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為石油打伊拉克，如今為石油打伊朗，美國套路被德國一眼看穿

德國與美國的關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經歷了無數起伏。

由于年齡不同、家庭記憶不同，許多人至今仍對美國懷有一種近乎無條件的感激：美國人為將德國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付出了巨大傷亡，隨后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提供經濟援助，并在冷戰時期給予軍事保護。

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距離柏林墻不遠的地方發表講話，稱西柏林是“自由的孤島”，并喊出那句歷史性的名言：“我是一個柏林人！”這番表態曾打動了數十萬民眾。

當然，這一切并非出于利他主義。美國人也不是突然愛上了德國。他們需要德國成為冷戰中的忠實盟友和伙伴，后來又需要德國領土部署“潘興”導彈，直指莫斯科。

當年，美國在越南發動的戰爭，成了許多德國人警醒的時刻。位于夏洛滕堡的“美國之家”一度成為民眾憤怒的目標，因為美國對北越發動的那場戰爭，被不少人視為犯罪戰爭。

一般認為，德國社會的反美情緒正是在那時開始形成，但并未演變成民族主義。畢竟，爵士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小號曾令許多人著迷；“鄉村音樂之王”約翰尼·卡什和“搖滾之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也都曾在駐德美軍中服役。

還有一種說法是，1979年德國成千上萬名示威者反對“雙重決定”時高喊的“美國佬回家去”這一口號——即反對部署美國“潘興2”中程核導彈和巡航導彈——最早是由當時的東德推出的。

德國上一次明確對美國的戰爭政策表示反對，是在2003年，而且發聲者是一位綠黨政治人物。時任德國外長約施卡·菲舍爾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當著時任美國國務卿、對伊拉克態度強硬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面公開反駁說：“抱歉，但你沒能說服我。”德國也因此拒絕積極參與美國即將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約施卡·菲舍爾是最早推動就伊朗核計劃展開談判的政治人物之一。他2018年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曾作出頗具預見性的判斷：“我對這一決定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深感擔憂。其嚴重程度將遠遠超過大多數評論者目前的描述。這項協議的意義，在于避免伊拉克戰爭之后的第二場災難：一場在伊朗爆發的大規模地面戰爭。”

唐納德·特朗普發動了這場戰爭。按他自己的說法，這場戰爭本應在幾天內結束，但如今已經持續兩個多月，仍看不到退出戰略。

幾天前，德國總理默茨在柏林訪問一所學校時，也表達了類似看法。他還提到一個幾乎已成共識的判斷：美國在伊朗問題上受到了羞辱。德國總理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他剛上任時，曾試圖與美國總統建立一條能夠運轉的溝通渠道。面對馬克·呂特的恭維，他保持沉默；而當特朗普坐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那把“電椅”般的位置上攻擊西班牙時，他也選擇了忍耐。

即便在美以兩國未經與盟友事先協調、也缺乏國際法依據就對伊朗開戰之后，默茨起初仍試圖為這種難以辯護的做法辯護。但如今，戰爭帶來的能源沖擊，以及他異常低迷的支持率，已經讓他沒有更多回旋余地。

德國政治分析人士還認為，特朗普在與普京通話后爆發怒火，這一時機并非偶然。這一切都說明，綏靖政策不僅無效，反而會被視為軟弱。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面對弱者時往往充滿嘲諷，面對強者時卻顯得順從。從他在圍繞烏克蘭問題與俄羅斯總統進行間接談判時反復無常的表態中，也能看出這一點。

跨大西洋之間尋求某種共處模式的嘗試，已經失敗。歐洲必須接受這一現實，并盡可能減少各類對美依賴。事到如今，或許只有“向前突圍”才可能成為解決之道，盡管代價會很沉重。

5000名美軍士兵撤離德國，當然不至于帶來災難，但這也是又一個預警信號。一年前，默茨在聯邦議會選舉獲勝后不久就曾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強化歐洲，使其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現在，到了把這句話付諸實施的時候。

在特朗普治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正變得疏離、難以預測、冒犯他人、傲慢、對伙伴充滿敵意，并最終構成危險。那么，是否已經到了高喊一聲“特朗普，回家去”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