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前焦慮不是矯情：NRS每高1分，手術取消風險上升4%

手術當日取消是圍術期管理中一個長期存在且令人困擾的問題，不僅影響醫療資源的有效利用、增加醫院運營成本，更會給患者帶來身心負擔，延誤疾病診治。既往研究已識別出多種與手術取消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患者社會人口學特征、合并癥、手術類型以及社會經濟因素等。然而，在臨床實踐中，即便排除上述客觀因素，仍有相當比例的患者在手術當日“無故”失約或臨時決定取消手術，這提示可能存在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潛在影響因素。

術前焦慮是圍術期常見的心理現象。據文獻報道，手術患者術前焦慮的發生率在11%至80%之間。適度的術前焦慮屬于正常的心理反應，但過高水平的焦慮可能影響患者的決策能力和治療從依性。理論上，嚴重的術前焦慮可能導致患者逃避手術、未能按時到院，或在術前等待區因情緒失控而拒絕配合，從而直接增加手術當日取消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既往關于焦慮與手術取消關系的研究主要依賴于國際疾病分類（ICD）編碼系統中“焦慮障礙”的正式診斷。然而，臨床實踐中大量存在顯著術前焦慮卻未被精神科正式診斷的患者——他們可能從未接受過專業心理評估，或者其焦慮本質上是針對手術情境的急性、狀態性反應，而非慢性焦慮障礙。因此，僅依靠ICD診斷碼可能嚴重低估術前焦慮的真實負擔，也無法準確捕捉其對手術取消的獨立影響。

在此背景下，Ramishvili等開展了一項大樣本前瞻性研究，旨在評估患者自我報告的術前焦慮水平與擇期手術當日取消之間的獨立關聯。該研究于2023年4月至2025年1月在美國紐約Montefiore醫學中心完成，成果發表于2026年4月Journal of Clinical Anesthesia。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隊列研究設計，嚴格遵循加強流行病學觀察性研究報告規范（STROBE）指南。研究對象為計劃在Montefiore醫學中心接受擇期日間手術或當日入院手術的成年患者。所有患者在術前1日（中位數時間，四分位間距為術前1至4日）接受由護士通過電話進行的術前評估，并完成焦慮自評。

圖1 研究隊列。該圖展示了研究的篩選流程：2023年4月至2025年1月期間在Montefiore醫學中心共進行了6779例圍術期焦慮評估，其中403例因無法提供焦慮水平而被排除，最終有6469例納入分析。

焦慮水平采用數字評定量表（Numeric Rating Scale, NRS）進行評估，量表范圍為0至10分，0分表示“完全不焦慮”，10分表示“極度焦慮”。研究將NRS評分≥5分定義為高水平焦慮。此外，患者還被詢問對即將進行的手術是否存在具體擔憂，并可多選回答最擔憂的事項；同時詢問其接受手術的主要期望。研究的主要暴露為高水平術前焦慮，主要結局為手術當日取消，定義為在預定手術時間24小時內發生的取消事件。

研究者采用改良Poisson回歸模型計算調整風險比（RRadj）及95%置信區間（CI），以估計高水平焦慮與手術當日取消之間的關聯。在建立模型時，將以下變量作為潛在混雜因素納入調整：年齡、性別、種族、體重指數（BMI）、居住地與醫院的距離、年收入、是否擁有初級保健醫生、既往爽約史、既往手術史、術前30天內阿片類或苯二氮葯類藥物使用史、手術類型及科室、手術預約時間（是否提前30天以上預約、是否安排在周一或周二）以及既往焦慮障礙診斷。研究還進行了多項敏感性分析，并通過交互作用檢驗評估了焦慮效應是否在不同性別、年齡組和手術類型間存在效應修飾。此外，研究者探索了焦慮NRS評分作為連續變量與結局的劑量-反應關系。研究使用Stata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P<0.05為統計學顯著性水平。

結果

在研究期間，共有6779例患者接受了術前電話評估，最細6469例（95.4%）完成評估并納入分析。隊列中女性占60.4%，70歲以上患者占14.8%。大多數患者（3858例，59.6%）報告術前“完全不焦慮”（NRS=0），而報告“極度焦慮”（NRS=10）者有167例（2.6%）。總體而言，1248例（19.3%）患者被歸類為高水平焦慮，其中66.7%為女性。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高焦慮患者中，高達90.5%（1130/1248）并無任何正式的焦慮障礙診斷記錄。這一數據強烈提示，若僅依賴ICD診斷碼，絕大多數術前高焦慮患者將被臨床系統“視而不見”。

從手術科室分布來看，術前焦慮水平最高的前三位科室依次為心血管外科（中位焦慮評分4分，四分位間距3至5分）、神經外科（4分，3至5分）和胸外科（3分，3至3分），這與這些科室手術的高風險、高侵襲性特點相符。

圖2 術前焦慮原因與手術后期望。A）柱狀圖顯示患者報告的術前焦慮原因，左側y軸為患者人數，右側y軸為占總回答數的百分比。B）柱狀圖顯示患者報告的手術后期望，左側y軸為患者人數，右側y軸為占總回答數的百分比。

當詢問患者對手術的具體擔憂時，最常見的前三位擔憂依次為：擔心術中并發癥（1147例，17.7%）、擔心術后并發癥（811例，12.5%）和擔心疼痛（682例，10.5%）。而患者接受手術的最主要期望則是希望改善生活質量（1074例，16.6%）、改善身體功能（1035例，16.0%）和減輕疼痛（624例，9.6%）。

在主要結局方面，6469例手術中共有408例（6.3%）在當日被取消。取消原因分析顯示，334例（81.9%）系患者未能在手術當日到院，74例（18.1%）在術前等待區因醫學或行政原因取消。在低焦慮組（NRS<5，n=5221），手術當日取消率為6.0%（312例），其中80.1%為未到院；高焦慮組（n=1248）取消率為7.7%（96例），其中87.5%為未到院。兩組風險差異為1.7個百分點（95%CI：0.1%至3.3%，P=0.025）。

圖3 按術前焦慮評分調整的手術當日取消發生率。該圖展示了隨著自評焦慮評分升高，手術當日取消發生率呈調整后的劑量依賴性增加。

多變量調整分析顯示，高水平術前焦慮與手術當日取消存在獨立的統計學關聯：調整風險比為1.29（95%CI：1.04至1.62，P=0.023）。歸因風險分數計算結果表明，在高焦慮患者中，22.1%的手術當日取消可歸因于其高水平焦慮。當將焦慮視為連續變量時，NRS評分每增加1分，手術當日取消的調整比值比（ORadj）為1.04（95%CI：1.01至1.08，P=0.019），呈現明顯的劑量-反應關系。

圖4 焦慮水平與手術取消的關聯及與年齡、性別和手術類型的交互作用。圖中展示了焦慮水平與性別、年齡和手術類型之間的效應修飾。性別（交互P=0.498）、年齡（交互P=0.738）未見顯著交互作用，而手術類型（交互P=0.014）存在顯著交互作用。高焦慮效應在非普通外科手術中被放大（RRadj 1.52；95%CI：1.19-1.96；P=0.001），而普通外科手術則未達顯著性（RRadj 0.74；95%CI：0.44-1.25；P=0.260）。

亞組分析提示了有趣的效應修飾現象。手術類型對焦慮與取消的關聯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交互P=0.014）：在非普通外科手術中，高焦慮的調整風險比為1.52（95%CI：1.19至1.96，P=0.001），效應顯著；而在普通外科手術中，調整風險比為0.74（95%CI：0.44至1.25，P=0.260），未達統計學顯著。性別和年齡方面未觀察到顯著交互作用。

探索性分析還發現，日間手術患者的術前焦慮風險顯著低于需入院手術的患者（RRadj 0.77，95%CI：0.64至0.94，P=0.008）；手術復雜度與術前焦慮無顯著關聯。既往焦慮障礙ICD診斷雖見于476例（7.4%）患者，但與手術當日取消無顯著關聯（RRadj 0.97，P=0.889），再次印證了正式診斷無法替代患者自評的術前焦慮篩查。

敏感性分析進一步驗證了主要結果的穩健性：排除既往有焦慮障礙診斷的患者后，高焦慮與手術取消的關聯依然存在（RRadj 1.30，95%CI：1.03至1.65，P=0.027）。

結論

術前焦慮是擇期手術當日取消的獨立、可量化且可干預的危險因素，其臨床影響遠超既往認知。將簡單的0-10分 NRS 焦慮量表納入常規術前評估，并針對高風險患者建立分層分級的心理干預體系，可減少約五分之一的手術當日取消，顯著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并改善患者體驗。

麻海新知的述評

本研究是迄今為止樣本量最大的探討術前焦慮與手術當日取消關聯的前瞻性研究，其結果不僅填補了領域空白，更對全球圍術期管理模式的轉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尤其重要的是，它首次用高質量循證證據打破了"只有確診焦慮障礙才需要干預"的傳統觀念，將“情境性術前焦慮”這一普遍存在卻被長期忽視的臨床問題提升到了圍術期安全管理的核心層面。

首先，本研究徹底顛覆了既往對術前焦慮風險的認知框架。長期以來，全球臨床實踐均以ICD編碼的精神科診斷作為識別焦慮高風險患者的唯一標準，卻完全忽略了占比超過90%的"隱匿性"情境性焦慮患者。研究證實，正是這些無正式診斷、僅表現為"有點緊張"的普通患者，才是導致手術當日取消的真正獨立危險因素，且其影響呈明確的劑量依賴性。22.1%的歸因風險分數意味著，若能建立有效的術前焦慮篩查與干預體系，僅手術取消這一項就可為全球醫療機構節省約五分之一的圍術期資源浪費，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難以估量。

其次，研究精準揭示了術前焦慮導致不良結局的核心機制——對未知風險的恐懼引發的逃避行為。高焦慮組87.5%的取消源于患者未到院，這與患者最擔憂的術中并發癥、術后并發癥和術后疼痛"三大問題高度吻合。這一發現徹底糾正了患者失約是因為不重視或時間安排問題的錯誤認知，為干預指明了根本方向：有效的風險溝通和預期管理，比反復的術前提醒和懲罰性措施更能降低失約率。

第三，亞組分析結果為精準分層管理提供了循證依據。非普外科手術（尤其是心胸、神經外科等重大手術）患者、女性和≤70歲患者是術前焦慮的高風險人群，也是干預的重點對象。這一結果與全球多個地區的臨床觀察一致，具有廣泛的普適性。

本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但在將其應用于中國臨床實踐時，必須充分考慮中美醫療體系的本質差異。本研究納入的主要是美國門診手術和當日入院手術患者，患者術前與醫院接觸時間短，心理支持不足，容易因焦慮而臨時取消手術。而中國絕大多數擇期手術采用“先住院、后手術”的模式，患者入院后有1-3天的術前準備時間，與醫護人員接觸充分，且已完成各項術前檢查和醫療準備，因單純焦慮而主動要求取消手術的比例確實顯著低于美國。中國患者普遍更信任醫生權威，對醫療決策的依從性更高，即使存在明顯焦慮，也較少直接拒絕手術，更多表現為被動接受而非主動取消。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患者手術取消率低，絕不意味著術前焦慮不存在或不重要。相反，大量臨床觀察和國內研究表明，中國擇期手術患者的術前焦慮發生率高達30%-50%，與本研究的19.3%相比甚至更高。這些未被識別和干預的焦慮，雖然很少導致手術取消，但會顯著增加術后疼痛敏感性、譫妄發生率、阿片類藥物用量，并延長住院時間、降低患者滿意度，其對圍術期結局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基于本研究結果并結合中國醫療實際，建議將術前焦慮篩查納入常規術前評估：推薦使用簡單易行的0-10分NRS焦慮量表，在患者入院后24小時內完成篩查，耗時僅需數秒。對于NRS≥5分的患者，標記為圍術期不良結局高風險人群。對于輕度焦慮（NRS 5-6分）患者，由管床護士進行標準化宣教，重點講解手術流程、麻醉方式、術后疼痛管理方案和康復計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答患者疑問，消除其對未知的恐懼。對于中度焦慮（NRS 7-8分）患者，在標準化宣教基礎上，術前30分鐘建議常規給予短效苯二氮卓?藥物（如咪達唑侖1-2mg靜脈注射）。這一方法簡便、有效、成本低廉，適合中國繁忙的臨床環境，已被多項國內研究證實能顯著緩解術前焦慮并改善術后結局。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焦慮評估通過電話進行，可能存在社會期望偏差，部分患者可能傾向于隱藏真實焦慮水平。其次，盡管研究者進行了詳盡的多變量調整，殘余混雜（如患者對疾病嚴重程度的認知等）仍不能完全排除。第三，研究未深入探究高焦慮患者未到院的具體原因——是刻意逃避、因焦慮引發軀體不適，還是交通等客觀因素？最后，單中心研究的外部推廣性有待多中心驗證。

綜上所述，Ramishvili等人的研究以堅實的證據將術前焦慮從一種“司空見慣卻無人問津”的圍術期現象，提升為影響手術流程效率和質量的可干預靶點。在ERAS日益強調全程管理、注重患者體驗的今天，正視并主動管理術前焦慮，或許是進一步優化圍術期醫療質量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編譯：徐婉卓

評述：薄祿龍

原始文獻：

Ramishvili T, Khandaker R, Himes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case cancellations: Prospective study. J Clin Anesth. 2026;112:112205. doi: 10.1016/j.jclinane.2026.1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