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亞五年八次選舉：前總統喊反腐口號，新黨勝選卻面臨內憂

中東歐又一次選舉，又一個新政黨大獲成功。保加利亞上周末舉行的議會選舉，與匈牙利以及該地區近來的其他選舉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明顯不同。

魯門·拉德夫領導的“進步保加利亞”成立只有幾個月，卻成為這次選舉的明顯贏家，拿下超過44％的選票，并在保加利亞議會240個席位中占得130席，獲得多數。

這與匈牙利的彼得·馬扎爾有些相似，拉德夫成功動員了不同群體的選民，讓他們轉而支持自己的新黨。反腐是他最核心的吸引力。在這個丑聞纏身的國家里，拉德夫承諾拿起“新掃帚”，清掃腐敗政客及其治理體系，這一說法獲得了廣泛支持。

在一個丑聞頻發、每逢選舉就有數十萬人上街抗議、新政黨也總愛承諾整頓政府的國家，這樣的說法并不新鮮。但即便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拉德夫的成功仍然格外引人注目。“進步保加利亞”首次參選就拿下45％的得票率，甚至超過了2001年前沙皇西美昂二世的民族運動黨當年43％的成績。

拉德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2017年至2026年擔任總統的經歷。盡管保加利亞總統的權力相對有限，但拉德夫在兩個連續任期內，利用這一職位表達對抗議者的支持，批評保加利亞加入歐元區的進程；更重要的是，憑借他的反腐形象，他多次否決前總理博伊科·鮑里索夫提出的法案。

對許多選民來說，拉德夫帶來的不只是對現狀的不滿，更是一種期待：這位總統或許真的足夠誠實，也足夠有效，能夠終結保加利亞政治上反復無解的“土撥鼠日”——五年內舉行了八次選舉——削弱寡頭的影響，并讓保加利亞政治重新回到穩定軌道。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的投票率創下了自2021年4月以來的新高。

吸引選民投向拉德夫陣營的，并不只有反腐。進步保加利亞從各個政治光譜中都吸引了選民。雖然相當一部分Z世代選民轉而支持該黨，但拉德夫帶有親俄和疑歐色彩的言論，也得到了前民族主義政黨選民的歡迎，同時還爭取到了一些保加利亞社會黨支持者的認同。保加利亞社會黨曾是這個國家一度強大的政黨。

就在2017年，保加利亞社會黨還拿下了超過95萬張選票；九年后，這一數字跌到原來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甚至低于4％的得票門檻。社會黨的衰落，反映出領導層乏力和一連串戰略失誤。不過，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拉德夫和“進步保加利亞”——拉德夫曾得到該黨對總統競選的支持——似乎為他們的選民提供了一個更穩妥的替代選擇。

保加利亞另一支長期存在的政黨——權利與自由運動——也順利跨過了選舉門檻。這個政黨歷來是保加利亞土耳其族群首選的選舉載體，但這次得票率降至7．1％，并失去了在東南部卡爾賈利地區的主導地位。卡爾賈利長期被視為它的票倉。

戰略選擇和領導層決策，加上一次傷害很大的黨內分裂，共同拖累了權利與自由運動的表現。但更關鍵的是，迪利揚·佩耶夫斯基這個臭名昭著的人物，同時牽連著權利與自由運動，以及拉德夫所稱的那個由佩耶夫斯基和鮑里索夫共同維系的腐敗治理模式，這也讓一部分權利與自由運動選民轉向了拉德夫。

社會黨和權利與自由運動這兩大1989年后保加利亞政黨體系的支柱同時失利，而拉德夫的成功，則凸顯出政黨競爭結構正在變化。盡管一些國際媒體把“進步保加利亞”稱作“左翼”政黨，但如今保加利亞政壇清晰的兩條競爭軸線，實際上是“舊的、腐敗的”與“新的、清廉的”之分，以及在親俄與親歐盟之間的地緣政治分野。拉德夫高明之處在于，他在前一條分野上站得非常明確，而在后一條分野上則保持了更大的模糊空間。

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遭遇失利，意味著匈牙利的對外政策取向出現了明顯變化；但拉德夫的勝利，并不一定意味著布魯塞爾又換了一個難纏的伙伴。拉德夫帶有親莫斯科傾向，但他不太可能在布魯塞爾淪為普京的傀儡。

更可能的情況是，他會采取更務實的路線：一方面在能源需求上向更親俄的方向靠攏，另一方面又要兼顧保加利亞對歐洲資金和投資的依賴，而后者顯然更適合親歐盟立場。更何況，拉德夫也清楚，他的勝選建立在一個由不同外交取向選民組成的聯盟之上，其中一些人傾向莫斯科，另一些則更靠近布魯塞爾。

選舉成功本身也會帶來新的挑戰。正如我們對中東歐新政黨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新政黨面臨著一些特殊難題。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發現，一個以反腐為平臺的新政黨一旦進入政府，往往會出現“來得快，去得也快”的局面。

反腐是極具動員力的工具，但反腐口號容易喊，真正落實卻很難。拉德夫也許能夠在議會中爭取到“繼續變革黨”的支持。這一政黨在240個席位中拿下37席，曾經也是反腐陣營里的“新來者”，因此如果拉德夫真想推動反腐，它會支持任何真正的嘗試。

不過，即便拉德夫能夠在議會里為自己的反腐議程爭取支持，他在自己陣營內部也會面臨挑戰。那些在選舉前夕才組建起來的新政黨，往往沒有足夠時間對候選人進行背景審查或細致篩選。“進步保加利亞”的議席中，混雜著名人、運動員、公眾人物以及其他政黨的前成員。他們對拉德夫政黨的歸屬感可能相當有限，黨內也很容易出現裂痕。尤其是在全球范圍內，執政對任何政府來說都越來越難，屆時一些不受歡迎的決定難免要做，這種脆弱性會更加明顯。

盡管拉德夫在比例代表制下實現了單一政黨多數，這本身并不常見，但執政后的種種壓力意味著，雖然他很有機會組建一個能維持四年的政府，我們也不必對它最后未能撐滿任期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