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留不住人了：兩黨制徹底失靈，澳洲要出第三個大黨？

我離開了自由黨，也不再認同那套左右對立、徒耗精力的政治敘事。選民真正關心的，其實只有一個問題：什么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澳大利亞實行強制投票和優(yōu)先投票制度，這套頗具優(yōu)勢的制度，長期以來讓澳大利亞政治總體保持在中間路線。但近些年，澳大利亞選民正逐漸遠離中間地帶，轉(zhuǎn)向兩端。在我看來，這并非出于主動選擇，而更像是一種無奈之下的反應。

當下許多政治裂痕，歸根結底都指向“建制”與“反建制”的對立。放在過去，反建制者往往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今天，更多是那些一再被兩大政黨忽視的工薪中產(chǎn)。

澳大利亞已經(jīng)很久沒有出現(xiàn)一個大膽推進改革的政府了，這一點有目共睹。占據(jù)建制高地的那些龐大機構，本身就存在系統(tǒng)性缺陷，過多精力消耗在內(nèi)部運轉(zhuǎn)上，常常顯得軟弱而低效。澳大利亞人不該在“建制”和“有效治理”之間二選一，我們本應同時擁有這兩者。

我曾花了很多年時間，試圖從自由黨內(nèi)部推動改革。但今年，我既退出了自由黨，也離開了自己創(chuàng)辦的“希爾瑪網(wǎng)絡”。這個組織原本致力于吸引更多自由黨女性投身政治。說到底，我最終失去了耐心，也耗盡了力氣。

很多人問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認為，澳大利亞人正迫切需要希望，也渴望新的政治選項。他們已經(jīng)準備好跳出“左”與“右”這副棱鏡，也擺脫這座牢籠。如今的政治早已不再是簡單的左右分野，那種粗糙的標簽已經(jīng)毫無幫助。大多數(shù)澳大利亞人并不在乎意識形態(tài)，他們在乎的是有沒有成效。他們想要的是解決方案，而不是更多問題。

一種新的政治運動，也許看起來并不循規(guī)蹈矩，但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澳大利亞的兩大政黨通常在密室中決定政策和立場，然后再設法把它們推銷給公眾。我認為，應該反過來做：先從民眾出發(fā)，再和他們一起搭建政治綱領。

應該讓越來越多感到在政治上被拋棄的澳大利亞人，從一開始就有機會參與塑造這個平臺。也要吸納那些最了解本行業(yè)問題與機遇的產(chǎn)業(yè)人士和思想領袖參與其中，同時擺脫黨內(nèi)派系操盤者的控制，不再受制于缺乏代表性的黨員結構。

正因如此，我創(chuàng)立了“更好的澳大利亞”。我希望，它能成為推動澳大利亞下一個主要政黨誕生的起點。

如果這一切聽上去過于理想化，那我想反問一句：難道澳大利亞的政治，就只能永遠按照過去那套方式運轉(zhuǎn)嗎？

選民對“打破舊局”的渴望，早在2022年“青綠浪潮”出現(xiàn)時就已經(jīng)顯現(xiàn)，那更像是一記禮貌的提醒。如今，隨著寶琳·漢森領導的“一個國家黨”支持率上升，政治階層正再次感受到更直接的沖擊。這個政黨成立于1997年。我第一次上幼兒園時，漢森剛進入議會，但直到今天，這個黨仍把自己定位為體制外力量。

在我看來，澳大利亞真正渴望的，是一種更有活力、更有雄心的政治選擇，是一個新的政黨，而不是把30年前的舊招牌重新包裝一遍。

長期以來，我一直抗拒那種碎片化的小黨政治，但現(xiàn)行體制顯然沒有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工黨第一選票支持率下滑，已經(jīng)說明澳大利亞人同樣沒有被它打動。這個政黨如今仍像處在競選中期一樣運作，政策平淡、乏味、處處求穩(wěn)。盡管已經(jīng)進入第二個任期，還手握壓倒性多數(shù)席位，卻在白白浪費這樣的政治優(yōu)勢。

靠煽動不滿情緒的政治，遠遠不是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但我完全理解，為什么它會對許多人產(chǎn)生強烈吸引力。

2025年，全球新增340名億萬富翁，幾乎相當于每天增加一人，成為迄今為止超級富豪表現(xiàn)最好的一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澳大利亞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可支配收入仍在持續(xù)下降。所謂“涓滴經(jīng)濟學”并沒有真正惠及普通人。稅收優(yōu)惠、金融激勵和加息政策，正在讓資本占優(yōu)者賺得更多，而收入微薄的勞動者則像被固定在原地的倉鼠輪上，不停奔跑，卻始終無法前進。

說得簡單一點，如果經(jīng)濟不能讓為它運轉(zhuǎn)的人受益，社會就不可能正常運轉(zhuǎn)。不平等已經(jīng)廣泛存在。而在這種強烈且真實可感的怨氣之下，在一個明明已經(jīng)失靈、卻無人真正著手修補的體系中，要解決社會凝聚力問題、重建共同體，幾乎難上加難。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我們常被告知，澳大利亞政治只是乏善可陳，而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混亂，因此已經(jīng)值得慶幸。但這真的是我們愿意接受的標準嗎？執(zhí)政者因為害怕失去政權而不敢放手去做；反對派則因為過于自負，連基本反思都不愿進行，只在夜里對自己低聲安慰：一切不過是周期循環(huán)，風水輪流轉(zhuǎn)。

在這種情緒緊繃的時代，人們最常聽到的所謂解決方案，往往只是沉溺于一種自我陶醉的懷舊情緒，不斷念叨過去的好日子，仿佛只要把工業(yè)時代的辦法重新裝回今天，就能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現(xiàn)實。我也不認為，個人主義會是答案。如果真正有價值的人愿意站出來，我們希望看到他們進入內(nèi)閣，參與治理，而不是零散地分布在議會獨立議員席位上。

2026年的澳大利亞人希望政治能夠更“激進”。這種激進，不在于意識形態(tài)，而在于目標、雄心和韌性。如果繼續(xù)無視這一點，只會讓更多怒火指向建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