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伊朗的戰爭,正在暴露海灣團結表象之下的深層裂痕。盡管如此,合作仍是唯一可行的選擇。當全球目光聚焦霍爾木茲海峽,以及伊朗與美國談判中的分歧時,海灣國家的角色卻逐漸退到幕后。伊朗對阿拉伯海灣國家的攻擊,帶來了三重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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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些國家以自由貿易通道、物流、能源、旅游和娛樂為支柱的商業模式正承受壓力。作為“安全避風港”,它們正在失去國際投資者的信心,這也削弱了它們長期塑造的形象:即本地區動蕩環境中的可靠穩定力量。最后,它們試圖通過全面外交、緩和局勢和對話來抵御外部威脅的戰略,也面臨考驗。
卡塔爾和阿曼等有影響力的調停者,已被卷入戰火。沙特阿拉伯同樣如此。沙特正是在2023年恢復與伊朗關系,試圖避免地區局勢升級到今天這一步。
這三重沖擊正迫使所有海灣國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架構,以便在未來更好地保護自己。眼下看來,海灣各國統治者都在推行各自的策略,依靠各自的工具,組建各自的聯盟。這一點在海灣兩大重量級國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沙特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為推動局勢降溫的一方,并與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區行為體保持密切協調。
盡管沙特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近幾周破壞和解進程深感不滿,但利雅得并未與德黑蘭斷絕外交關系。相反,沙特認識到,今后仍有必要與伊朗維持某種相處方式。
相比之下,阿聯酋近幾周明顯加重了對伊朗的強硬表態,姿態也愈發對抗。阿聯酋強調,戰后以色列和美國將在本地區扮演更具主導性的角色。
這些不同立場,反映出阿布扎比與利雅得之間根深蒂固的分歧,而這種分歧在戰爭爆發前就已顯現。在也門,這兩個地區強國之間的競爭于去年12月升級,最終演變為沙特公開批評其阿聯酋“兄弟”,并對其地方伙伴“南方過渡委員會”采取軍事行動。
在蘇丹,兩國政府也分別支持對立陣營——阿聯酋支持“快速支援部隊”,沙特則支持蘇丹武裝部隊。這進一步加劇了這場血腥內戰進入第三年后的人道主義災難。海灣國家追求的并非毫無裂痕的和諧,而是在相似利益之下,采取不同工具推進各自目標。
兩國對以色列的策略同樣不同。阿聯酋在2020年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并持續與以色列保持外交和經濟聯系;而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沙特則將自己定位為巴勒斯坦事業的積極捍衛者,拒絕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
這種分歧也外溢到地區之外。例如,沙特在2025年12月批評以色列承認“索馬里蘭”,而阿聯酋在那里運營著一個重要港口。這再次說明,利雅得與阿布扎比之間的分化正在擴大。
由此,海灣地區似乎出現了兩條相互競爭的軸線,而且當前這場戰爭進一步鞏固了這種格局。一方是沙特,它代表一種更克制的地區政策路徑,并與阿曼、卡塔爾、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伙伴合作,推進更積極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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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則是阿聯酋,尤其是實力強大的阿布扎比酋長國。它對伊朗和伊斯蘭主義運動采取更具干預性的強硬政策,科威特和巴林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這一立場。沿著這兩條軸線,地區軍備競賽可能加劇,經濟競爭可能升溫,極端民族主義也可能進一步加深,從而推動整個海灣地區的立場更加僵硬、更加對立。
不過,如果把這種對抗看成完全無法調和,就會忽視一個事實:海灣國家追求的并非純粹和諧,而是在相似利益下運用不同工具。它們奉行的是一種務實的“兩手并用”策略,通過靈活結盟來實現目標。
事實上,它們的目標并不像外界通常認為的那樣分歧巨大,而是可以歸納為三項核心優先事項:維護國家合法性、維持地區穩定、保障經濟發展。而戰爭正在威脅這三項目標。這也使海灣國家天然有動力避免彼此遭受持久傷害,甚至避免發生公開沖突。
海灣國家之間長期存在沖突與和解交替出現的歷史。邊界爭端、統治王朝與家族之間的競爭、圍繞資源和貿易路線的沖突,以及在如何發展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經濟上存在的不同路徑,都曾反復引發相互抹黑、妖魔化和關系破裂。
最近一次明顯震動海灣團結的事件,是2017年至2021年的所謂“海灣危機”。當時,阿聯酋、沙特、巴林和埃及對卡塔爾實施了海陸空封鎖。盡管緊張與和解不斷循環,海灣國家仍表現出相當強的韌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能夠靈活適應新的挑戰。
如今,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證明這種能力。當前這場戰爭,是海灣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也在重新定義它們那種“兩手并用”策略如何繼續發揮作用。
為此,它們今后可能會更多依賴綜合威懾、靈活聯盟和外交手段,這也可能推動它們在某些政策領域開展更緊密合作。這可能包括加強軍事合作,通過地區防務能力提升國家安全,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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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各國在應對伊朗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發展聯合無人機項目,以及共同防范針對海上安全、海水淡化設施和未來技術的攻擊,符合所有海灣國家的利益。其他領域也是如此。
戰爭已經通過油輪被擊沉和波斯灣布設水雷等方式,嚴重威脅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因此,必須防止漏油等環境災難發生,而這只能通過集體行動來實現。
霍爾木茲海峽遭到封鎖,也讓大多數海灣國家更加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能源出口對這一敏感海上咽喉通道有多么依賴。這場戰爭對海灣社會集體心理的沖擊也不應被低估。要應對這一問題,各國需要在創傷修復方面共同努力。
替代方案十分有限,受益者主要是沙特和阿聯酋,而卡塔爾、巴林和科威特則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絕于國際海上貿易之外。因此,替代性貿易通道至關重要,但這同樣只能通過合作來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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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通道的規劃其實多年前就已存在,在當前危機背景下,無論是能源、交通,還是海灣鐵路網絡建設,都可能重新獲得推動力。例如,沙特正計劃與埃及和約旦建設新的物流走廊,以增強自身獨立性。
目前,所有海灣國家都在承受石油和天然氣銷售、旅游業以及金融服務收入下滑的壓力。整體來看,2026年該地區經濟增長預計將從原先的3.7%降至1.4%。其中,卡塔爾經濟產出可能萎縮13%,阿聯酋可能萎縮8%,沙特則可能萎縮6.6%。
這很可能促使所有海灣國家在投資上更加謹慎,也更有選擇性,尤其會優先投向國內。它們把減少后的資金越多地投入本國,留給敘利亞等地區危機地帶緊迫重建任務的資源就會越少。
在這一點上,加強發展合作協調同樣可能帶來好處。海灣危機期間,阿拉伯協調集團框架下就曾有過類似做法。該機制匯集了所有海灣國家的發展基金,以及伊斯蘭開發銀行等地區捐助機構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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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例子表明,競爭未必排斥合作,關鍵在于具體情境。因此,海灣國家現有的分歧不應被看作一成不變,而應被理解為危機時期一個復雜的協商與調整過程的一部分。
聯盟關系正在變化,并引發深刻轉型,而海灣國家正處于這種變化的中心。它們不會放棄“兩手并用”的路徑,但會重新校準。
未來,它們究竟會彼此對抗,還是彼此協作,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取決于具體局勢以及各自選擇的工具。由此形成的動態,可能是一邊合作、一邊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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