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跨國尋證，12名中外證人站上法庭，東京審判用“法的定論”捍衛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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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江蘇南京，二月蘭（又名“紫金草”）遍地盛開。這種不起眼的小花，莖葉纖細，花瓣淡紫，卻有著驚人的生命力。

80年前的春天，日本東京市谷法庭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木槌重重落下。那些泛黃的《東京日日新聞》報紙、尸橫遍野的現場照片、紅十字會掩埋記錄，被中國檢察官團隊鄭重呈交法庭。南京大屠殺——這一人類文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首次被置于國際法庭的聚光燈下。

在長達1200余頁、多達60余萬字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從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論。如今，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從未因歲月流逝而模糊。

“老天爺讓我活著，

就是要為這段歷史作證”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一扇扇厚重的鐵紅色大門肅然矗立。它的設計靈感源自當年南京的城墻城門。1937年南京保衛戰期間，全城13座城門經歷了慘烈戰斗，其中尤以中山門與光華門為最。（張哲 攝）

歷史的重量，往往由最微小的個體生命承載。2026年清明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的遇難者名單墻前，97歲的夏淑琴與92歲的劉民生老人手持白菊，默立致祭。89年前的寒風與刺刀，早已刻入他們的骨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們的經歷并非冰冷的數字，而是中國檢察官團隊竭力搜集、反復核實的“活證據”。

2026年4月，夏淑琴的外孫女夏媛向記者講述了這段刻骨銘心的記憶：1937年12月，8歲的夏淑琴生活在南京新路口5號。城破之日，日軍闖入家中，短短數小時內，一家九口中七人慘遭屠戮。夏淑琴與4歲的妹妹被長輩塞進被子里，日軍用刺刀隔著被子猛刺，夏淑琴連中三刀，重傷昏迷，妹妹僥幸躲過一劫。隨后的14天里，姐妹倆靠家中殘存的炒米、鍋巴與缸中冷水度日。每當院外響起日軍皮靴的“噔噔”聲，她們便趴在地板上屏息裝死。夏淑琴的傷口化膿無藥可醫，鄉鄰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燒成灰，敷在她的創口上吸膿。至今，夏淑琴身上的三道疤痕仍清晰可見，那是日軍暴行留在她身體上的永久印記。

這份慘痛記憶，被時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約翰·馬吉用16毫米攝影機完整記錄。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調查小組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陪同下來到南京，通過走訪安全區外籍人士、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查閱檔案資料，調查和搜集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證據。馬吉在東京審判出庭作證時，講述了夏淑琴一家的受害經過。

然而，鐵證并未阻擋日本右翼分子的污蔑。2000年，71歲的夏淑琴得知日本右翼學者在出版物中稱其為“假證人”，她毅然提起名譽侵權訴訟。這場官司從中國打到日本，歷經九載春秋、多次開庭，最終，夏淑琴取得中日兩國法院的全部勝訴。

“我是命大活下來的，老天爺讓我活著，就是要為這段歷史作證。”夏淑琴的這句話，道出了所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背負的使命。1994年，夏淑琴成為戰后首位赴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幸存者；如今，夏媛已接過“歷史記憶傳承人”的接力棒，讓證言在代際間延續。

雖然當時未成為東京審判的證人，但幸存者劉民生同樣堅持一遍遍講述日軍暴行。大屠殺期間，3歲的劉民生隨全家逃入難民區。日軍借口排查便衣兵，將人群強行分列。父親抱著他，母親抱著妹妹，隔著過道站立。“我年幼哭鬧，一名日軍端著刺刀過來，朝我腿上就是一刀。”在劉民生的家中，他卷起褲腳，向記者展示右腿上那道未消退的疤痕。當年，父親被卡車帶走后，押至中山碼頭集體槍殺。家庭的破碎徹底改變了劉民生的人生軌跡，卻也淬煉出他對生命尊嚴的樸素捍衛。

開展與時間賽跑的跨國尋證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特辟專區呈現東京審判中的“中國貢獻”。其中，中國檢察官團隊的珍貴合影與他們曾使用過的打字機、相機等舊物靜靜陳列。（張哲 攝）

證據的搜集，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跨國戰役。國際檢察局成立之初，中國檢察官團隊面臨舉證期限緊迫、檔案散佚、語言壁壘等重重困難。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為代表的中國檢察官團隊僅13人，與美、蘇代表團及龐大的日美辯護律師團相比，力量懸殊。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南京大屠殺的定罪，必須依靠“原始、直接、可交叉驗證”的證據鏈。

中國檢察官團隊與國際檢察局調查小組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當時留在南京的國際人士，實地勘查了屠殺現場，還搜集了慈善團體的埋尸記錄等證據。最終，法庭在審理南京大屠殺專案時，起訴方共有12名中外證人出庭作證并接受質證。

紀念館研究館員張國松指出，東京審判采用了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非常注重證據和法庭上的交叉質證。雖然前期調查積累了不少證據，但很多證據不符合法庭質證要求。中國檢察官團隊，包括檢察官、顧問、翻譯、秘書等，做了大量具體而關鍵的前期和輔助工作，成功找到了證人和大量證據。

1946年初，中國檢察官翻譯兼秘書高文彬在翻閱《東京日日新聞》時，敏銳地捕捉到1937年12月刊登的“百人斬”殺人競賽新聞。文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少尉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在進攻南京途中進行“百人斬”殺人比賽的經過，其中一人砍殺106人，另一人砍殺105人，并配有兩人手持軍刀、笑容猙獰的照片。團隊立即組織專業翻譯，逐字核對原文，最終兩名劊子手被逮捕引渡到中國受審。

檢察官調查取證工作的嚴謹性還體現在證人的全面性：一是外籍人士作為第三方，提供了客觀的證言，如金陵大學醫院的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金陵大學的美籍歷史學教授邁納·貝茨、拍攝南京大屠殺現場影像的美籍牧師約翰·馬吉；二是中國幸存者與救助者，如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參與難民救助的許傳音；三是日方相關證人，通過第三方、受害方、加害方證人的證詞相互印證，形成了牢固的證據鏈。

庭審期間，國際檢察局與日本戰犯及其辯護律師進行了激烈交鋒。以南京大屠殺主要責任人、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為例，加拿大檢察官諾蘭在交叉質詢中步步緊逼。松井石根起初以“生病不知情”推諉，但在嚴密證據鏈的追問下，最終承認其部隊存在“強奸、搶劫、暴力”行為。國際檢察局通過比對松井石根作戰日記與前線行動軌跡，成功論證了“指揮官責任”原則的適用。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松井石根絞刑。

“比起情緒化的控訴，法庭更需要的是經得起質證的證據。”張國松說，檢察官團隊正是憑借對證據裁判原則的堅守，讓這場審判成為國際法歷史上的里程碑。

張國松指出，東京審判對于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核心意義在于其作出了法律的定性與定論。它首次以國際法庭判決的形式，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專案審理和全面界定。之所以作為“專案”，是因為它被視為日軍侵華暴行的縮影和象征。

法庭基于大量的調查和證據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判定：“在日軍占領后的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這一估計并不夸大其詞，而是可以通過埋尸團體和其他組織提供的證據加以證實的。這些組織掩埋的人數多達15.5萬人……而且，這一統計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被焚燒的、被扔進長江的以及被日軍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此外，判決還認定，縱火持續了6周，南京市約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毀，在被占領后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城里發生了近2萬起強奸案，以及大規模的搶劫。這一定性，將日本戰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謂“鐵證如山”。

數字時代守護真相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影像的照片墻。（張哲 攝）

歷史的真相不僅存在于法庭卷宗里，更在代代相傳的記憶與不斷更新的史料中。2026年4月，《方圓》記者走進紀念館，肅穆的氛圍撲面而來。石壁上，用中、英、日等多國文字鐫刻著“遇難者300000”。幸存者照片墻上，燈箱依次排列，展示著登記在冊的百位老人面容。紀念館講解員董浩介紹說，目前登記在冊且健在的幸存者僅余21位。親歷者的逐漸凋零，讓記憶的搶救與傳承成為與時間賽跑的使命。

紀念館館長周峰介紹，紀念館自2022年起系統推進“歷史記憶傳承”工作，不僅將幸存者的二代、三代、四代親屬認定為歷史記憶傳承人，更將拉貝、馬吉、威爾遜等國際見證人的后代納入其中，目前已有38位國際國內傳承人共同守護這段歷史。他們從家族長輩手中接過日記、影像與口述錄音，讓跨越國界的見證得以延續。

近年來，新的史料不斷重見天日。一批珍貴的“薩頓檔案”（指美國助理檢察官大衛·薩頓，1946年曾兩次前往中國，調查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正由民間藏家與紀念館、上海交通大學展開聯合研究。這批文獻詳細記錄了檢方對日軍暴行證據的全面梳理過程，為還原東京審判庭審細節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從1946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到21世紀的金陵城，守護歷史記憶的接力棒已交至當代人手中。”張國松感嘆，“我們接觸那些歷史親歷者的后人時，總是充滿敬意。前輩們為正義和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今天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為了把歷史的真相和法的定論呈現給國人，也傳播至世界。這也是駁斥否認美化侵略戰爭的謬論、維護正確‘二戰’史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

周峰介紹：“紀念館從去年開始謀劃，準備建立‘南京大屠殺文獻中心’，這個計劃已經被列入江蘇省、南京市規劃。目標是把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文獻、照片、音像、圖書、畫冊等，按照圖書館要求進行歸類保存，并建立一個數字化的知識庫和語料庫。未來，我們希望通過扎實的史料研究、文獻中心建設、創新的國際傳播和青年教育，把東京審判所代表的‘法的定論’和歷史真相一代代傳承下去。”

“從當年向哲濬、倪征燠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據理力爭，到今天南京檢察人在本土陣地上的默默耕耘，變的是時代與工具，不變的是對證據的敬畏、對程序的恪守、對正義的執著。”南京市建鄴區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蔣曉春表示，“我們始終以檢察履職捍衛歷史之重，充分挖掘紀念館教育資源，通過組織參觀、沉浸式黨課、愛國主義觀影等形式，將抗戰精神融入隊伍建設和檢察履職全過程，時刻提醒人們不忘民族屈辱，珍惜今天的和平發展。”

80年來，30萬人被屠殺這段歷史因法律人以證據為刃的堅守而得以昭雪，也因一代代法律人、學者與傳承人的接續守護而永不褪色。

80年來，花謝花開，一如那段記憶，從未被遺忘。如今，被稱為“和平之花”的二月蘭再次盛開，一叢叢、一簇簇，從城墻根到紀念館的和平公園，開進每一個駐足凝望的人心里。

花語無聲，卻道出了最深沉的人心所向：中國安，世界安。

幸存者說

夏淑琴：以后要多替我出去講一講

“以后要多替我出去講一講，講給更多日本民眾聽！”2025年7月，夏媛在啟程前往日本前，外婆夏淑琴這樣叮囑她。

1994年，夏淑琴與時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一起赴日本進行交流，做了近20場控訴日軍暴行的證人發言，成為戰后首位赴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幸存者。31年后，夏淑琴的外孫女夏媛接過“接力棒”，受邀到日本替外婆講述她的經歷，這也是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首次在日本講述南京大屠殺慘案。

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夏淑琴一家九口生活在南京新路口5號。1937年12月的一天早上，夏家正吃著早飯，日軍突然闖入家中。短短幾個小時內，夏淑琴的外祖父母、父母、2個姐姐和小妹妹均被日軍殘忍殺害。8歲的夏淑琴和4歲的妹妹被長輩塞進被子中僥幸存活。然而，日軍聽到被子里有哭聲，用刺刀對著被子刺了好幾刀，有3刀刺中了夏淑琴，夏淑琴也因傷勢過重而昏迷，直到妹妹的哭聲把她叫醒。此后的14天里，姐妹倆靠家里剩的炒米、鍋巴和水缸里的冷水度日。后來，慈善機構“老人堂”的人救走了姐妹倆。

在替外婆講述那段歷史時，夏媛多次紅了眼眶。夏媛說，外婆從未主動對家里人講述過去，但她陪同外婆接受過多次采訪，每次聽外婆講述這段沉重的回憶，她都會格外心疼外婆。

夏媛是被外婆帶大的，在她眼中，外婆勇敢、堅強，只要是自己能解決的都要靠自己。夏淑琴和妹妹后來跟著舅舅一家生活。當時的生活很艱難，她每天要挖野菜、做家務，還要幫人洗衣服補貼家用。夏淑琴沒有上過學，但為了認字，她工作之后每晚堅持去上夜校。雖然她會寫的字并不多，但能看報紙，她還會把報紙上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新聞剪下來留存。

夏淑琴常說，自己僥幸活下來，是老天爺讓她活著為這段歷史作證，所以她要不停地講，講給更多人聽。從1994年起，夏淑琴多次前往東京、大阪、廣島等地，一遍遍講述自己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親身經歷。

據夏媛回憶，外婆第一次去日本前很緊張：能不能去？該不該去？會不會有人對自己不好？在種種顧慮之下，夏淑琴仍然決定走出去。當她真正站在日本的土地上進行講述、看到那些認真聽講的日本民眾時，她才意識到，日本的普通民眾其實是渴望和平、渴望知道真相的。

如今，97歲高齡的夏淑琴因身體原因，已經很難再“走出去”，講述歷史的重任則交給了她的后輩。

自2022年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啟動“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認證，夏媛和她兒子李玉瀚等13人成為首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他們接過了講述歷史的“接力棒”，既傳承著家族的歷史記憶，也傳承著先輩們共同的血淚史。

被選為首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時，李玉瀚才12歲，是13人中年齡最小的。李玉瀚快上一年級時，有紀錄片導演來到家中拍片。在拍攝過程中，夏淑琴講述了夏家慘案的發生經過，這是李玉瀚第一次知道太婆的經歷。后來，在夏媛的補充講述下，李玉瀚越來越了解這段歷史，他也想像媽媽一樣，替太婆把這段經歷講給更多人聽。成為紀念館里的一名小講解員后，他參與多項志愿服務，和母親一起以實際行動承擔和履行傳承人的責任與義務。

夏媛覺得，只有不斷地講述過去，讓更多人了解到戰爭的殘酷，人們才會更加期盼和平。“哪怕每次講述只能影響一小部分人，我也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夏媛還說，外婆現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聽到日本政府來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和他們的家屬道歉。夏媛也想告訴那些試圖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的人：“歷史就是歷史，再怎么去抵賴，也抹殺不了。只有直面歷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

劉民生：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雖然我那個時候還不怎么記事，但有些東西是深入腦海里，忘不掉的。”在回憶南京大屠殺時，92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劉民生掀開了褲腿，向記者展示他右腿腿肚子上的傷疤——這是當初年幼的他印象最深的傷口，也是他人生中最為悲痛的傷痕。

1937年11月前后，南京時局動蕩，硝煙漸起，3歲的劉民生跟著家里人逃進難民區。然而，日軍借口排查便衣兵，強行闖進難民區，將青壯年男性和婦女老人分成兩排。

劉民生說，那天父親抱著他，母親抱著妹妹，隔著過道面對面站著。“在室外站的時間過長，我年幼哭鬧，一名日軍端著刺刀過來，朝我腿上就是一刀。”

這一天，劉民生的父親被抓走了，家里人起初以為他只是被抓去當搬運工，干點苦力活，沒想到，他們再也沒有等到父親回來。后來他們才得知，和父親一起被帶走的人都被押到中山碼頭殺害了。父親的逝去讓這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陷入了極度的經濟窘迫，南京大屠殺也徹底改變了劉民生的人生軌跡。

劉民生家門口是一家牙刷廠，母親就在廠里做工，將一根根豬鬃毛穿過獸骨做成牙刷，貼補家用。然而，家里的生活還是非常艱難。劉民生約8歲時，被爺爺送到孤兒院，每天只能吃上兩頓飯，主食是碎的玉米和蠶豆，衛生條件也很差。10歲生日那天，爺爺從孤兒院接他回家，之后他再也不愿意回到孤兒院。于是，他跟著堂叔跑貨運，去安徽蕪湖老板家當學徒。新中國成立后，他去過煉焦廠、化肥廠工作，后來在南京市青龍山林場成為高級維修電工。

苦難的過往讓劉民生十分珍惜當下的幸福生活。他愛養花，窗臺上十幾盆花在南京的春日里明媚綻放；他愛看電視，愛看與歷史相關的電影、電視劇，籃球、足球比賽更是他的心頭好；他像年輕人一樣喜歡網購，對新鮮事物始終保有好奇心。

從2014年起，劉民生幾乎每年都會到紀念館參加祭告活動，但他注意到，出席活動的幸存者越來越少。截至記者發稿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在世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僅剩21位。

劉民生說：“我知道，我活著就是給歷史提供一份有力的證據，讓那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人看到，還有我這么一個‘活證據’。現在，我的頭腦還比較清晰，意識沒有混亂，對過去的事情還能夠輕松講出來。我希望在我活著的時候，有更多的媒體來采訪我，讓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劉民生也希望，中國的青年要銘記這段歷史，以史為鑒，主動把國家建設好，讓國家更加強大，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享受和平的美好生活。

（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4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金陵城里，二月蘭謝了又開》

編輯丨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劉亞 黃莎

視頻拍攝、視頻制作丨張哲

通訊員丨孫慶輝高子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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