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萬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說不能忘了他

你敢信嗎？一個背著13年刑期、到死都沒拿到平反文書的干部，去世出殯那天，十萬百姓自發堵在公路邊跪送。靈車從鄭州開到蘭考，五個小時的路程，走出了一場讓所有人記到現在的送別。沒人組織沒人發錢，好多人甚至說不全他的全名，就認準一點：這是給蘭考辦實事的好官。

車里躺的這個人叫張欽禮，1927年生，1945年入的黨，1954年就當上了蘭考縣長。那時候的蘭考可不是現在，一出門滿臉飛沙，鹽堿地白花花連片，種啥啥不收，老百姓日子苦得直發愁。他剛上任就沒在辦公室待住，一把椅子都沒坐熱，全靠一雙腿一輛掉漆的破自行車跑。

半年時間他把全縣兩百多個村子跑了個遍，哪塊地容易積水，哪個生產隊年年受災，他腦子里裝著一整張活地圖。自行車騎壞了就修，修不動就換，到后來院子角落堆得全是換下來的舊車架子。后來他和焦裕祿搭班子治蘭考的三害，風沙鹽堿內澇，縣委分工就是他牽頭抓具體治理。焦裕祿在蘭考只待了一年多就病逝，沒干完的治災藍圖，全壓在了他一個人身上。

這一干就是七年，最后交出來的成績真的硬氣。治沙造林19萬畝，占了全縣沙荒面積的八成，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到總鹽堿地面積的八成六還多。之前春天一刮大風就是黃沙滾滾遮天日，那之后村口再刮風，看見的就是一排排整整齊齊的泡桐擋風。這些樹不是撥了專款一夜種出來的，是他帶著人跑外縣要苗子，蹲在沙丘上一棵一棵親手栽下去的。

放到現在說，賣配車貼百姓這種操作都足夠炸裂，可他當時半分猶豫都沒有。1968年他升了職，組織給配了一輛吉普車，當時值八千塊，頂得上普通工人兩百多個月工資。他坐了沒幾天，看見蘭考還有幾十個生產隊連犁鏵都湊不齊，二話不說就把車賣了，錢全部分給了大伙。

兩年后組織又給他配了一輛三萬塊的華沙轎車，他還是一點沒猶豫。不僅把新車賣了，還把自己攢了一輩子的一萬五千元積蓄掏出來，湊了四萬五千元，全送到了缺糧最嚴重的老百姓手里。這筆錢放到當年，一個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干一輩子都攢不出來，他眼睛都不眨就全拿出來了。

他還有個習慣，走到哪都隨身帶著一個藥箱。那時候蘭考鄉下看病難，離醫院遠，好多人沒錢治病，小病拖成大病。他自己買了醫書學中醫，誰來找他看病，不管白天黑夜，號脈開方一分錢都不收。身邊人算過，這么多年他自己貼在買藥上的錢，比他一輩子工資總額還多。

可就是這么個人，1979年冬天被判了十三年刑期。罪名有好幾個版本，具體內情因為歷史原因公開資料說得含糊，但有一點不會錯，他從始至終都不認罪，上訴被駁回之后一直沒停過申訴。進了監獄他也沒自暴自棄，幫著整理檔案，還用自己的中醫本事給患病的服刑人員調理身體。有人想安排他去療養院不用實際服刑，他直接拒絕了，說沒做虧心事，該怎么來就怎么來，熬也要熬到期滿。

1990年他刑滿出獄，已經六十三歲，背都駝了，家門口等的家人差點沒認出來。他沒官沒黨籍也沒工資，日子全靠子女接濟，可一回蘭考，他又變回了那個愛管閑事的老張。七十多歲還天天到處跑，學校操場沒錢修他牽頭張羅，誰家孩子交不起學費他直接自己掏腰包貼。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就淡淡說一句，群眾心里有桿秤。

之后他一直沒停申訴，可相關部門一直不受理，直到2004年他去世，檔案里那行判刑記錄還是沒改。消息傳到蘭考，根本不用誰通知，老百姓自己就動起來了。出殯那天往蘭考去的公路，兩側全擠滿了自發趕來的人，有人剛從地里收工，鞋底還沾著泥就往這邊跑，有人騎幾十里路專程來等靈車。

下葬之后，更讓人想不到的事發生了。老百姓自發給他立碑，有人出錢找石匠精雕細刻，有人撿廢料石板打磨刻字，還有人拿木板寫上“好干部”插在墓前。沒幾個月，墓前就立了一百多塊碑，高低不齊歪歪扭扭，可比任何規整的紀念碑都打動人。

算下來張欽禮走了快二十二年了，這些年咱們干部考核越來越規范，監督也越來越嚴，啥都講制度講流程。可老百姓判斷好官壞官的標準，從來沒變過，根本不是看檔案里寫了啥，也不是看述職報告講了啥。就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配車賣了換種子給窮人，就看你半夜有人敲門看病愿不愿意起來，就看你為老百姓跑壞了幾輛自行車。

這些碎碎的小事，不會寫在考核表上，也不會出現在工作總結里，可恰恰就是這些小事，刻在了老百姓的骨子里。檔案能鎖進柜子里，可老百姓的記憶鎖不住。哪怕你到死都沒平反，哪怕你沒官沒職，只要你真心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就永遠不會忘了你。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百姓心中有桿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