宅交公使用，自己搬進本單位提供的一套公寓樓房。198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距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已過了六十一年。

他一生中最后的將近十年是在病榻上度過的。1989年，他在家中跌倒，摔斷尾骨，愈合后體質迅速衰弱，江河日下，幾年過去，終于臥床不起，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后癥狀增加而且明顯，關節強直，表情僵化，口齒不清，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我認為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病，后來病危時還查出有糖尿病。這真是一連串的不幸。不幸中的大幸是，他碰上一位心地善良而又善于照顧病人的安徽籍保姆張秀英，使他始終得到了周到的照顧，但其生活質量差卻是無法改變的。在不能閱讀后，他的思想仍然活躍。據他的助手張憲博的文章說，王先生還兩次致信白壽彝先生，討論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目的、功用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應該是告訴人們，自己的歷史是怎么樣前進的，如何前進的，應該怎么樣再前進，這是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的積極目的”。現代社會每門科學，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目的、功用，以解決各門科學研究什么、為什么研究以及各自為什么獨立成為一門科學等根本問題。史學無疑研究人類“自己的歷史是怎么樣前進的”,它是否承擔研究“應該怎么樣再前進”的任務，也是可以討論的，而且研究過去對走向未來肯定有啟發、借鑒的作用。不管怎樣，縈繞在他腦際的，仍有許多大問題。一個人到了自顧不暇的死生之際，腦子里想的是什么問題，絕對是這個人情趣和品格的試金石。這兩封致白先生的信，不正是王毓銓先生高尚情操的反映嗎?此外，他也常回顧生平，有時痛自責備，以至哭泣。2002年春節，同事王曾瑜與我去給先生拜年，談話中間，他忽然對著我們大哭。曾瑜和我都感到愕然，絲毫沒有覺得這是我們與先生最后一次見面談話。難道先生有預感?或者先生觸發什么回憶而生出悔恨?曾瑜認為是痛心于不能繼續工作。但我認為對于一位纏綿病榻有年的耄耋叟說來，這一點應是能放得下的。所以先生此哭在我心中始終是一個謎。這年夏秋頗多活動和事故，我未能趕在勞動節、國慶節兩次長假期間去看望他。10月，先生患內出血，來勢兇猛，未及查明出血部位，即于23日辭世。

家屬持治喪從簡的原則，不發訃告，不通知同事友好。遺體告別儀式在協和醫院地下室舉行，只有親屬和聞訊趕來的少數同事同行向他致敬，為他送行，氣氛冷清寂寞，但是莊重肅穆。這與先生樸素的一生也是完全吻合的。我驀然想起，他在世時從來沒有喜歡過任何形式主義的事情，只有工作、著作是實實在在的。因此，先生雖撒手人寰，其著作卻是一筆實實在在的遺產。中華書局迅速將出版他的全集納入規劃，著手編輯，是令人鼓舞的證據。他的學說，將長期哺育廣大史學后學，將在昌明中國史學上作出重要的貢獻。先生大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