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重農傳統

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文明發達的社會，在農業占主導地位之前，采集、漁獵都曾經是人們食物來源的重要方式，畜牧業作為游牧民族的食物來源方式一直延續到現代，但是農業成為食物來源的主要方式，是中國地理決定的，也是中國歷史的選擇。

農業基礎地位的確立

從世界范圍看，農業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第二階段是連續種植的農業（亦被稱為“傳統農業”），第三階段是集約經營的現代農業。中國古代農業涵蓋了前兩個階段。如果把這二者做一個比較，據統計，以每500公頃養活的人口為衡量標準，傳統農業的效率是原始農業的20倍。

中國的傳統農業出現較早，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黃河流域就開始種植粟，公元前5000年左右，長江流域開始種植水稻。中國能較早成為世界上重要的農業發源地之一，主要歸因于先民生活時代中國優越的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據竺可楨研究，從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墟時代，中原地區屬于溫和氣候，周朝前200年氣溫有所降低，之后的春秋戰國時期，氣溫再次回暖。在這漫長的數千年中，黃河流域長期處于亞熱帶氣候，農作物生長期比現在長約40天，優良的種植條件成為農業累積發展的前提。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競爭加速了生產技術的提高，鐵器農具得到推廣，牛耕也開始普遍應用。到了秦漢大一統時期，隨著太平日久，以家庭為單位長期躬耕田畝成為可能，人口增長導致土地相對稀缺，精耕細作的生產模式顯出優勢地位。這種模式人為地提高了地力，也鞏固了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方式，進而促進以家族為組織基礎的村落的發展壯大。精耕細作的農耕模式可以高效地為農業帝國提供經濟基礎保障，密集的村落形制為帝國統一提供穩固的政治基礎。到秦漢時代，傳統農業在中國成為主體產業，在此后的2000年里，農業一直是保障社會民生的基礎產業，在農業經濟長期發展基礎上形成的農業文明，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主體文明。

農業優先的原則

既然農業是經濟的第一來源，又是國計民生之本、政權穩固之基，所以歷代政府都十分強調農業的地位，通過建章立制來實現農業優先的原則。

早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有識之士就看到了農業的重要性。當時，井田制逐漸瓦解，各諸侯國的統治者都意識到，把治私田的勞動力量集結起來產生的效能是非常大的，于是都在提高農業效率和獎勵農業生產上下功夫，在這方面展開了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到了戰國時期，更強化了農業的重要地位。在當時爭霸的需求下，誰能掌握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糧食，誰能把國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得更緊密，誰才能勝出，要做到這兩點，必須優先發展農業。秦國商鞅變法把重農推向極致，采取了農戰結合的舉措，其核心是“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這一國策充分動員了想通過務農和軍功改變命運的底層勞動者，最大限度吸納了來自周邊國家無地少地的務農者，在富國強兵上勝于六國，為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西漢初年，經過連年戰亂，國力疲弱，需要恢復農業生產，同時為了抵御匈奴的進犯，糧食依然具有戰略物資的性質，農業生產也依然具有戰備屬性。漢王朝一邊面臨這種戰略需求，一邊卻是“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徒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晁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賈誼也認為，農業是“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的立國之基。他們之所以都強調農業的重要地位，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小農經濟的生產效率比較低，受天時地利因素影響較大，在短時期內人為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很小，土地產出的剩余產品有限，無法形成大規模的商品交換，缺乏形成立體商業經濟的條件，農產品更多時候只能具備養活人口的功能，而不是商品經濟中的流通性產品。在生產力較低的時代，國家只能在維護農業的根基地位、扶持農業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效益上下功夫，以求得農業經濟相對平穩，保持農民務農的積極性持久性以及農村社會的穩定。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無論是國祚綿長的王朝時代，還是政權并立的分治時期，從官方到民間，自然經濟性質的傳統農業都備受重視。繼兩漢時期黃河流域傳統農業長足發展之后，東吳的屯田制度和東晉人口的南遷帶來了長江流域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南朝歷代農業的累積，南方廣大區域富有魚鹽之利，這才使南北物資交換成為可能，也為隋唐的文明波峰奠定了物質基礎。唐代從貞觀年間到天寶末年，農業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即使經過安史之亂，到了中唐，田地畝產依然較高，據《新唐書·崔弘禮傳》，唐文宗時期官員崔弘禮“遷河陽節度使，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人口也大量增加，到了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有800萬多戶，人口突破了7000萬。唐代時，江南地區已經成為財稅的主要來源，這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區更加優厚的耕種條件和墾農技藝的提高，唐詩中就呈現了這方面的狀況。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中說：“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李商隱《贈田叟》中說：“燒畬曉映遠山色，伐樹螟傳深谷聲。”“燒畬”和“伐樹”都是為了墾荒，繼而可以農耕，說明當時的農民變山河湖海為耕地的能力較強，開發農墾的意愿強于依賴漁業和林業為生的意愿。

與他者互動的傳統農業

中國歷史上，在傳統農業占主導的中原地區，漁獵、造林、游牧和紡織一直都與農耕并立，但是只能作為農耕的補充。而以游牧為主的北方草原地區、以原始農業和牧業為主的西北西南高原地區、以采集漁獵為主的東北地區等地，農業經營的成本較高，一直沒有實現原始農業向傳統種植農業的轉變，所以，農業只能作為這些地區人們的副業。事實上，中原地區雖然選擇了以傳統農業為主導，但是并不排斥其他產業形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區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有異，這種選擇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造成了互補。

以農牧分界線為例，可以看出農業與畜牧業的競爭與融合的歷史。農牧分界線并不是一條刻板的劃線，而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農牧交錯帶。在西漢到南宋時期，農牧分界線基本保持在龍門到碣石一線，之后，這條線逐漸北移，最終形成了今天的這條依據自然條件劃分的分界線。

在游牧區域，也曾有過成規模的農耕文明，比較典型的是赫連勃勃建立的大夏國都統萬城。赫連勃勃采納了“蓄力待時，詳而后舉”的策略，選擇在農牧交錯地帶建立匈奴人傳統的單于庭，是出于退可游牧、進可征戰的考慮。統萬城在開發時是水草豐美的畜牧區，同時兼有貯藏畜產的功能，隨著居住日久，習慣于定居生活后，又依托于無定河流域在城南開發了大量農田，統萬城成為了亦牧亦農的塞上江南。這位匈奴大王也受到農業文明的影響，把他的單于庭變成了“華林靈沼，重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的城池，可見赫連勃勃漢化之深。

總之，把傳統農業放在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看，非農業是對農業的必要補充，中國古代經濟整體呈現出無農不立、無農不富、無非農業而不足的局面。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曹穎新），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