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為何同情邪教徒？

有趣的事情越來越多了，某法學家居然對著一部電影哈氣，說《周處除三害》中陳桂林槍殺邪教徒，過于殘忍，真奇怪，她居然和邪教徒共情上了。

實際上，這是臺灣近幾年來拍得最好的電影了，反映了當地人民這些年飽受邪教、黑幫折磨，屬于一個“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故事。

陳桂林這個角色，也算不上是那種濫殺無辜的殘忍之輩，他只是有怨抱怨有仇報仇……開槍清算之前，他給了那些不想死的人逃命的機會，只要不再信邪教，就可以自由離開，而那些喪心病狂一心求死的邪教徒還有什么可憐憫的？

私刑報復固然不對，但你得考慮實際環境，陳桂林所在的地區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一個封建迷信邪教黑幫橫行的地方……法治是不健全的，道德也是不完善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空談法律毫無意義，因為那里至今還有大量的邪教存在，諸多邪教教主聚斂錢財、掌控基層、吸血信徒、草菅人命而不受懲罰。現實中，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們害得家破人亡。你讓那些被害者怎么辦？走法律程序對簿公堂打官司嗎？

首先你錢財不如對方，其次你專業性不如對方，第三是你時間精力更不如對方……而那些邪教組織往往家大業大、資本雄厚、社會影響力大，關鍵還有法學教授這樣的專業人士幫助……在一個不公的舊社會里講法律，你準備怎么贏？

所以，電影給了陳桂林一個快意恩仇的機會。

陳桂林固然不是好人，但橘生新世界則為橘，橘生舊社會則為枳……這部電影也并沒有美化他，只是借這個人物批判舊社會中被邪教和黑幫統治的壓抑而已。

你看完電影，根本不會感受到什么復仇的“痛快”，只會感受到導演和編劇心中的絕望和悲哀，這個地方過于腐朽和黑暗了，沒有人來制裁真正的邪惡和不公，這里對于安分守己的普通人來說，沒有一絲亮光，只有濃得化不開的悲哀和絕望。

這放在現實中，就是日本山上徹也因為母親篤信邪教導致家破人亡，山上徹也無處申冤，沒法挽救自己的家庭，只能把槍口指向大力支持邪教的罪魁禍首、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冤有頭、債有主，他沒有誤傷任何無辜者，就算在日本社會，山上也有大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然而某些法學家們不一樣，他們不同情被壓迫者，他們同情那些貪得無厭、喪心病狂的壓迫者……他們讀《水滸傳》，不同情為兄報仇求告無門不得已以血還血的武二郎，卻同情魚肉鄉里欺男霸女的西門大官人，他們看《白毛女》，不同情受盡屈辱和壓榨的楊白勞和喜兒，反而同情無惡不作罪有應得的黃世仁。

他們同情地主豪紳貪官污吏，不同情底層百姓，他們同情惡霸流氓無賴犯罪分子，不同情本本分分的老實人。他們一切的理論可以歸結于——無論前者多么兇殘暴虐自私無恥，后者都不能反抗，反抗就是有罪。他們所謂的法，就是維護他們利益的“舊秩序”，就好比《讓子彈飛》中武舉人可以當街打人，被打的人還要向他磕頭，不能反抗，抬頭看一眼都是忤逆不敬，罪該萬死。

他們把體系化的壓迫和吃人，美化為“契約精神”，他們把舊社會整個社會系統的冷漠無情助紂為虐，美化為“法治至上”。

他們從來不肯批判舊社會的權貴、豪強、邪教、黑社會，以及一切騎在大眾頭上作威作福的渣滓，卻對一部批判這一切的文藝作品破防哈氣。

這就是他們的真實立場和訴求了。

他們口口聲聲宣揚的“法治”，不是人民大眾的法治，而是利益階層、犯罪分子凌駕于大眾至上而不受懲罰的特權。

有人說他們是“圣母癌”，實際上你高估他們了，他們并沒有你想象中那么溫和善良，他們并不關心普通人能不能被法律保護，他們關心的是那些無視公序良俗、凌駕于大眾之上的無恥之徒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

他們追求的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某些群體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而他們，可以成為后者的幫兇和打手，獲得高人一等的地位。

一切的公平、正義、善良、邪惡，將由他們來定義。

他們畢生的追求，就是做“乏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