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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麥克納馬拉在舊金山發表了一場題為“相互威懾”的演講。這場演講被視為“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正式向公眾推出的時刻。他說:“我們必須能夠承受針對我國的全部核打擊——針對我們的報復力量、指揮與控制體系、工業能力、城市以及人口的打擊——并且仍然有能力把侵略者打擊到這樣一種程度:其社會按二十世紀的標準將根本無法繼續維持。”麥克納馬拉把這稱為“我們的確保摧毀能力”。
自那以后,無論是歷任總統、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還是掌控國會多數席位的政黨,都沒有真正設法讓美國和世界擺脫這一“相互確保摧毀”政策。
20世紀60年代,人們對“核冬天”這種由核戰爭引發的災難性氣候效應幾乎一無所知,或者所知甚少。不過,肯尼迪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1963年一項保密的核戰爭推演研究,實際上已經足以讓麥克納馬拉至少了解全面承受蘇聯核打擊會帶來的直接后果。
這項研究描述了美蘇發生核交戰后,幸存者將面臨的綜合影響,包括輻射、爆炸、火災、洪水、低劣飲食與衛生條件,以及醫療服務和照護的缺失。研究還估計,美國死亡人數將在6300萬至1.34億之間,蘇聯死亡人數則在1.36億至1.43億之間。美國“相互確保摧毀”核戰略,正是在這份報告出爐后不久形成的。
當年以及今天,制定“相互確保摧毀”政策者的基本判斷都是:美國和蘇聯雙方只要是理性行為體,就不會發動核先發打擊,因為他們知道,率先動手的國家也將走向自我毀滅。
這只是“相互確保摧毀”的若干謬誤之一。比如,去年新西蘭三位學者發表了一項題為《核武國家領導人健康狀況經常受損》的研究。研究指出,相當比例的領導人存在人格障礙、物質使用障礙、多發性腦梗死性癡呆、抑郁和焦慮等問題。
麥克納馬拉將“相互確保摧毀”確立為美國核政策20年后,卡爾·薩根于1983年在《科學》雜志發表開創性研究《核冬天:多次核爆炸的全球后果》,由此開啟了對核戰爭氣候影響的大量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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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更復雜的氣候模型被用于核冬天研究,知名氣候科學家在2022年發表于《自然·食品》的一項研究中指出:“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核戰爭,可能有超過20億人死亡;如果美國和俄羅斯爆發核戰爭,死亡人數可能超過50億。這凸顯出全球合作防止核戰爭的重要性。”
如今,額外的壓力還在于,正如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所指出的那樣,“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正在考慮把人工智能整合進現有的核指揮、控制和通信體系,以提高速度和效率”。這會進一步抬高“本已不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列舉的風險包括:決策時間被壓縮并導致局勢迅速升級;國家因感到自身更脆弱而更有動力使用核武器;網絡安全風險;以及數據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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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繼承了前幾屆政府留下的、以“相互確保摧毀”為基礎的戰略核態勢。對他而言,更明智的做法,是現在就通過談判推動在伊朗境內及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永久停止,從而著手防止核戰爭和核冬天。因為這場沖突本身就包含多種可能一步步升級為核戰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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