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希臘“讀點活書” | 晏紹祥：考古學與古典希臘文明研究

來希臘“讀點活書”

來希臘“讀點活書”欄目響應前輩學者羅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議而設，欄目設立以來，共推出四十三篇文章，內容涉及古今希臘的考古、歷史、文化以及外國駐希臘古典研究機構的運行情況，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們實地體驗和考察后撰寫的，杜絕了刻板陳舊知識的介紹。欄目的每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話題集中，都是學者專業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希臘文明感興趣，在欣賞地中海自然風光的同時，也將逛考古公園、看博物館作為來希臘旅游的主要目的。來希臘“讀點活書”欄目將繼續邀請專業學者走進歷史現場講解希臘文明的豐富內涵。

主持人：張緒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學術發展部主任

專欄文章均為《中希時報》 獨家約稿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希時報

考古學與古典希臘文明研究

晏紹祥

前面討論了考古學對早期希臘文明研究的影響（）。誠然，由于古典時代的希臘人對于他們的早期歷史并無明確的知識，有關記載殘缺不全，因此考古學在研究中發揮中決定性作用，并不令人奇怪。本部分則希望說明，對于古典時代希臘文明的研究來說，考古學同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時還是決定性的角色。考古提供的新資料，不斷修正著我們對古代希臘歷史的認識，豐富著我們有關希臘文明的知識和圖景。因為內容廣泛，這里僅略舉數例說明。

19世紀初年，德國學者奧古斯特·博克（Auguste B?ckh，1785-1867）已經意識到經濟生活在雅典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利用銘文等眾多資料，研究了雅典的工資、物價、貨幣購買力，以及雅典財政與國家興衰之間的關系。不過那時博克能夠利用的資料有限，最為重要的雅典向盟邦征收貢金的記錄，并沒有發現。因此，博克雖然能夠對雅典國內外的收入和支出進行估計，卻缺乏非常準確的數據。因為修昔底德等古代作家對這類問題不感興趣，僅僅提到了同盟的建立，以及同盟后來需要交納貢金。有時雖然提到了雅典積累的貢金總數，我們卻不清楚雅典人到底每年收取多少貢金，雅典控制的同盟（后來被稱為雅典帝國）的范圍有多大，每個盟邦交納貢款的多少，以致于博克以后，雅典經濟生活時常遭到忽視。前述格羅特在討論雅典民主時，竟然認為雅典人的先進和文明，讓它有資格統治盟邦。

然而，20世紀前期雅典貢金表的發現，徹底扭轉了我們對古典時代雅典經濟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美國學者將此前在雅典衛城發現的銘文拼合起來，發現那是當年雅典人記錄的盟邦交納貢金的記錄，前后延續數十年。自1939年開始，麥瑞特（B. D. Meritt, 1899-1989）、麥克格里高(M. F. MacGregor, 1910-1989)、瓦德-吉里(H. T. Wade-Gery, 1888-1972)等對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14年雅典盟國貢金的銘文進行了考證，并運用相關的古典文獻，事實上是匯集并分析雅典所獲貢金的數量，雅典海上同盟的范圍、影響等史實。此外，麥瑞特單獨或與他人合作，編輯出版了有關雅典帝國多種重要的文獻和著作，為研究雅典帝國的歷史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的雅典帝國史研究，無不以麥瑞特等的研究為基礎。英國著名史學家梅格斯（Russell Meiggs, 1902-1989）在《雅典帝國》序言中說，他在上大學時，認為古代希臘史上的所有問題都已被研究過了，以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正是麥瑞特有關雅典帝國的研究，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在1972年寫出了《雅典帝國》，對雅典帝國的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

那么，《雅典貢金表》的出版和研究，具體在哪些領域讓我們對雅典帝國歷史的認識取得了突破？首先，是雅典同盟的范圍，修昔底德等古代作家并未提供，但從盟邦交納的貢金看，不僅包括愛琴海周邊地區，而且包括黑海地區，小亞細亞內陸的部分地區，以及色雷斯周圍，顯示了當時雅典作為地中海霸主的威風。

其次，貢金表證明，單純從數量上看，雅典人征收的貢金數量并不大，可能比盟邦自己出資獨立供養一支艦隊要便宜得多。而且根據希臘人的習慣，這些費用一般由相對富有的公民承擔。有些學者曾經據此認為，修昔底德所說的雅典對盟邦的統治乃暴政的說法，可能夸大了雅典在盟邦中不受歡迎的程度，并且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證明在雅典盟邦中，窮人甚至普通公民大多支持雅典的統治。然而芬利（M. I. Finley，1912-1986）用銘文證明，雅典征收的貢金誠然數量不大，而且同盟最初建立之時，很可能受到盟邦的歡迎。然而雅典人利用他們的霸主地位，在盟邦占領當時最為重要的資源——土地，從而獲得了大量有形無形的好處，并因此遭致盟邦的憎恨。其他的資料也表明，公元前425年以后，雅典對盟邦征收貢金的數量大幅度增加，進一步加深了盟邦對雅典的仇視情緒。于是，雅典盟邦在戰爭后期的反叛，不再僅僅是推理，而有了實際的證據。考古發掘同時還證明，恰恰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統治小亞細亞的希臘人期間，當地的希臘人城市在物質文化上陷入衰退。有些學者發現，原因在于這些盟邦一方面需要向雅典繳納貢金，同時還要向波斯繳納賦稅。雙重的壓迫，讓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城市在公元前5世紀難以創造出可以與公元前6世紀或公元前4世紀媲美的建筑。因此，貢金表的發現，不僅讓我們對雅典剝削同盟的方式以及盟邦反叛雅典的原因有了具體的認識，而且對盟邦的具體狀況有了更加準確的知識，讓修昔底德的寥寥數語，不再是簡單的概括，而有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最后，貢金表給我們認識雅典自身的歷史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識。提到古典時代的雅典，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衛城建筑群及其輝煌的藝術成就。確實，作為古典希臘藝術的代表，該建筑群包括帕特嫩神廟、衛城山門、赫菲斯提翁大廟、勝利女神廟等，開工于公元前447年，至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仍在進行。其成就雖然被修昔底德完全無視，但得到了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推崇，“大廈巍然聳立，宏偉卓越，輪廓秀麗，無與倫比，因為匠師各盡其技，各呈其能，彼此競賽，不甘落后。” “雕刻好象年年常春的神物，能夠擺脫歲月的消蝕。在它們的結構之中，似乎蘊藏著某種永生的活力和不死的精神。”即使在經歷了近代以來多次的破壞后，仍能讓所有參觀者驚嘆于希臘人的審美能力和創造力。然而，透過雅典貢金表，我們知道，這些輝煌的建筑，實際是匯集了希臘所有地區的優秀工匠，還有希臘各個地區財富的結果。在衛城的建設者中，包括菲狄亞斯等在內的眾多承包人、設計師和施工者，并非雅典人；除自由人外，有大量奴隸參與其中的勞動。最為關鍵的，是衛城的財務報表表明，雅典人在建設衛城之時，并不僅僅使用他們自己的錢財，還大量利用了盟邦的貢金，并因此遭到當時人的批評。雖然說批評者早已化為塵土，衛城美麗依舊，但并不能因此否認，它們大量利用了盟邦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雅典是舉全希臘之力，創造了她衛城上古典藝術的皇冠。

在貢金表之外，考古學還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雅典藝術的希臘特征。在衛城建筑群中，作為伊奧尼亞人城市的雅典，所利用的卻是多里安柱式。神廟雕刻與所供奉神靈之間相互聯系的傳統，不僅在早期希臘的幾何陶陶畫上已經有所表現，而且在西部希臘眾多的神廟中，主要是在意大利西利斯和帕厄斯圖姆、西西里的塞林諾斯、阿克拉加斯等地的神廟中，已經有所表現。塞林諾斯神廟中赫拉克勒斯與巨人的雕刻，既預示了古典的風格，也不乏幽默感。與雅典衛城大體同時的奧林匹亞的宙斯神廟，同樣出自菲狄亞斯手筆。那里雕刻的精美程度，一點都不亞于帕特嫩神廟山墻上的雕刻，而且像在帕提嫩神廟中一樣，雕刻所敘述的故事，與神廟所供奉的神靈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透過諸如此類的考古資料，我們不但意識到希臘世界經濟上對雅典衛城建筑的巨大貢獻，在藝術風格和主題上，希臘的貢獻同樣不可忽視。

考古學的發展，讓我們對希臘文明與東方文明的關系，也產生了全新的認識。早在20世紀初年，當英國學者編纂反映西方文明發展進程的《劍橋古代史》時，已經發現歐洲文明最初的根源，不能到野蠻的凱爾特人中去尋找，而需要到埃及、西亞等古老的東方文明中去尋求，并且為此在他們的著述中，專門敘述古代埃及和西亞文明的歷史。德國大學者邁耶的《古代史》，主題之一是把希臘文明作為東部地中海文明區的一個部分，力圖揭示希臘文明與東方文明之間的聯系。然而在那個時代，西方的學人們主要考慮的，是東方對古典希臘文明在藝術和物質文化方面的影響，尚未注意到精神層面。然而20世紀以來考古學的迅猛發展，比較全面地揭示了東方文明對希臘文明更深刻的影響。

先說物質文化。這方面的例證實在不少。邁錫尼文明崩潰后，希臘一度陷入孤立，可能只有優卑亞島等個別地方，與東方還有點聯系，因此留下了勒夫坎迪相對豪華的墓葬。然而整體上看，考古顯示的公元前11-前9世紀，大體上是個一個貧窮的時代，勒夫坎迪的引人注目，正說明它是例外而非通例。然而約從公元前10世紀開始，希臘人慢慢地與東方恢復了聯系，首先就是到了敘利亞的阿爾明那，接著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希臘人似乎突然覺醒，成群結隊外出，西邊遠航直布羅陀海峽，東方深入小亞細亞和巴比倫，南達埃及，并在埃及文物上留下了他們到此一游的涂鴉。與此同時，東方一些重要的物件，例如希臘人后來舉行宴會經常使用的靠幾（一種沿墻擺放、類似沙發和床的坐具，不過希臘人不是坐或躺在上面，而是是斜靠在上面飲酒），金屬加工技術，一些重要的器物，還有東方人飼養的家禽，最為典型的是雞（在希臘語中，雞被稱為“波斯鳥”），陸續傳到希臘，極大地改變了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和某些生活習慣。希臘人引以為豪的殖民活動，根據現在的考古研究，也是由腓尼基人殖民地中海開始的。諸般影響，讓有些西方學者驚呼，此時的希臘出現了所謂的“東方化革命”。“革命”之說可能有點過頭，但東方文明對希臘文明繁榮的貢獻，因為考古學的功勞，變得具體生動起來，有了不少實質性的內容。

精神層面的影響可能更加明顯。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腓尼基字母傳到希臘，被改造成希臘字母，并成為后世西方所有字母文字的基礎。本來邁錫尼人已經有了文字，而且留下了不少文書。不過那時的線形文字B雖然是希臘語，卻并非字母文字，而是音節和符號文字。更重要的是，由于那種文字符號頗多，書寫復雜，平頭百姓無力問津，僅有宮廷書吏能夠熟練使用。結果隨著邁錫尼文明的垮臺，宮廷經濟崩潰，依靠宮廷的書吏們也隨之失去了飯碗。原來只用來給宮廷記賬的線形文字B，也跟著被遺忘，與邁錫尼文明一起被埋進了歷史的廢墟。約從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8世紀中期，希臘大陸可能沒有文字。古典時代的希臘文字，是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借鑒腓尼基字母，在不同地區重新創造出來的。經過學者們數十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已經基本弄清了腓尼基字母傳入希臘的路線，雖然到底是從東方傳到小亞細亞再到希臘大陸，還是經過敘利亞到達優卑亞，抑或是經過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到達希臘，學者們之間尚存爭議，但有關證據無可置疑地表明，希臘字母確實是從腓尼基傳入希臘的。只是希臘人把有些字母進行了改寫，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有些字母則被改造成為元音，進而變成典型的西方字母文字。正是因為有了文字，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人才能夠公布成文法，引發了希臘人的立法運動，也才能夠創作長篇作品，并進行某種程度的抽象思維，發明哲學，當然，還有進行政治論辯。文字對希臘文明的貢獻，怎樣估計都不過分。考古學家約翰·鮑德曼據此得出的結論是，希臘人是向東方學習，向西方傳播（西方主要指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等地，文明發展相對后進）。

在精神文化層面，學者們也發現了大量希臘人學習東方的實例。在希臘人的文獻中，本來就有一些希臘學人經常到東方游歷和學習的記載。據說梭倫在給雅典人立法后，就離國出游，到過呂底亞和埃及等地。哲學家泰利斯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時，居然追到了埃及。德謨克利特最為得意的資本之一，是他曾周游到東方，甚至與印度的裸體智者有過交流。柏拉圖據說也到過埃及，并且為謀生在那里賣橄欖油。但這些文獻記載畢竟不一定可靠，特別是其中居然還提到了斯巴達立法家萊庫古那樣傳說中才存在的人物。然而20世紀以來的考古，讓東方精神文化的影響，具有了非常實際的內容。除前面提及的字母文字外，希臘的藝術，最初大多模仿埃及。雕像站立的姿勢、頭發的形狀、衣褶和面部表明等，幾乎無一例外地抄襲自埃及。藝術品的主題和樣式，有不少也來自東方。只是到古風時代后期，希臘人才開始在埃及和東方藝術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雕刻和繪畫風格。眾所周知的美麗的希臘神話，經過考古和歷史學的證明，似乎也有不少因素來自東方，主要是巴比倫或者赫梯的神話。有些學者還證明，希臘著名史詩詩人赫西奧德的詩歌，大有模仿東方詩歌與神話的痕跡在內，因此英國學者馬丁·威斯特把自己的書命名為《赫利孔的東方面孔》。及至近日，更有學者希望證明，向來被視為希臘人獨特創造的城邦制度，可能也是受到腓尼基影響的結果。雖然有關的論證，因為考古資料的限制以及文獻史料缺乏，尤其是不能像希臘字母那樣，找出這些思想由東方逐步傳入希臘的準確路線，但這些重要的史實，讓希臘文明借鑒自東方的內容，日漸豐富了起來。

考古史料還幫助我們厘清了古典時代希臘歷史上的許多具體問題，或者訂正了歷史文獻記載上的問題。古代人經常告訴我們，斯巴達從萊庫古改革以后，就取得了政治穩定。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都說，斯巴達政治與社會體制可能延續數百年沒有發生大的變動。于是乎近代以來，人們長期以為斯巴達就是穩定與強大的典型。而強大和穩定，來自斯巴達人的節制和淳樸。可是英國對斯巴達的考古發掘證明，公元前8—前7世紀，斯巴達的物質文化相當繁榮。同時，在紙草文獻中，人們還發現了斯巴達不少詩人的作品。那些作品所勾勒的社會生活，所表達出來的觀念，與古典時代頗為不同。學者們據此得出結論說，古風時代的斯巴達，實際上和希臘世界的其他城市沒有區別。她的變動主要發生在公元前7—前6世紀。在考古上的表現，就是從公元前6世紀以后，斯巴達的物質文化確實變得貧乏，而在奧林匹亞賽會上贏得勝利的斯巴達人，也大幅度減少。考古學不僅讓我們得到一個全新的古風時代的斯巴達，打破了我們有關斯巴達長期穩定不變的印象，而且把這個轉變的時間，也大體告訴了我們。同理，當希羅多德聲稱，雅典的阿爾克美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最堅決的敵人時，很多人是相信他的。然而在雅典發現的銘文證明，該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就是那個后來在雅典進行改革、并為雅典民主奠定基礎的人，卻在公元前525年左右出任過雅典的執政官，而雅典當時正在僭主希庇阿斯統治下，可以肯定，克里斯提尼當時與僭主是合作態度。在公元前5世紀初，該家族或與該家族有關的成員，如麥加克列斯、克桑提波斯等，都曾被流放。流放他們的陶片上，不少也把他們稱為僭主的支持者。于是，希羅多德的辯護詞，因為這些陶片的發現，無意中被證偽了。

古代鄉村和農業史研究從考古學得益甚多。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考古學大多限于抄錄銘文、搜集錢幣以及零散的發掘，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則主要是發掘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區，如雅典、科林斯、奧林托斯、提洛島和德爾斐，也確實獲得了大量文物，使我們對古代城市、居住等的認識，有了突飛猛進的提升。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古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仍是農業文明，真正的城市人口數量可能很少（真正的城市人口可能從來沒有超過總人口的5%），即使是所謂的城市人，大多也都在鄉間擁有土地，白天耕作，夜間進城，因此希臘人交戰之時，所采用的策略，是在夏初進軍敵人領土，一則方便奪取敵方領土上的給養，二則是如果對手拒絕應戰，可以采用破壞對方莊稼的手段，逼迫對方出戰。由于希臘人的絕大多數是農民，而且是并不很富裕的農民，一旦喪失一年的收成，可能就意味著破產，所以，被攻擊的一方迫不得已，必須出戰。這也是為什么希臘人之間重要的交戰大多發生在夏季之故。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伯里克利采用的撤出鄉村進入城市的做法，畢竟屬于例外而非常態，故非常引人注目。可是，20世紀中期之前，學者們的眼睛大多盯在城市上，那里精美的藝術品、漂亮的建筑、優美的民居，還有多種多樣的財寶，本身足夠誘人，也確實能說明一部分歷史問題。然而這樣的考古和發掘，存在不少缺陷。從歷史實際來說，古代居民主要生活在農村，忽略了農村，等于拋棄了古代人口的大多數，據此所描繪的歷史圖景，顯然難以反映真實的歷史。退一步說，即使在那些被發掘的城市或圣地，真正被發掘、研究的地區也十分有限，更大片的地區，或者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或者因其為現代城市覆蓋，只能棄之不顧。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或看法，必然也是片面和暫時的，隨著新的發掘活動而不斷被修正甚至完全被推翻。二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考古發掘的程序愈來愈精細復雜，既耗時，又費資，造成經費嚴重不足，制約了新的發掘活動的開展。同時由于經費的限制，大部頭、多卷本的考古報告的出版及銷售也面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學者們開始把跟光投向地域廣闊的農村，廣泛開展地面考古調查，一門新的學科——調查考古學(Survey Archaeology)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應運而生。它最初是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南美洲城市不夠發展的印第安人文明時創造出來的方法，后被古典考古學者接受，廣泛運用于地中海世界的考古活動中。其方法是選定某一地區，盡可能地搜集與該地區有關的各種材料，如文獻、地面實物、定居點遺跡、地質、植被資料等，進行綜合研究。參加者不僅有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專業古典學者，還有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其目的是力求得出關于某一地區的總體印象，輔之以對所選地區內重點遺址的發掘。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等西方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重大努力，并已取得顯著成果。賓特里夫（John L. Bintliff）在比奧提亞、賴特（James C. Wright）在尼米亞河谷、詹姆遜（M. H. Jameson）在南阿哥利德、凱勒在南優卑亞、英國雅典研究院在拉哥尼亞等地的考古調查都獲得了成功，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給古希臘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

考古調查給希臘史、尤其是農業和農村史研究研究以巨大推動。以甘綏（Peter Garnsey）、加蘭特(Thomas Gallant)、勃福德(Alison Burford)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大體上認為古代希臘的農民雖因平民反對貴族斗爭的勝利而免除了捐稅的剝削，處境較其他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的農民為優，中等以上的家庭中可能還儲存一些糧食，且可利用鄰里、共同體等多種社會渠道應付突發性危機，經濟地位相對穩定，但農民進人市場的機會仍極少，且大多是在不得已時，如交稅需現金時賣糧、饑荒時從市場購買糧食、典當物品等，才在對自己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入市場。農民所從事的生產，從其根本目的來說，仍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需要的簡單再生產，而不是適應市場需要的擴大再生產。以莫里斯（Ian Morris）、漢松(Victor Davis Hanson)等為代表的另一批學者則認為，邁錫尼文明的崩潰，把農民從愛琴文明時的宮廷經濟中解放出來，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土地所有者。黑暗時代與古風時期的社會變化，促使希臘獨立的家庭農場式農業興起。這類農場以精耕細作型的集約化農業為主，其產品面向社會市場。農民經濟的獨立及鞏固是古風時期平民反對貴族斗爭勝利及希臘城邦民主興起的根本條件。另一位學者奧斯邦指出，希臘農民的生產乃是有為而作；并非全為自身消費或盲目生產。無論學者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農村構成了古代希臘社會的基礎，農民是那個社會的主要成員。范·安德爾指出：過去人們關注的只是希臘人的文化成就，如巍峨的建筑、精美的藝術；優美的文學作品；可是人們不應忘記，高級文化并不能單獨存在，無論是商人、手工業者，還是藝術家、哲學家、詩人，首先都必須有糧食填飽肚子，然后才能從事其他活動，所以他將其書命名為《在衛城之外》。奧斯邦具體揭示了城市對鄉村資源如糧食、金錢、石材等的利用，并將其與古代的政治生活聯系起來考察，聲稱雅典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富人的民主，因為只有富人有能力既在德莫中保持影響，又可長期居住在政治生活中心雅典城內，從而較好地闡明了雅典政治家多為富人，卻仍為民主制度的歷史現象。伊薩格爾（Signe Isager）、漢松等對希臘農業史進行了綜合研究，證明農業本身也是非常復雜的現象。漢松希望證明，古代希臘民主的基礎是獨立的小農莊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奴隸制占有重要地位，與市場的聯系同樣重要。也就是說，農業并不一定完全代表自然經濟。伊薩格爾則細致討論了希臘的農具、農作物品種、土地制度與農民的負擔；撒拉里斯（Robert Sallares）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生態環境層次，論述了古代希臘的土地與植被以及它們與古代希臘農業、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福克斯豪(Lin Foxhall)關于希臘橄欖栽培、韋塔克(C. R. Whittaker)和霍提金森(Stephen Hodkinson)等對古代畜牧經濟的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古代希臘農業的多樣化特征，并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人們對古代經濟和生活的認知。阿爾科克(Susan Alcock)關于羅馬時代希臘鄉村和農業的變化的著作，因為廣泛利用了建筑、農業和土地等資料，似乎已經成為名作。但不管人們采取何種立場，古典文明的農業特性，如今成為常識。所謂雅典民主為工商業奴隸主的民主的說法，似乎少有人提起了。

有意思的是，考古學偶爾還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19世紀末，英國人在埃及的考古活動中，意外在紙草文獻中發現了據稱是亞里士多德所寫的《雅典政制》。本來在古代就有一個傳說，稱亞里士多德為了研究希臘城邦政體，撰寫他的重要著作《政治學》，曾經與他的學生一道，搜集過150多個希臘城邦的政制文獻。假如能夠發現，將給我們對希臘歷史，特別是政治制度史研究帶來根本性的變革。然而這些文獻在古代就已經失傳，從古代到近代，也不曾有任何發現。所以英國人發現的《雅典政制》，足以引起學術界的轟動。該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歷史，敘述了從公元前7世紀后期到公元前5世紀末之前雅典政制的變動。第二部分為現狀，詳盡列舉了亞里士多德本人所處時代雅典制度的情況。它的發現無疑是古典學學術史上的大事，立刻在西方引起轟動，大批古典學家參與了對它的研究，或考訂作者，或具體研究雅典歷史上的具體問題。1891年，英國紙草文獻學家與古希臘文字學家凱尼昂（Sir Frederic George Kenyon, 1863-1952）將其校注出版。該書有一個40多頁的導言，介紹了文獻的發現過程與狀況，隨后就是正文和注疏。1893年，桑茲（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的《雅典政制》校注本出版。桑茲的版本校正了凱尼昂的某些文本，注疏也更加詳盡。他還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論，介紹亞里土多德的有關政治著作，考證《雅典政制》的作者。德國古典學家維拉摩威茲—莫倫道夫（Ulrich Wilamowitz-M?llendorf，1848-1931）以《雅典政制》為基礎，結合其他文獻和資料，寫出了篇幅宏大的《亞里士多德與雅典》。1981年，英國古典學家羅茲（Peter Rhodes）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礎上，對該書做了一部700多頁的注疏，詳盡討論了雅典歷史上幾乎所有重大問題。由于它的發現，我們對公元前4世紀雅典政治制度的情況有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同時對雅典歷史上的許多具體問題，例如德拉古立法、梭倫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執政官選舉等非常重要的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

與《雅典政制》類似的文獻還有不少。同樣是在埃及，英國考古學家從紙草文獻中發掘出一部公元前4世紀寫的《希臘史》，因該書發現地，它得名《奧克西林庫斯希臘志》。本來對于公元前4世紀初的希臘史，我們主要依靠色諾芬等的記載。但色諾芬雖然是雅典人，卻是親斯巴達派，對雅典和底比斯的歷史多有忽略，而且偏見明顯。如今發現的這部希臘史雖然殘缺不全，但留下了一些有關公元前4世紀初歷史非常重要的記載。對于底比斯統一比奧提亞以及比奧提亞聯盟的制度，該書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記載。其他諸如荷馬史詩的流傳，雅典喜劇作家米南德的劇本，以及古風和古典時代希臘作家的作品等，也都給我們提供了不少文本和信息。希臘化時代埃及的紙草文獻，讓學者們居然寫出了埃及一個小村莊的歷史。考古發現的大量紙草文獻，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史料，并且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改變著我們對希臘歷史的認識。

除上述領域外，我們也許還可以提到，希臘軍事變革、殖民活動、雅典民主政治、公元前4世紀雅典第二同盟等，一言以蔽之，古典時代希臘歷史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受到了考古學程度不等的影響。

古代希臘文明研究從其產生之時起，就與考古學結下不解之緣。由于古代文獻的缺失和不完整，注定學者們在利用文獻的同時，必須依賴眾多的實物資料。這一點從古代希臘文明研究開始就已經如此。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們為了理解和閱讀古典文獻，前往希臘搜羅其他文本的同時，已經開始搜集錢幣、銘文、雕刻，以及其他眾多實物，由此誕生了古典學眾多的分支學科，如古錢幣學、碑銘學、藝術史等。到19世紀，這類實物已經被搜羅得差不多，于是產生了古典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遺址發掘。對德爾斐、科林斯、雅典、斯巴達等地的發掘，為學者們提供了眾多以前在地表和文獻中難以見到的史料，大大加深了我們對希臘歷史與文明的理解。在埃及的發掘，則提供了大批紙草文獻，于是誕生了一門新的學問：紙草文獻學。上世紀70年代以后，考古學再度轉向，把發掘和地面調查考古結合了起來，并且給希臘歷史的眾多領域，不管是雅典帝國研究，還是民主政治和普通民眾生活的研究，都施加了重要的影響，很多時候實際左右了學者們對希臘歷史的認知。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希臘文明研究的發展，考古學還會繼續給希臘文明研究提供新的養分，并加深我們對希臘文明的理解。

作者介紹：晏紹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曾刊于《博物館與古希臘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責編：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