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800億蒸發(fā)，專利壟斷成貧富差距根源

以脊髓灰質炎疫苗為例，這項技術不僅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廣泛普及，但其背后并沒有哪位超級富豪的推波助瀾。過去70年間，這款疫苗拯救了數(shù)千萬人的生命。其研發(fā)者喬納斯·索爾克從未申請專利，他表示，這些知識屬于全人類。

胰島素的問世也是類似的情況。1923年，研發(fā)者弗雷德里克·班廷、查爾斯·貝斯特和詹姆斯·科利普分別以1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們的專利權。

數(shù)千萬糖尿病患者因此得以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但并沒有人因此暴富。當然，這并未能阻止后來的制藥公司通過為各種加工技術申請專利，并加價幾倍甚至十幾倍來牟取暴利。

醫(yī)療領域之外同樣不乏先例。在大多數(shù)領域，許多偉大的創(chuàng)新都歸功于那些并未因此富可敵國的人。

盡管史蒂夫·喬布斯和蘋果公司普及了鼠標，但這項發(fā)明并不屬于他們。鼠標實際上是由斯坦福研究院的研究員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于1963年發(fā)明的。

微軟的磁盤操作系統(tǒng)在全球數(shù)十億臺電腦上運行，其發(fā)展歷程也如出一轍。該系統(tǒng)并非由比爾·蓋茨及其團隊發(fā)明，而是出自西雅圖計算機產品公司的軟件工程師蒂姆·帕特森之手。

此外，互聯(lián)網脫胎于一個旨在連接計算機系統(tǒng)的軍事項目——阿帕網。同樣，沒有任何人因為這項創(chuàng)新而獲得驚人的財富。

現(xiàn)有的制度結構使得比爾·蓋茨這樣的人能夠控制磁盤操作系統(tǒng)等技術，并通過普及這些技術積累巨額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如果沒有比爾·蓋茨這樣的人借此暴富，磁盤操作系統(tǒng)或更先進的系統(tǒng)就無法在同等時間內得到廣泛應用。

需要明確的是，這并非在探討我們是否需要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可以留給他人去爭論。正如筆者反復強調的那樣，資本主義是一個具有無限可塑性的系統(tǒng)。

它可以被重塑為無數(shù)種不同的形態(tài)，其中一些形態(tài)能夠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們目前的制度設計似乎正在將不平等推向極致。

除了1998年針對微軟的訴訟等少數(shù)著名案例外，監(jiān)管機構在過去45年里大多處于沉睡狀態(tài)，盡管他們在拜登政府時期曾短暫蘇醒。

筆者不愿過多探討反壟斷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它依賴于政府干預盡管私人主體也可以提起訴訟，但難度極大。筆者更傾向于關注政府如何主動構建市場規(guī)則，從而將普通人的財富轉移到富人和超級富豪手中。

這一問題始終位居榜首，不僅因為其牽涉巨額資金，更因為這些壟斷顯然是政府行為的產物。即使政府不授予這些壟斷權，資本主義依然是資本主義。

專利和版權壟斷是政府旨在促進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政策工具，但社會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替代機制。退一步講，即使保留這些壟斷權，也可以縮短其期限并削弱其效力，從而減少從公眾向壟斷者轉移的財富。

這些壟斷權每年輕易就能牽動超過1萬億美元的收入。這一數(shù)字占所有企業(yè)稅后利潤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最大的一塊蛋糕屬于處方藥和其他醫(yī)藥產品。今年，我們在這些產品上的花費可能超過7500億美元，而在自由市場中，其實際成本可能不到1500億美元，兩者之間存在6000億美元的巨大差額。

這些壟斷對經濟運行和加劇不平等的影響顯而易見。我們完全可以采用替代機制，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過去，我們曾通過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為生物醫(yī)學研究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支持。

為了取代由專利壟斷支持的研究，我們必須將這一資金規(guī)模擴大三到四倍。但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具有開源的顯著優(yōu)勢。

取消專利壟斷，也將消除制藥行業(yè)在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上造假的動機——正如他們在阿片類藥物危機中所做的那樣。

我們同樣可以在包括創(chuàng)意工作在內的其他領域增加公共資金投入。社會或許仍需保留專利制度，但可以將接受更短的專利期限作為獲取公共研究資金的前提條件。

華爾街的億萬富翁們總是喜歡將自己包裝成敢于冒險的資本家，直到他們的貪婪將自己拖入深淵。此時，他們便會跑向政府尋求救市。

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他們正是這么做的。當時他們拋出了一個彌天大謊，聲稱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社會將面臨第二次大蕭條。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謊言，因為早在70年前，我們就已經掌握了走出蕭條的秘訣：那就是“花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我們大規(guī)模地運用了這一策略。

戰(zhàn)爭支出對經濟產生的神奇影響，與政府在醫(yī)療保健和太陽能電池板等領域的支出并無本質區(qū)別。這些道理非常淺顯，但在華爾街向納稅人索要資金的當年，如果你試圖表達這種觀點，你根本沒有資格參與討論。

我們甚至不必追溯到金融危機那段久遠的歷史。就在幾年前，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戴維·薩克斯帶頭呼吁救助硅谷銀行，因為他的朋友們顯然在那里存放了大量現(xiàn)金。如果政府不為那些自尋死路的銀行買單，資本主義依然是資本主義。

此外，大多數(shù)州對食品和服裝等商品征收銷售稅，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讓金融業(yè)享有豁免權。對金融資產征收適度的銷售稅例如對股票交易征收0．1％，對衍生品征收0．01％，很可能會使該行業(yè)的規(guī)模縮減一半，從而消除巨大的資源浪費以及隨之產生的巨額財富。

既然談到營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我們就應該堵住附帶權益的稅收漏洞。這一漏洞使得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合伙人——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一群人——只需繳納20％的資本利得稅，而非正常的37％稅率。其表面理由是，他們像房地產經紀人或汽車銷售員一樣，依靠傭金獲得報酬。

私募股權公司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剝離其收購公司的資產。他們迫使這些公司向私募股權合伙人支付高額股息，通常的做法是讓被收購公司而非私募股權公司本身承擔債務來完成支付。此外，他們還會變賣房地產或其他資產，將資金中飽私囊。

這使得私募股權公司處于穩(wěn)賺不賠的境地。如果他們能維持公司的運營并再次將其上市，他們就能大賺一筆，因為通過資產剝離，他們通常已經收回了大部分甚至全部投資。

如果公司最終破產，他們只需拍屁股走人，把爛攤子留給債權人，而這些債權人往往包括供應商、房東以及依賴養(yǎng)老金的工人。

改變這種局面的方法之一是重塑破產法，讓控制其他公司的私募股權公司對其負債承擔責任。如果在破產程序中，母公司必須為子公司的債務負責，資本主義的本質并不會因此改變。

競業(yè)限制協(xié)議是雇傭合同中的一項條款，禁止員工為競爭對手工作或在同一領域自主創(chuàng)業(yè)。這種做法在某些情況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頂尖研究人員掌握了公司最新的產品設計。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競業(yè)限制協(xié)議已經泛濫成災，甚至連三明治連鎖店都在禁止其員工去其他地方謀生。

相關的法律完全可以修改。正如拜登政府時期的聯(lián)邦貿易委員會所嘗試的那樣，可以讓大多數(shù)競業(yè)限制協(xié)議失去強制執(zhí)行力。

如果有人認為不執(zhí)行所有合同有悖于資本主義精神，那就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觀點。在大多數(shù)州，雇主與工會簽訂的、要求所有工人支付工會代表費的合同，同樣是不具備強制執(zhí)行力的他們將其稱為“工作權”。

政府始終在界定哪些合同可以被強制執(zhí)行的邊界。這些邊界的設定并不一定非要極大地偏袒雇主。

在勞資關系中，還有許多其他規(guī)則在制定時明顯傾向于資方。同樣，這些規(guī)則都是可以改變的。

將我們所目睹的巨大不平等視為資本主義的自然產物，是一種極其懶惰的思維方式。那些從不平等中獲益的人提出這種主張尚可理解，但如果追求平等的人也抱有同樣的看法，那就顯得十分荒謬了。

試圖通過稅收手段收回我們已經拱手讓給億萬富翁的部分財富固然可行，但更優(yōu)的解決方案是，從一開始就不將這些財富賦予他們。

回到《經濟學人》的基本論點：或許一個被貪婪沖昏頭腦的億萬富翁，確實能讓家用電腦或社交媒體的普及速度比平常稍快一些，但這又如何呢？如果我們擁有第一臺個人電腦的時間比現(xiàn)實中晚了一年，社會真的會因此遭受巨大損失嗎？

故事的另一面在于，除了將巨額財富和權力交到極少數(shù)人手中之外，億萬富翁往往表現(xiàn)得極度自負且傲慢。我們不必翻閱古老的歷史，就能看到超級富豪犯下超級錯誤的現(xiàn)實案例。

馬克·扎克伯格將超過8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到毫無建樹的“元宇宙”中，如同把錢沖進了下水道。沒有這些荒唐的舉動，我們的社會依然能夠運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