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主管救下27只狗，轉天親手送走一批，辭職后說中要害

近十年來，“勞倫”一直擔任美國佐治亞州北部某縣的動物管理負責人。這是一份全天候待命的工作，她和同事要處理動物虐待與疏于照料、犬只襲擊和動物逃逸等事件。拯救動物是她一生的熱情，但工作中的殘酷和壓力也常讓她難以承受。

2024年初的一個嚴寒之夜，壓力集中爆發。她到一名男子家出勤，發現屋外有27只獵犬暴露在嚴寒中，毫無遮蔽。該男子養犬是為了訓練成獵犬，部門此前已要求他搭建遮蔽處，但他并未照做。擺在勞倫和同事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讓狗凍死，要么將它們帶走長期收容。她們選擇了后者。

收容所早已滿員。為了給這27只獵犬騰出空間，她和同事當天不得不對收容所里的數十只動物實施安樂死。“站在那些尸體旁邊，決定‘今天是不是它的最后一天’的人，正是收容所工作人員，”勞倫說，“有些東西永遠不會離開你，你會背負它一輩子。”

幾天后，她又處理了一起狗襲人事件：兩只狗被警方擊中，一死一傷。同一時期，收容所暴發嚴重疫情，一名員工在抓捕逃逸動物時受傷。幾個月后，勞倫辭職了。她說自己已無法承受“同情疲勞”——一種因長期高強度照料而導致的深度情緒和身體耗竭。她并非第一次經歷這種耗竭。上世紀90年代，她曾在一家收容所每周兩三次地長時間對狗執行安樂死。

在美國，動物管理官員和收容所員工普遍工作過度、薪酬偏低。他們每天要對超過1600只貓狗實施安樂死，處理無數虐待和疏于照料案件，收容數百萬流浪動物，常將自己置于危險中，并面對充滿敵意的寵物主人。他們是美國持續演變的寵物過剩危機的一線人員。

這場危機由絕育率下降、獸醫成本上升和政府長期資金不足推動。很多美國消費者仍愿從繁殖者手中購買貓狗，而數百萬急需領養的動物卻滯留在收容所。去年，美國有近600萬只寵物進入收容所，其中10%被安樂死。

不過，收容行業已有巨大進步。1877年，《紐約時報》曾報道城市收容站將幾十只狗關入鐵籠沉入河中淹死。到20世紀40年代，貓狗已從工作動物轉向陪伴動物。二戰后寵物數量翻番，不被需要的動物也大量增加。1973年，收容所對約1350萬只貓狗實施安樂死；到2025年，該數字已降至約59.6萬只。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絕育項目的普及和領養推動。但動物處境改善的同時，從業者的痛苦也愈發被認識。

研究顯示，執行安樂死與更高的工作壓力、焦慮、抑郁和物質濫用相關。“你不會忘記那只狗的名字，也不會忘記那張臉，”得克薩斯州某動物照護部門負責人凱特蘭·弗雷澤說。

她為一窩新生小貓和一只曾咬傷自己的狗深感內疚。許多員工不僅悲傷，更感到憤怒：憤怒于那些養寵不負責任、不給動物絕育、隨意繁殖的人。得州獸醫貝利·史密斯說：“當動物年輕、健康，你只是因為沒有空間而必須對它們實施安樂死，這讓人筋疲力盡、心碎又憤怒。”

基恩·梅內菲1997年在沃思堡加入動物管理部門，2010年因同情疲勞辭職。安樂死、漫長工時和可怕現場給他巨大消耗，造成長期夜驚甚至試圖自殺。他說這份工作會“從你存在的每一個層面一點點磨損你”。如今他為同行開設同情疲勞培訓。另一重挑戰是公眾憤怒。

2008年他在奧普拉節目中談及高安樂死率后，收到數千封惡意郵件甚至死亡威脅。“人們不了解，這些法律和產業如何共同導致這樣一種局面，”梅內菲說。

從業者幾乎一致認為，緩解這場危機最需要的是：錢。動物管理部門和收容所幾乎都在極其有限的預算下運轉。許多受訪者認為，資金應直接用于提供低價絕育服務，因為“過剩問題說到底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

此外，還需打擊幼犬工廠、強化虐待法律、推行強制絕育、推廣寵物友好住房政策和低價獸醫服務。但同時，人們也呼吁更負責任的養寵觀念：“人們帶寵物回家前，真的應該先想清楚。”

普通公眾可以通過寄養、到收容所遛狗、捐款等方式提供幫助。從業者自身則發現，將困難講出來已很有幫助。在梅內菲的培訓課上，他會坦率講述自己的心理困境，希望人們知道自己并不孤單、也不軟弱。盡管異常艱難，這份工作也帶來了強烈的人生意義和同行的深厚聯結。

梅內菲說：“當這些人聚在一起，他們發現大家面對同樣的挑戰，并從‘我并不孤單’中獲得安慰。”

寵物與我們之間的故事常被描繪得快樂簡單，但表象之下卻是數以百萬計的選擇讓動物陷入痛苦，也讓照料它們的人陷入無解處境。我們需要更誠實的敘事，而這可以從傾聽一線收容所工作人員的講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