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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楚,在一個通縮周期,真正牽動著市場神經的,不是GDP指數,因為那是辦公室精英可以計劃的,只要愿意,就可以實現;牽動企業的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走勢。
二零二四年,CPI 目標設定在百分之三,最終錄得百分之零點二的增幅。二零二五年,將這個難以實現的目標下調至百分之二,且全年處于貨幣寬松周期,政策力度加碼,消費補貼規模甚至翻倍,但僅實現了百分之零點零,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警示,因為已經打了太多的強心針。
這決定了二零二六年,存在主動通脹的沖動,它不會告訴你是怎么發生的,但有形之手的確有能力通過貨幣工具與財政工具,拉高物價,如果你的收入沒增長,而物價開始上漲,那就從通縮轉向了滯脹。現在,全球經濟都存在滯脹的傾向,那么 ,也不排除是外部性原因帶動了滯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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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消息是,二零二六年的消費補貼力度將繼續強化。
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既然提升消費意愿如此堅決,為何不選擇更直接的 “發錢” 模式?答案在居民的賬戶里。
截至今年四月,個人銀行存款已高達一百七十萬億,同比增速百分之八點二,總量穩居全球第一,美國約九十萬億人民幣,日本五十四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不是居民的錢都花光了,只是錢沒有流向消費市場,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向了銀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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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這究竟是好還是壞?
好與壞的評價是相對的,要看經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周期,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儲蓄等于投資,銀行可以將存款轉化為貸款;但是,現在是一個通縮的周期,而且會是一個長周期,社會總需求不足,消費者價格指數死活拉不起來,人們偏好于防御性儲蓄,流入市場的貨幣少了,工廠的商品庫存就增加了,將逐漸沉淀成負債率,高儲蓄就變成了危險的堰塞湖:一邊是工廠的產品堆積如山,另一邊是貨幣在銀行賬戶里不流動。這正是我們當下所處的困境。
姚洋最近開始給網民做經濟學啟蒙,認為導致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儲蓄率,的確存在這個問題,但姚院長說反了;中國的產能過剩有它內的邏輯,說到底是資源配置與政府部門分配占比的問題,而儲蓄率是對市場的反應,不是根源。
老百姓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缺少預期,決定了對防御性儲蓄的偏好。
當然,對民間資本而言,在所有預期中,也存在一個意識形態的預期,資本對安全的偏好,超過了貪婪,完全失去為了300%利潤就敢冒絞首風險的沖動,馬克思高估了資本對權力的反抗。
天量的民間資金既不投資,也不消費,專家們說是缺少信心,信心又從哪來,來自信用,而信用的起點是公信力。
公信力怎么建立?
歷史上從來有過自發生成的公信力,公信力需要全民公約做背書,而不是辦公室精英來給法律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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