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輔斌：回憶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

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逝去已經11年了，但多年來先生的慈祥容貌依然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今年正逢先生誕生100周年，更增加了我對先生無盡的思念。史先生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對先生的學術成就與貢獻，很多著名學者已經從各方面做了深入的闡發和高度評價，我這個平庸的學生不夠資格也沒能力置喙的。但我有幸作為史先生的學生，隨侍先生身邊求學工作多年，切身感受過這位前輩學術大家的文章道德。在這里我只能追憶些許當年受教史先生門下時的所見所感，以表達對先生的崇敬和懷念。

我正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混完從小學到高中十年學業的，僥幸趕上了恢復高考的末班車，實現了進大學讀書的夢想。后來更十分幸運地先后成為王成組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是中國最早一批留學美國的地理學家，1929年回國任清華大學地理系教授，解放后到西北大學執教，是國內地理學界的著名的前輩學者。史先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上世紀40年代先后執教蘭州大學、復旦大學、西北大學，50年代后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是國內公認的史學大家。我之所以說自己幸運，其一，是我們這批人進大學的時候，像史先生、王先生那樣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著名前輩學者，在各高校差不多是碩果僅存，為數已不多；其二，這些老先生因年事已高，多年已不給本科生授課，即便是他們本校的學生也難有當面受教的機會；像我1986年考取王成組先生的研究生時，先生已經是85歲高齡。我師從史先生念博士時，先生也已77歲了。那時候的研究生導師都是要親自為學生上深的，不像如今大凡有點名頭的教授僅是掛個名，學生一年見不上幾面，更不會正經上課。因而使我這個外來的后輩有機會先后接受二位先生耳提面命的指教，也得以親身領略老輩學者的風范。遺憾的是，我只隨王成祖先生學習了一年，先生就因病逝世了。而史先生，我從1987年開始聽先生授課，到1989年正式投到先生門下，直到1997年調離西安，無論是求學或是后來工作，十年間一直得到先生的教誨和關懷，先生的學問和為人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我對史先生學問的景仰是從拜讀先生的學術論著引發的。讀先生的論著,在為其中精深的學術創見折服的同時，也會被先生獨具一格的文筆吸引和感染，可以說是一種雙重的精神享受。我最初對歷史地理產生興趣就是由于史先生論著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內蒙古師院地理系讀書，入學后好長時間對地理專業也沒有產生真正興趣。后來我讀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一集),書中先生那些平實暢達、深入淺出、娓娓道來的論文，很快深深地吸引了我。以我當時的學識雖然不可能對先生的研究領會多少，但從中知道了歷史地理這門有意思的學問，后來又陸續讀了先生的其他論著,逐步萌生了追隨先生學習歷史地理的意愿。只是后來在報考研究生時，我聽說到史先生所在的陜西師大歷史地理專業屬于歷史學科，對史學基礎要求很高，而我沒有正經學過歷史，自覺實在沒有多大把握，幾經權衡，我報考了同在西安的西北大學地理系王成祖先生的中國地理學史專業。但我一直希望還能有機會向史念海先生求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國內不少學者最初也是因為讀了史先生的論著,走上歷史地理研究道路的。更難得的是歷史地理在很長時間內是門比較生僻的學問，但史先生的學術論著卻能產生巨大的感染力，影響了眾多后輩學子對學術之路的選擇，這是當今學術界少有人能做到的，更是我輩難以企及的。

到我成為史先生學生后，從自己的一些見聞中，更為真切地領教了先生學問的淵博精深。有一年寒假在回家的火車上，與對面座位上一位西安鐵路局的干部聊天，他得知我是史先生的學生后，說史老先生真是有學問，我感到很奇怪。據這位干部說，潼關到西安的鐵路有一段路基經常下沉，弄不清什么原因。后來局里去請教史先生，先生去看后，說是那段鐵路正好建在唐代漕渠的遺址上，因地下有泥沙沉積，土質比較松軟，所以才引起路基下沉。局里后來勘察的結果和先生說的一樣。后來我專門問過先生，先生說確有其事，足見先生對西安歷史地理的研究的深入。1995年史先生受西安市政府的委托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我們在西安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老師、學生都參與了部分工作，當時史先生每周都要召集我們開會討論有關問題。有次開會一位年輕老師把北周時期的某個地名的位置確定在渭河北岸。史先生聽了他的分析后，很肯定說應該是在南岸，并指出了依據的史料來源，后來經查證，證實了先生的判斷是對的。由此可見，先生對相關史料的熟悉。

史先生那一輩學者大多有著扎實廣博的傳統學問根底，雖然先生主要研究領域是歷史地理，但從一些其他方面我們還是能夠感受到先生學養的深厚。我想史先生學術論著之所以能夠產生廣泛影響力，除了對歷史地理精深研究，也和先生早年對文章之學下過功夫有一定的關系。我曾聽先生講過，少年時先生就很喜歡韓愈、蘇東坡的文章，讀輔仁大學時，還聽過校長陳垣先生上的國文課。我記得1996年9月的一天，西北大學考古專業舉行成立40周年紀念活動，很多單位和個人在會上宣讀賀詞，大多數都不外是些習見的形式和文字。史先生在西大史地系任過教授和系主任，作為嘉賓也應邀出席，并親自念了自己用駢體文撰寫的賀詞。典雅整飭的文字經先生的山西口音朗聲宣讀出來，抑揚頓挫別有意味，引來與會者一致的贊嘆，有位老師對我說，到底是老先生，別人是寫不出來的。

作為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史先生關心和獎掖后學的美德，向為國內學術界所稱頌，不少學者都曾經撰文談及過先生很多這方面的事情，對此我自己的感受甚深。王成組先生逝世后，我轉到西北大學西北史研究室，隨李之勤、李健超兩位導師學習歷史地理。知道兩位李老師一直對史念海先生恭執弟子之禮且和先生很熟悉，出于對史先生的仰慕，我冒昧地提出想去聽史先生的課，哪知李健超老師與史先生一聯系，先生便欣然同意了。此后約有小半年，我每周都去史先生家一個上午，和先生自己的研究生一起聽課。起初我還有些顧慮，畢竟我是外校的學生，以前和先生并無多少接觸。但很快我就覺得這是多余的，先生在教學時對我們一視同仁，同樣嚴格要求悉心指教。那時先生每周都要我們匯報讀書情況，還必須交一篇讀書札記，每次他都要及時審閱，并從觀點看法、史料使用乃至文字表達等方面認真批改。有時我寫的札記不過千把字，但先生的批語往往卻有三四百字。特別是札記中有些許新意的地方，先生總是予以充分的肯定，使我這個無甚根基的初學者不僅從中得以窺見治學的一些門徑，同時也受到很大鼓舞，增添了學習的自信。這些經先生批改的作業，20多年來我還一直珍藏著。課程結束時，按照史先生的要求寫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論文，承蒙先生謬獎，還給我打了90多分，我很是高興了一陣子，其實我清楚，這完全是先生對我的鼓勵。正是有了這次上課的機緣，我對史先生的文章道德更加崇敬，堅定了師從先生繼續學習的決心和信心。碩士生畢業前夕，我學習的西大西北史研究室，準備留我在室里工作，但老師們知道我的想法后都很支持。當我向史先生談了要報考先生博士生的愿望后，先生高興地表示歡迎。而且考慮到我已成家并有孩子，繼續脫產學習會有一定困難的實際情況，先生還準備讓我畢業后到陜西師大歷史地理所工作，然后在職讀博士，這樣可以減輕我的經濟負擔。我根本沒想到先生竟為我這個只聽了半年課外校學生考慮的如此周到，當時感動的真不知該說些什么才好。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參加了博士生入學考試后的一個星期后，史先生來西大主持我的畢業論文答辯，一見面就告訴我已經被錄取了，在場的研究室的老師也為我能成為史先生的弟子而高興。雖然后來因一些原因，我沒有能在所里工作，但史先生對我的提攜和關懷，我一直銘刻在心未敢忘懷。

事實上無論是否是先生的學生，多年來史先生一向熱心幫助和扶持學術界的后輩。1992年我師從史先生完成博士學業后，回到西大西北史研究室工作，除了教學科研外，也兼一些行政雜務，其間一些事情經常要煩勞史先生，而先生從未推辭過。我所在的西北史研究室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的碩士生，有不少學生聽過史先生授課。每年的畢業答辯請先生來主持，先生幾乎是有請必到。先生作為史學界的前輩大家，是當時陜西省內為數極少的歷史學博導(全省共3人),能來為碩士生主持答辯，讓我們老師學生們都覺得很榮幸，同時也受到很大教益，其中有些后來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生，在學術上得到較好的發展。這使得西大其他專業的研究生很是羨慕。那時西大教師評職稱，需要由外校同行專家寫推薦意見，很多歷史學科的教師很希望能得到史先生這位史學大家寫的推薦書。有些歷史專業的老師知道我是史先生的學生，往往托我引見，請先生寫推薦，每次先生都很熱情地接待，讓這些老師深受感動。有一位教師評教授職稱，已經請史先生寫過兩次推薦書，第三次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先生看過這位老師的科研成果后，覺得符合條件，還是很爽快地寫了，并加以安慰和鼓勵。那年這位教師如愿評上了教授，他多次和我談及先生給予的鼓勵和幫助的感激之情。這只是我印象較深的幾件小事，僅我所知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

史念海先生是學術界敬仰的著名教授，還曾擔任過副校長、西安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有著很高的社會聲望和地位。但凡是與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會對先生待人接物的謙和寬厚，平易近人留下極深的印象。在我眼里，先生更是一位慈眉善目，可敬可親的忠厚長者。我至今還記得，不論是上課或是辦其他事情，我每次到先生家，在書房坐下后，先生都會親自倒上一杯熱茶，走的時候先生一定要送出門外，并目送下樓才回屋，實際上先生在接待素不相識的來訪者也都是如此，絲毫沒有名人的架子。我在西大工作時，差不多連續五年，每年都要請先生來研究室主持碩士生的答辯，由于條件所限，我每次只能打個出租車接送先生。因師大校門不讓出租車進，而先生的住宅離校門還有挺長距離需要走過來，西安的六月天氣已很炎熱，而當時先生已是耄耋之年，我覺得很過意不去，先生對此卻并不在意，說正好就當散步，并讓我以后不必再專門過來接送，到時他自己坐車去就行。我們研究室沒有專門的場所，只能找個教室稍加布置舉行答辯，教室里通風不好，也沒有空調很是悶熱，坐一會就渾身冒汗。但先生毫不在乎，依舊認真地審閱評議，每次都要忙碌半天，使參加答辯的老師和學生備受感動。我還記得有一天早上，先生突然來到我們研究室，我感到很詫異。一問才知，先生來主持西大一個研究所的博士生畢業答辯，來后所里沒人，就來找我問問情況。我打聽后知道，他們所里聯系先生時，把時間搞錯了，本應是在第二天答辯，大熱天讓老先生白跑一趟。我當時很不高興，所里的老師覺得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先生道歉，可先生并不介意，而是說或許自己記錯了，那就明天再來。以后我和一些老師學生在閑聊時談起這事，大家無不為老先生為人的隨和與寬厚所嘆服。在我與史先生相處的十年中，確實從未見過先生對什么人疾言厲色過。如今雖然過去多年，但憶及與先生在一起時，那種如沐春風、其樂融融的感覺依然令我神往。

(作者為青島大學旅游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想念史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