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都立法了！平臺數據開放仍前后不一，研究申請還會無故被拒

全球最大的數字服務中，有一半未達到其所承載廣告在透明度方面的最低標準。這是《數據未找到》研究的主要發現之一。

該研究由我們所在的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傳播學院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研究實驗室“網絡實驗室”開展，并與英國劍橋大學技術與民主明德魯中心的獨立研究團隊合作完成。

這項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跨國方式，考察了巴西、歐盟和英國15家主要數字平臺在用戶生成內容和廣告數據方面的可獲取性與質量。分析涵蓋了當前廣泛使用的一些主要社交媒體平臺，包括Instagram、Facebook、YouTube、Kwai和Telegram，借此比較這些公司在不同監管環境下如何提供信息。

之所以選擇這些地區，是有明確考慮的。歐盟在平臺監管方面走在全球前列，已經形成了《數字服務法》等較為完善的法律框架，其透明度標準也經常成為國際討論的參照。

英國則沒有采用統一適用的透明度規則，而是采取另一種模式，由監管機構根據個案評估來決定如何監督平臺。

巴西則代表了全球南方國家。在這里，圍繞數字平臺的監管討論仍處于起步階段，透明度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平臺自身的意愿。

為了評估這些平臺，我們采用了“社交媒體透明度指數”。這一指數由網絡實驗室與技術與民主明德魯中心聯合開發，用于衡量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獲取、理解并核驗這些平臺上的內容和廣告數據。

為此，我們分析了多個指標，包括數據是否可獲得、是否完整、是否標準化，以及獲取是否便利、廣告是否能夠追蹤，具體還包括資金來源、投放金額和受眾定向等信息。

這項調查于2026年4月上旬完成。結果顯示，在幾乎所有被評估的方面，平臺透明度都偏低：我們發現數據不完整或缺失，廣告資料庫存在空白，資金來源和定向機制不夠清晰，也缺乏能夠支持平臺間穩定比較的統一標準。

在巴西，盡管這些平臺都在當地全面運營，但其透明度機制甚至比歐盟等其他被分析地區更為有限、也更不一致，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這意味著可獲得的數據更少，廣告資料庫中的缺口更多，獨立研究者獲取信息也更加困難。

在一些情況下，其他國家已經提供的工具，在巴西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功能受到更多限制。

我們的調查還表明，這種不透明具有系統性。即便平臺設有某些透明度機制，這些機制往往也存在局限，前后不一，且難以令人信賴。

在巴西，這種局面尤其令人擔憂，因為當地的信息傳播和公共討論高度依賴社交媒體，而透明度不足會直接妨礙外界對信息生態的監督。

平臺對我們的了解，可能比任何其他機構都更多；但外界幾乎無法真正理解它們如何運作、內部又發生了什么。盡管這些公司在信息流通中扮演核心角色，它們卻仿佛置身公共利益之外，無需就其服務帶來的影響向社會、監管者以及專家和研究者群體負責。

正因如此，當平臺只提供有限的數據獲取機制時，它們實際上也在定義外界能夠如何認識它們。這些機制很多時候更像公共關系策略，而不是真正的透明工具。它們維持了一種“看似開放”的表象，但這種表象在現實中并沒有轉化為有效的獲取渠道。

這一切都嚴重削弱了外界分析平臺運作方式的可能性。研究者無法審計其社會影響，也無法獨立核驗平臺自身或第三方生產的相關知識。

監管機構同樣缺乏開展調查或正式追查其做法及影響所需的基礎材料。結果是，許多風險無法被系統、可核驗地識別出來，例如偽裝成自然傳播內容的虛假信息行動，針對脆弱用戶群體進行過度投放的欺詐性廣告活動，以及兒童和青少年接觸不當內容和遭遇網絡騷擾的問題。

圍繞如何遏制數字平臺權力的討論不斷推進，也進一步凸顯了透明度和數據獲取對于監管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性。以聯合國為例，其已將面向研究的透明度視為恢復所謂“信息完整性”的前提，因為要應對對信息完整性的破壞，首先需要準確診斷。

從這個意義上說，數據不僅要能獲取，還必須具備足夠質量，真正可用，并且具有代表性。

因此，關鍵問題在于：究竟有哪些數據是真正可獲得的？現有獲取機制的質量，是否達到開展公共利益研究所需的最低要求？

總體來看，平臺現有的透明度和數據獲取工具，搜索能力有限，提供的數據顆粒度也較粗。這使得外界難以對定向投放做法、廣告活動覆蓋范圍以及網絡廣告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展開更有力的分析。

至于用戶生成內容的數據，獲取機制限制更大。即便歐盟法規規定研究者可以免費獲取相關數據，實際執行也并不一致。獲取申請經常在沒有說明理由的情況下被拒絕，我們自己以及其他多位研究者都遇到過這種情況。

這一現實也暴露出《數字服務法》的一個關鍵局限。該法一方面要求平臺為研究提供數據，另一方面卻又讓平臺在“誰可以獲取、如何獲取”上保留了很大的裁量空間。

這與我們的核心建議之一形成鮮明對照：公共數據的獲取應當是普遍開放的，其制度設計也應當真正支持獨立分析。

我們還建議引入新的監管規則。只要配套建立起有力機制，確保獲取條件充分到位，新規將是提升透明度的關鍵一步。對巴西而言，和世界上許多地區一樣，這一議題尤為緊迫。

在此之前，透明度如果只集中在少數地區，只會進一步加深不平等：一部分研究者能夠接觸到數據，另一部分研究者——尤其是全球南方的研究者——卻仍被排除在外，盡管他們往往面對更高風險。

鑒于問題緊迫，平臺自身也應主動將數據獲取實踐對齊到現有最高標準，確保無論用戶和研究者身處何地，都能享有一致水平的透明度。

世界上許多地方在監管層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一過程不能雜亂無章地推進，也不能缺少那些真正依賴這些數據的研究者的參與。平臺透明度不能被視為企業可有可無的自主選擇，而應被視為維護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