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不僅是科技競賽 更是經濟話語競賽

每一次工業革命不僅是技術與產業層面的巨大飛躍，更是經濟思想理論與全球權力格局的深刻重塑。歷史經驗清晰地表明：每一次技術范式的革新都會催生相應經濟學理論范式的重大變遷，進而帶動國家間話語權與制度主導權的重新布局，體現為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圍繞經濟理論的解釋和全球制度制定權的長期博弈。如果說19世紀世界經濟秩序由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和帝國主義經濟范式所塑造，20世紀由美國的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導，那么21世紀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無疑正再次開啟新經濟范式和話語權的激烈爭奪。

科技突破是必要非充分條件：制度話語體系決定影響力

擁有顛覆性科技雖然是國家爭奪全球經濟主導權的必要基礎，但單純依靠科技優勢并不足以確保長期的國際影響力。一個國家要真正實現由經濟實力向全球話語權的轉化，關鍵在于能否在科技突破的同時形成配套的經濟理論體系和制度安排，完成從技術領先到制度領導和思想感召的跨越。

從經濟史的視角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隨著經濟理論和制度范式的深刻變革，而這種理論和制度的創新往往決定了國際秩序和話語權的走向。以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交替為例，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迅速崛起，除了依靠強大的工業制造能力和軍事實力，更重要的是借助自由貿易理論、金本位制等經濟理念的全球推廣，鞏固了英國的制度優勢和對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權。然而，當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因思想保守和制度滯后而喪失理論創新活力時，其全球話語權迅速衰落。與之相對，美國的崛起過程則清晰展示了技術實力與制度創新、經濟學理論構建并重的重要性。20世紀初，美國憑借科技優勢奠定了經濟基礎，但真正確保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卻是二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關貿總協定等制度平臺以及以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經濟理論話語。這些經濟理論不僅塑造了世界經濟秩序，也成功地將美國的科技紅利轉化為長遠的制度主導權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

以上事實清楚地表明，一個國家若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長期占據領導地位，僅憑科技領先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步推進經濟理論的自主創新，以形成具備全球影響力和普遍解釋力的話語體系。換言之，科技發展水平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賽道上能夠跑多快，而以人工智能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理論和制度體系則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前進方向以及能夠走多遠。兩者相互促進、相互支撐，共同實現國家經濟實力向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持續性轉換。

人工智能革命下的中美雙重博弈：技術實力與理論話語之爭

當今，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蓄勢待發，中美兩國是最重要的競爭對手，雙方圍繞核心技術、人才儲備和產業生態等展開全方位的角逐。具體而言，美國在高端芯片、底層算法等核心技術領域占據明顯優勢，而中國則在數據規模、場景應用和產業落地等方面更具優勢。這場競爭雖然表面聚焦于技術、算法、算力與人才，但本質上更深層次地體現為經濟思想理論創新與國際規則主導權的爭奪。

美國正通過其盟友體系積極主導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以保持自身經濟和制度范式優勢。美國通過組建“技術聯盟”，試圖在數字領域延續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通過掌控人工智能的國際治理規則使中國等競爭對手長期處于產業鏈下游位置。同時，美國國內科技巨頭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干預輿論環境、左右政治選舉等事件頻發，加劇了美國社會對科技治理的質疑與不信任感，如果政府缺位于人工智能治理，那么話語權將落入極少數人手中。

與美國的自由放任或壓制式治理相比，中國選擇了一條結構化、負責任的發展路徑，不僅出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還通過重大基礎研究資助體系支撐理論創新與制度設計。人工智能與經濟學交叉研究成為重點資助領域，從基礎模型建設到政策機制研究，從市場治理到倫理約束，形成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科研布局。這種系統性的政策框架和治理規則，為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提供了“有章可循、有人負責”的制度保障，也為經濟理論創新提供了研究土壤。正是在這種政府主導、學術界參與、制度先行的體系下，中國的經濟學界逐漸構建起以現代經濟學為基礎、兼具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經濟學，彰顯出在全球科技治理語境中的戰略主動性和制度話語權。

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經濟范式制高點：人工智能經濟學的使命

當前，中國經濟體量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已舉足輕重，完全具備條件和能力提出既符合本國發展實踐又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人工智能經濟學理論范式，并在國際輿論和政策制定中產生重要影響。通過多領域協同創新與積極的國際推廣，中國有望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浪潮中，贏得全球經濟發展的戰略主動和制度話語權。

我國應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建設，特別要在以下幾個關鍵研究領域快速發力。第一，提出適用于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增長模型，突破傳統的生產要素框架，將數據、算法與智能技術納入生產函數，系統解釋智能技術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機制，從而引導各國正確認識人工智能對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第二，要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對就業結構重塑和收入結構變化的影響，形成應對勞動替代、新職業涌現和勞動者技能轉型的理論與政策框架。尤其需要結合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標，研究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降低風險，為全球提供可借鑒的“中國經驗”和制度方案。第三，聚焦如何合理協調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決策權力，明確角色的動態調整與相互學習機制，研究人機互動的節奏控制與認知負荷管理，特別是信任構建、責任劃分和透明監督的經濟機制設計，從而提升人機協作在復雜經濟系統中的整體績效與社會效益。第四，從自身在平臺經濟治理、數據資產確權與交易、數字金融監管、數據安全立法等方面的實踐經驗出發，總結提煉出既鼓勵技術創新又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制度經驗與經濟治理理論體系。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大型科技企業權力失控”等治理難題的背景下，中國的治理方案一旦理論化，將在國際層面具備重大參考價值。

最后，要真正實現人工智能經濟學理論的國際引領，中國還需高度重視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和提升。理論成果要真正走向世界，不僅要“造好船”（即理論體系的自主創新），還要積極“出海航行”（國際傳播與推廣）。具體而言，中國需要系統性地培養一批熟悉國際話語體系、能夠在全球經濟治理平臺上積極發聲的經濟學家與政策專家，主動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政策研討和規則制定。與此同時，中國還應進一步加大對人工智能經濟學成果的翻譯和國際出版力度，積極推動理論成果進入全球主流智庫、學術講壇和國際媒體。此外，要善于借助數字媒體平臺，生動講述中國在人工智能賦能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和精彩故事，擴大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和“中國理念”的認知與認同。唯有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真正獲得世界更多國家的理解和接受，中國才能最終掌握人工智能時代新經濟范式的話語權。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周慧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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