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1948年5月1日中共就開始邀人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

1948年之前，為紀念五一勞動節，每年黨中央都會通過新華社刊發文章、社論，發表宣言、口號，甚至集會、游行來進行專門慶祝。到了1948年的“五一節”，自然也不例外。

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在五一前給黨中央發去一封簡短的電報，詢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發布。電文傳到西柏坡后，中央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送交毛先生。

毛先生說：“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我們對外公布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五一口號就以這個為主旨吧！”

隨后，中央書記處開會專門討論此事。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集體決定由劉少奇主持起草“五一口號”。劉少奇一共起草24條“五一口號”后，將初稿送給毛先生。4月30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城南莊召開，討論并通過了經毛先生修改的23條《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口號中最核心的是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日，陜北的新華社即正式將口號對外發布，同時、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了廣播。

5月1日，《晉察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當天，毛先生給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在香港主持工作的沈鈞儒寫信，對于“五一口號”的第五條作了進一步闡釋，并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提出協商意見。

5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全文發表“五一口號”。當時，由于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除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總部仍留在內地外，其他黨部及主要領導人都轉移到了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香港。

發表“五一口號”的《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

發表“五一口號”的《人民日報》

“五一口號”的發布在海內外引起熱烈反響。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12位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先生和全國同胞，予以支持響應。

臺盟、民建、民進、致公黨、民盟、農工黨、民革、九三學社及民聯、民促、救國會等民主黨派以及海內外各界、各階層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通電、宣言，支持和響應“五一口號”，希望早日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

接下來，中共中央即著手邀請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籌備新政協。周恩來坐鎮指揮，親擬邀請名單和相關電函，制定接待方案。1948年9月，位于河北平山縣李家莊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為李維漢、負責具體工作。

同時，中共香港分局也成立了五人小組，具體實施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務；五人小組中，潘漢年掌管全面，夏衍、連貫負責與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聯絡，許滌新負責籌措經費，饒彰風負責接送的具體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邀請了在香港、上海及江南的77位民主人士，邀請了在北平、天津的24位民主人士。

香港、上海及江南的77位民主人士是：李濟深、蔡廷鍇、何香凝、柳亞子、朱蘊山、沈鈞儒、史良、鄧初民、周鯨文、羅隆基、張瀾、梁漱溟、曾昭掄、胡愈之、馬哲民、張志讓、沙千里、李章達、曹孟君、章伯鈞、彭澤民、韓卓儒、丘哲、譚平山、王昆侖、侯外廬、許寶駒、章乃器、施存統、黃炎培、孫起孟、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司徒美堂、陳嘉庚、馮裕芳、王任叔、郭沫若、馬寅初、陳叔通、徐朗西、李達、周士觀、沈雁冰、老舍、曹禺、巴金、田漢、洪深、鄭振鐸、葉圣陶、翦伯贊、胡風、盧於道、張絅伯、包達三、簡玉階、簣延芳、盛丕華、黃默涵、陳鶴琴、沈體蘭、潘震亞、李德全、許廣平、劉王立明、俞慶棠、沈茲九、劉尊棋、徐鑄成、宦鄉、趙超構、儲安平、王蕓生、吳耀宗、黃次咸。

北平、天津的24位民主人士是：張東蓀、吳晗、潘光旦、李燭塵、李祖紳、許德珩、樊弘、袁翰青、張奚若、聞家駟、費孝通、李廣田、徐悲鴻、陸志偉、勞君展、翁獨健、王之相、向達、雷潔瓊、盧念蘇、周炳琳、錢端升、符定一、李錫九。

介紹見下行文字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合影。左起：翦伯贊、馬敘倫、宦鄉、郭沫若、陳其尤、許廣平、馮裕芳、侯外廬、許寶駒、沈志遠、連貫、曹孟君、丘哲、丹東中共領導

1948年7月31日，旅居美國的馮玉祥、李德全夫婦應中共中央邀請、搭乘蘇聯“勝利”號客輪起程回國。但9月1日、途經黑海時，因輪船失火、馮玉祥與小女兒不幸葬身火海。后，李德全轉道莫斯科、帶著馮玉祥的骨灰參加新政協的籌備。

同馮玉祥一樣，為新政協的召開獻出生命的還有楊杰（國民黨左派，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阿合買提江（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主席，赴北京途中、飛機失事）等民主人士。他們的遇難讓民主陣營的人痛心不已，但并未影響到各民主黨派與中共協商建立新中國的熱情。

1948年9月13日，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啟程北上。1948年11月23日，馬敘倫、郭沫若、翦伯贊、許廣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啟程北上。1948年12月26日夜，李濟深、朱蘊山、沈雁冰、孫起孟、洪深、章乃器等第三批民主人士從香港起航北上。

1949年2月28日，包達三、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鄭振鐸、葉圣陶、趙超構、曹禺等一行27人從香港起航北上。1949年3月14日晚，黃炎培一行從香港啟程北上。

1949年3月21日，250多名民主人士駛離香港北上。這是歷次“北上”中人數最多的。1949年5月5日，1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駛離香港北上。這是“北上”航程的尾聲。

據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查核，從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屬北上，大大小小共有20多次、1000多人；其中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后成為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宋慶齡抵達前門火車站

1949年6月17日，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單位及其代表名單的籌備會第一小組成立，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有中共、民革、民盟、民建、無黨派民主人士、民進、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45個單位。

此外，還有一個特邀單位。特邀單位成員比較復雜。如，宋慶齡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參加國共和談的南京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湖南和平起義中的國民黨元老程潛；起義的國民黨將領曾澤生等；愿為人民服務的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界人士。還有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擁軍模范等，在其他單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特邀單位中。

當時，有些共產黨員和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原南京和談代表團成員和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有一定的抵觸情緒，聲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毛先生、周恩來等人在黨內反復進行政策教育，并向黨外人士解釋，指出：雖然他們原來屬于反動陣營，但在和平談判和起義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邊，就應當不念舊惡，采取歡迎態度。經過教育和解釋，這一問題最終得到了妥善解決。

新政協籌備會還不斷收到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的書面請求，前后共達30件之多。對此，籌備會經過慎重考慮，都分別給予了適當處理。如“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因組織不純、成分復雜，故未以單位名義參加，個別邀請了其代表人物參加。民社黨革新派、中國農民黨、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等，因黨派成員復雜、性質多屬反動，被籌備會拒絕。

還有人建議照顧“漢留”（即“洪幫”“洪門”）。中共中央的答復是：“青紅幫、漢留等，既非民主黨派，又屬封建組織，對反美反蔣無貢獻，有些地方更常為反動統治的爪牙，故不應邀其參加。”

毛先生在新政協籌備會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場

據此，將“漢留”排除在了新政協之外。當時，還有一些黨派雖未積極爭取，卻被主動邀請參加的，具體有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可以說，當時的新政協具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從階級的成分來說，它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代表的年齡來說，它有92歲的老翁（薩鎮冰，1859-1952，曾任北洋政府海軍總長），也有21歲的青年（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田富達）；從居住的地域來說，它有遠在天涯、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也有僻處內地的苗、彝、黎、藏同胞……

他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團聚起來，也是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

后及：盡管新政協籌備會如此用心，但在代表人選上亦出現了個別遺漏，如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滿族代表；名單公布后，有滿族民主人士人為此痛哭。

毛先生聽說此事后，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

后來，在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對此事專門做了彌補。而實際上，在參加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中，是有滿族代表，他就是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