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大學生“盜用作品參賽”被開除

2026年5月2日，合肥工業大學的一紙通報將一名學生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建筑與藝術學院學生孫某某化名“孫藝”，通過網絡平臺招募校外人員，以“個人參賽”名義在第九屆米蘭設計周——中國高校設計學科師生優秀作品展中提交了多件獲獎作品。

經查，這些作品均為網絡下載或購買所得，其中一等獎作品《鼓小浪》系盜用福州大學2021屆畢業生李喬良的原創畢業動畫，盜用版本甚至刻意刪除了原片尾的作者及導師信息。
從網上反映出現，到學校成立工作專班核查，經學術委員會認定學術不端行為成立，再到依據校規作出開除學籍處分，整個過程僅歷時4天。幾乎在同一時間，賽事組委會同步取消了孫某某的獎項資格。一個學生的命運就此改寫，而由這起事件引發的法律討論，遠比通報本身更加深遠。
當校方、學生和原創者三方的權利與義務交疊在同一事件中時，至少有三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開除學籍處分的法律性質是什么？處分應當遵循怎樣的程序？盜用他人作品參賽還可能面臨哪些法律風險？
一、開除學籍的法律定性：高校行使的是什么權？
在討論“該不該開除”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個基礎性問題：高校憑什么可以開除學生？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力？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九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高校享有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的法定權利。在此基礎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進一步細化了這一權限，將學生紀律處分分為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和開除學籍五種類型。
從法律性質上看，高校作出的開除學籍處分既不是行政處罰，也不是所謂的“準行政處罰”，而是一種行政處分——這是學界較為通行的定性。二者的區別在于：行政處罰由行政機關依據《行政處罰法》作出，而高校雖然有《教育法》的授權，但其行使的是教育管理權，而非行政執法權。這意味著，高校不能像公安機關那樣對學生處以罰款或行政拘留，但可以在法律授權范圍內對學生進行學籍管理處分。
二、“頂格處分”的合法性：開除學籍的門檻有多高？
開除學籍是高校紀律處分中最嚴厲的一種，直接涉及學生受教育權這一基本權利的限制。正因如此，《規定》第五十二條明確列舉了可以適用開除學籍的具體情形，包括觸犯刑法構成犯罪、嚴重考試作弊（如代替考試、組織作弊）、學位論文或研究成果存在嚴重抄襲、篡改、偽造等學術不端行為，以及屢次違紀經教育不改等。
也就是說，開除學籍不能“想開就開”，必須有法定事由作為支撐。那么，孫某某的行為是否符合這一門檻？
綜合公開通報信息，其行為的核心特征包括：①化名“孫藝”招募校外人員；②通過網絡下載或購買他人作品；③以“個人參賽”名義提交并獲獎；④獲獎作品被查證為非原創。學校學術委員會據此認定其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從行為模式來看，這不僅有違學術誠信的基本要求，也涉及對他人知識產權的侵害——這恰恰指向了《規定》第五十二條所列舉的“嚴重抄襲”以及“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等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規定》第五十二條使用的是“可以給予開除學籍處分”——這是一個授權性條款，賦予了高校在個案中的裁量空間。“可以”意味著并非只要觸發情形就“必須”開除，學校應當結合行為的性質、過錯程度、社會影響等因素綜合判斷。本案中，由于涉案行為具有“蓄意化名”“系統性造假”“涉及國家級賽事”等多重加重情節，學校選擇頂格處分在法律上具有合理性。
三、盜用作品參賽的“另一條紅線”：著作權侵權
如果說學術不端指向的是學校紀律處分，那么“盜用他人作品參賽”還同時踩中了另一條法律紅線——侵害著作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的規定，著作權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人身權，以及復制權、發行權、展覽權等財產權。本案中，孫某某將李喬良的畢業動畫《鼓小浪》下載后以“孫藝、張雨燕、汪陽”名義提交參賽并獲獎，從著作權法的角度來看，至少涉及對以下權利的侵害：
其一，署名權。署名權是著作人身權的核心內容之一，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明確規定，“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作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以及“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行為均構成侵權。未參加創作的人以作者身份在他人作品上署名，是對署名權的直接侵害——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已有大量判例支撐。
其二，發表權與展覽權。原創作者李喬良此前已通過學校賬號公開發表了該作品，但盜用者將其提交至米蘭設計周賽事中展出，可能構成未經許可的再次發表和展覽。
其三，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據媒體報道，盜用版本刪除了原片尾的作者及導師信息。這一刪除行為不僅構成對原作品的篡改，還切斷了公眾通過作品追溯作者身份的途徑，可能同時侵害了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
在法律后果方面，《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第五十四條進一步規定，對故意侵犯著作權且情節嚴重的，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以在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給予賠償”。本案中，盜用行為顯然屬于“故意”侵權，且借助國家級賽事平臺擴大了侵權范圍和影響，情節難謂不重。
值得關注的是，司法實踐中的類似案例提供了參考。福建省法院系統曾審理過一起“買畫參展”著作權糾紛：被告購買他人漆畫作品后更改署名并參賽獲獎，法院認定被告“未經著作權人許可，擅自在他人作品上署名并將作品參展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判決駁回被告上訴、維持侵權認定。這起案件的裁判邏輯對本案具有直接參照意義——購買作品不等于取得著作權，更不能替代署名。
四、賽事監管的“隱形防線”：原創性審核為何失靈？
孫某某的個案之外，一個更加系統性的問題浮出水面：作為一個國家級賽事，米蘭設計周的原創性審核機制何以失靈？
根據賽事章程，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獨立設計、開發完成的原創性作品，嚴禁抄襲、剽竊等行為。凡發現違規行為，將取消參賽資格，并追究相關責任”。規則寫得清楚，但落到執行層面卻似乎形同虛設。
這就揭示了一個深層次問題：當賽事評審機制過度依賴參賽者的“誠信自律”，卻缺乏必要的技術查重和實質審查手段時，“憑誠信參賽”就容易異化為“賭沒人發現”。無論是米蘭設計周的公開案例，還是近年來其他設計類競賽的類似爭議，都說明了一點：在制度層面建立系統性的原創性審核機制，已不是“最好有”，而是“必須有”。
從法律角度審視，賽事主辦方在抄襲事件中也并非全然無責。如果賽事主辦方在明知或應知作品侵權而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況下，可能面臨與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法律風險。雖然實踐中此類追責較少，但隨著著作權保護力度的增強，賽事主辦方的注意義務也將逐步提高。
五、學術誠信治理的趨勢與本案的警示意義
將視野拉遠，孫某某案件所處的政策背景下，中國正在經歷學術誠信治理的全面收緊。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學位申請人或獲得者在攻讀學位過程中存在“學位論文或者實踐成果被認定為存在代寫、剽竊、偽造等學術不端行為”的，經學位評定委員會決議，可以不授予學位或撤銷已獲學位。教育部《學位論文作假行為處理辦法》更規定，撤銷學位的處理決定應當向社會公布。從論文抄襲到作品盜用，從學位撤銷到學籍開除，整個制度網絡正在織密。
全國兩會期間，有多位人大代表進一步提議“取消學術不端人員的教職或學位”，與國際慣例接軌——如美國的終身禁入科研制度和德國的追溯撤銷學位制度。這些信號都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趨勢：對學術不端的代價，只會越來重。
回到本案，合肥工業大學以“4天必查速處”的姿態作出開除學籍決定，無疑向社會傳遞了“學術誠信零容忍”的強烈信號。但同時需要理性看到，頂格處分也面臨司法審查的可能性——程序是否合規、處分是否適當，最終需要在法律的標尺下接受檢驗。對于公眾而言，既要看到嚴懲的價值導向，也要尊重程序正義的空間。
對于廣大高校學生而言，本案留下的幾個“知識點”值得銘記：
一是學術誠信同樣是法定義務。 它不僅關乎道德自律，更對應著《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學位法》等法律法規中的具體規范。犯規的代價不只是道德譴責，更可能是法律后果——從紀律處分到學位撤銷，從民事責任到個人檔案記錄，每一條都真實且沉重。
二是著作權意識需要強化。 在網絡時代，下載一張圖片、截取一段視頻、使用一段他人代碼似乎輕而易舉。但對于高校學生來說，“拿來就用”的習慣很可能在不經意間踩入法律禁區。了解知識產權的基本規則，不僅是對他人創作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保護。尤其是對于設計、傳媒、文學等專業的在校學生，著作權法的基本知識應當成為專業素養的基本內容。
三是程序權利同樣重要。 如果面臨處分，學生有權在10日內提出申訴、有權要求聽證、有權獲得法律救濟。這些權利是法治賦予的制度保障，不了解就等于自動放棄。
四是參賽和創作應全程留痕。 對于原創者而言，本案也提供了一個重要警示：及時保留創作過程的證據——包括底稿、創作日志、時間戳文件、發表記錄等，是維權的基本保障。李喬良之所以能夠迅速指認盜用行為，與其作品曾公開發表、有明確的時間節點密不可分。
技術能力需用于正道，任何試圖以投機取巧換取榮譽和利益的行為，終究要面對代價。這既是法律給出的答案，也是制度不斷走向成熟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