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視察徐州，突然問地委書記：‘四’加‘南’讀什么？

那晚，毛主席原本要了解的是徐州的糧食收成和肅反進展，卻先用一個冷僻漢字熱個場子。看似隨意，實則考察。徐州八縣一市，1700多萬畝耕地，是蘇北糧倉；書記能把土話里的農具名稱說得頭頭是道，說明心里有地、有民。毛主席對此相當看重，畢竟1956年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收官之年，農業得穩住。

胡宏何許人也？人們習慣喊他“胡先生”，因為當年在復旦讀過書。1935年，17歲的他揣著家里寄來的路費，從成都坐船千里赴滬。富商出身，本可安穩拿學位、進洋行，可1937年八一三炮聲一響，局勢全變。大批川籍學生撤離，他卻留在盧灣區，白天上課，晚上在街口發傳單。后來學校被迫停課，他干脆干了件更決絕的事：斷絕家里接濟，拎著行李北上陜北。作出這一步并不容易，母親來信勸他回重慶，他回一句：“國亂，何家之有？”信紙上只有七個字。

延安歲月淬煉了書生的骨頭。前方戰事緊，他帶隊游擊，反“掃蕩”時一身土布棉衣，連書生腔都壓下去。敵后組織群眾支前，最難的是說服鄉紳。辦法不多，他就挨家敲門談。沒軍火就做竹槍，沒糧食就號召“挖野菜、吃雜糧”。部隊缺草鞋，他帶民工連夜編。打仗之外，他還惦記田里的莊稼。北方土地瘠薄，他寫信向老家要稻稈漚肥的經驗，成了晉綏區推廣的“小冊子”。那時的胡宏已不是課堂里的俊朗青年，而是一名能帶兵、懂莊稼的共產黨員。

1949年4月，江寧縣剛解放，城里暗槍不斷。百余名干部加一個連進駐東山鎮，任務是接管政權。江寧原是國民黨“自治實驗縣”，反動組織盤根錯節。謠言滿街：“共產黨要打土豪分錢，窮人得分槍”。胡宏提出“先安民后建制”，一周內發出三份布告：約法八章、廢除苛捐、保護商號。與此同時，針對殘留武裝，他分三類處理——有槍的先繳械，只有偽警號的集中整訓，自衛隊則就地整合。結果不到十天，鬧市重新開張，塾師敲鐘復課。老百姓感慨：“原以為得亂上一兩年，沒想到一個多禮拜就能擺攤。”

進入50年代，徐州流傳“水鬼”“毛人”抓小孩取心臟的荒誕謠言，群眾夜不敢上炕睡覺。行政工作險些停擺。胡宏一聽，立刻以個人名義向省委寫報告，請求“普遍教育與重點破案并舉”。省委批示后，他分片包干，干部白天進村宣講，晚上摸排幕后黑手。三個月，水落石出：是幾名地主糾合迷信術士散布謠言，妄圖擾亂春耕。案件一破，秧苗下田如期進行，徐州當季糧食較上年增產兩成。

帶著這些底數，胡宏登上專列。匯報間隙，毛主席不時摘下眼鏡，讓他寫字解釋地方方言。談起肅反，毛主席叮嚀：“有反必肅，也要有錯必糾。”說到花果山，毛主席忽然哈哈大笑：“孫悟空的家，就在你們新海連。”眾人這才知道主席對徐州掌故也爛熟于心。

翌年春天，北京再次召見。毛主席一見面就招呼：“四川人胡宏，咱們又見面啦。”接著聽他講徐州鋼鐵與煤炭儲量。當張洪范提到利國鐵礦“含硫量很高”時，毛主席擺手：“不，高硫不行，是低硫。”連礦石化驗數據都記得一清二楚。一個小時后，接見結束，主席留下吃早飯，只備了炒雞蛋、炒肉片兩盤菜。胡宏客氣推辭，毛主席笑道：“別裝啦，這點鐘你們哪來的早點？”語言樸實，卻讓團隊心里發熱。

1958年秋，毛主席再到徐州考察，先問：“胡宏怎么沒來？”得知他調省里抓農業大檢查，主席點頭：“懂農業的人多跑幾地好。”到1962年，中山陵住地接見地縣書記時，他又見胡宏，開口一句“老天爺單欺負你啊”，是對揚州那年臺風的調侃，卻也透著關切。

70年代初，毛主席在南京會見許世友，忽問：“胡宏在哪里？”了解到他因風浪而擱置工作，主席說：“這人懂農業，過去干得不錯。”幾天后，胡宏恢復徐州地委書記職務。不久晉升江蘇省委書記，他推動大型糧田整治，推廣中耕機械，“江蘇雙季稻”就是那時定型。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決定讓福建先行，點將名單里赫然有胡宏。那一年他已花甲，卻照樣挎包下鄉。東南沿海僑鄉多、交通偏，外資一時不敢進，他主張先搞鄉鎮企業出口創匯。洪山鎮第一家進出口公司掛牌，鰻魚、花菇賣到日本，賺來的第一筆外匯又投入輕紡。幾年光景，福建鄉鎮企業總資產逾千億，占全省工農業產值近半。對臺經貿交往促進會亦在他的倡議下成立，為后來兩岸民間往來搭橋鋪路。

2007年冬，胡宏病逝于福州，享年90歲。靈柩北歸南京功德園，碑上只刻八個字：躬耕一生，心系家國。走過戰火、饑荒、謠言與改革風浪，他的行事準則始終簡單——把地種好，讓人吃飽，社會有序，國家安穩。“四”加“南”，一個生澀的“覽”字，竟濃縮了他一輩子的念想：俯身田疇，心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