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綠帽后的瘋狂仇殺，1999年通遼市“2·13”雇兇殺人案偵破始末

1999年2月14日，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區某住宅小區居民謝洪一大早就發現自家走廊、廁所的頂面濕了，還往下滴水，就上到五樓查看情況，敲了幾下門，劉軍家無人應聲，于是趕緊去找住在附近的劉軍家人。

劉軍的姐來了，一插鑰匙，房門沒鎖，她和樓下鄰居一起進了屋，嚯，腳底下全是水，門廳的盥洗池和廁所里水龍頭“嘩嘩”地流著水，鄰居趕緊過去關住。往里走，進到劉軍臥室，就見大床上的被子亂蓬蓬的，床邊斜露著兩只腳，撩開被子，兩人頓時大驚失色：劉軍歪斜著脖子，大睜著一雙恐懼的眼睛，身上的淺色毛衣已被血跡浸透，人早已沒了氣息！

聞警而至的派出所民警、刑警隊刑警首先封鎖了現場，然后是拍照、搜尋提取可疑痕跡，走訪四鄰，有條不紊地展開現場勘查工作。

死者劉軍是一家娛樂中心老板，在當地小有名氣，經濟上比較寬裕，31歲仍未婚娶，獨自居住著一套兩室一廳，睡的是一張挺大的雙人床。幾間屋都進了水，地面是濕的，臥室地上散落著兩支未點的香煙，也已被水濕透了。從各屋物品的擺放情況看，似無翻動跡象。

刑警們的一個突出感覺是，作案人目標明確，且又放水消痕，說明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劉軍住的是樓房的頂層，門窗均無破損痕跡。

法醫查驗尸體，共有49處銳器創傷，其中11處扎中了致命處，脖頸、胸腹部，血窟窿一個挨著一個，幾乎成了篩子，可以想見當時的連續刺殺該是何等的瘋狂。

這些跡象說明，兇手是正常入室，應是與受害人相識、熟悉，同時也應是有仇的人。

鄰居們提供的情況是，13日晚約12點鐘左右聽到了敲門聲，間隔不大一會兒，又聽到關門聲和一連串下樓梯的腳步聲。由此進一步印證了，受害人與來訪者相識，并無防范之心，而且也可判斷出來訪者應在一人以上；尸檢表明，死亡時間與13日夜間有人來訪的時間基本吻合。

現場勘查的收獲應該說是不小的，至少可以確定出大致的偵查方向。辦案人員開始圍繞著劉軍的交往關系摸排嫌疑人。

就在這天上午，時任清真派出所教導員的耿樹瑛也匆匆趕到兇殺現場。發案地點既不在清真派出所的轄區，耿樹瑛又不是刑警，他完全可以在所里堅守崗位，或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曾經當過13年刑警的耿樹瑛還是改不了多年養成的習慣，一聽到哪里有案子，特別是有了大案、疑案，他就技癢難耐，就想參與進去。所以，他去現場，純粹是職業性沖動使然。

在現場，耿樹瑛跟他非常熟悉的那些老搭檔、老同行們了解了勘查的進展情況。當時，他的腦子里就琢磨開了。因為，他認識死者，也熟悉死者經常交往的一些人。他覺得，這案子涉及的范圍應該跑不出劉軍周圍的那幾個人。于是，他離開了現場，開始去一一走訪那幾位與劉軍交往甚密的人員。

耿樹瑛以“順道串個門”的說法走了兩三家，沒發現什么異常。接著，他就來到了段冬林家。段冬林與劉軍同歲，大專文化，也是位比較有錢的個體老板。對于耿樹瑛的來訪，段冬林先是一怔，“噢……是耿、耿哥來了。”

耿樹瑛像在前幾家那樣，口氣生硬地應道：“啊，來了。”

他就是想看看對方會有什么反應。

“有事吧？”

“沒事就不許來看看了？”

“啊啊，當然，可以，可以……”

幾句簡短的對話后，段冬林就沒言語了。

耿樹瑛感到，與前幾位走訪對象相比，段冬林的反應明顯地不一樣：人家的言談話語都非常隨意，遞煙端茶，張羅著留他吃飯；而段冬林則好像心中有事，對他的到來顯得很不自在。再者，按當地的習俗，都是在大年初一才穿新衣服的，可這一天陰歷才是臘月二十九，這段冬林就里外一新，筆挺的高級毛料西服，胸前的一條紫紅色繡花領帶分外艷麗，腳下的皮鞋閃閃發亮，穿著打扮得如此齊整！

在耿樹瑛的感覺中，這位老弟似乎是在等待著某種命運的到來。

耿樹瑛很快便告辭離開了段家。他向專案組提供了這次走訪的情況，并認為段冬林的作案嫌疑最大。因為，還有其他的調查表明，發案前的日子里，有人看見一個穿黃皮夾克的男人在劉軍家樓下轉悠，像是段冬林；還有更多的信息證實，受害人劉軍與段冬林之妻江薇薇常有來往，關系曖昧，這件事足以成為段冬林作案的動機。

根據這些情況，專案組傳訊了嫌疑人段冬林。因無證據，段冬林在接受了17個小時的訊問后，重獲自由。

此后不久，段冬林舉家離開通遼，遷往湖南岳陽，同去的還有他的小舅子江輝一家。

對于段家的如此舉動，只要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從中咂摸出些什么來，但又能怎樣呢？由于找不到新的線索，劉軍被殺案的偵破工作長時間難有進展，處于擱淺狀態。

2001年5月，上級部門任命耿樹瑛為刑警大隊大隊長。重返刑警崗位，耿樹瑛感到如魚得水，在進入了新的工作角色之后，他自然是忘不掉那樁曾在通遼轟動一時而且被公安廳列為掛牌督辦的兇殺積案。

他又組織偵查員重新梳理案情，把突破點選在了江輝身上。在外人看來，江輝與段冬林親密得如一個人，要不怎么會一塊舉家南遷。假若這案子是段冬林干的，他的身邊肯定離不開這個小舅子。

進入2001年11月份，耿樹瑛派隊上的一位老偵查員張大奇帶人前去岳陽抓江輝。當時，耿樹瑛手中并沒有掌握更多的線索，但是有人反映，江輝曾多次往南方帶小姐，這就成了審查他的一個切入口。

同時，耿樹瑛親自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邀請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教授前來幫助破案。

開局的第一步走得很順。那邊，在岳陽警方的協助下，張大奇等偵查員將正在酒店晚宴聚會的江輝抓獲。

這邊，武教授欣然接受邀請，又正好趕上周末沒課，便帶上一名研究生，與耿樹瑛一同上了火車。

到達通遼那天是12月1日。武教授稍作休息，便開始看案卷，聽案偵人員介紹情況，然后提出要去現場看看，而且一定要等天黑后去。

看完發案環境回來，武教授對這起案件已經有了一個大體的概念，回到賓館便開始編制測試題。他認為，這起案子相當夠檔次，整個過程簡短、周密，有很好的計劃性，沒有計劃就不會有這樣周密的外顯行為。

根據所掌握的客觀情況，武教授共編寫了58道測試題，從這些提問可以看出武教授對此案所做出的犯罪心理動態描繪分析：首先是掃描作案動機、作案人數、預備作案時間等幾組常用試題，接下來是有針對性的情景題組，從叫開門進屋開始，然后是所帶作案工具、當時有什么聲響、作案人有什么動作、殺人后有無打掃現場等，最后是逃離的去向等，一氣呵成的動態行為勾勒出了那一晚的整個兇殺過程；同時，每組題里都列有一定數量的陪襯題，與目標題進行參照比對。

第二天上午，在一家賓館的客房對江輝進行了測試。

“案犯殺人，是為了女人的事嗎？”

“案犯殺害劉軍，是臨時想起的嗎？”

“案犯那天晚上，是戴著手套嗎？”

“案犯進屋以后，心里是很害怕嗎？”

“案犯整死劉軍時，屋里是亮著燈嗎？”……

這些問題，有的是抽象的認知，有的是具體的行為，有的是當時的主導情緒，但看來都產生了效果。三遍測試下來，江輝已是大汗淋漓。

武教授問道：“江輝，現在你有什么要說的嗎？”

江輝癱軟在椅子上，低著頭無力地說：“沒有。”

“別以為我們不掌握你的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要不要爭取主動就看你自己的選擇了，先下去自己好好想想吧！”

看到這情形，一直坐在武教授身邊的耿樹瑛心里便有底了，他雖然看不明白測試中的圖譜變化，但嫌疑人外顯的情緒狀態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

等江輝被帶出房間，耿樹瑛問怎么樣，武教授說這人肯定參與了作案，他根據圖譜評判一條條地介紹了測試所獲得的線索：參與作案包括知情的有五個人，當時江輝與另外二人坐火車一同走的，這兩人是兇手，江是叫門人；江身上沒帶刀；案發前什么都準備好了，買好了車票，用手機聯系；殺人時有堵嘴動作，用被子蓋了一下尸體；逃跑時樓下有人照應；動機應是工作和錢的問題；從被測人心態看，反正不是我殺死的……認定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耿樹瑛很是驚訝，武教授談的這些要點，有的和他自己對案件的推想十分接近，還有一些是自己沒有想到的內容。

大家在一塊兒討論完案情，當天下午武教授就離開了通遼。

有了這樣的測試結果，耿樹瑛對拿下此案的信心大增。然而，就在耿樹瑛和局領導商量如何動手之時，卻出現了意外：12月6日早上，江輝竟趁著兩名看守他的民警洗臉、吃飯之機，從二樓窗口跳下去，三轉兩轉的，人就沒影了。

剛到手的破案機會轉眼間就丟掉了，兩名看守人員自然是免不了遭到一通惡罵。然而，罵過了，氣消了，案子仍原封不動地擺在那里，身為刑警又怎能繞道而去？所以，耿樹瑛很快便冷靜下來，安排偵查員繼續開展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江輝帶小姐去南方的事到底也沒能查實，卻發現江輝在1999年曾冒用他人身份證買手機卡，幾個月間用掉兩千多元，一直不去交費，根據有關規定這一行為已經涉嫌詐騙犯罪。摸到這個情況，耿樹瑛不禁喜上眉梢，這樣就可以進一步采取偵查措施了。

很快，江輝的名字便出現在全國公安追逃網上。

2003年10月15日，江輝在沈陽談生意住飯店，前臺服務員登記身份證時，從公安局提供的信息上比對出他是一名追逃對象，即刻通知警方。江輝再次落網，并從沈陽押至通遼。

11月26日晚，經過幾天審訊的江輝再也無力狡辯了，知道這回是躲不過去了，便提出要求見自己姐姐一面，然后全都交代。審訊人員滿足了他的要求。當夜，江輝講出兇殺真相。

自江輝被捕之后，他的姐夫段冬林聞訊后自岳陽回到通遼，一直在以為江輝聘請律師等借口，跟耿樹瑛打探情況。在江輝那邊交代出此案的支使人是段冬林時，接到消息的耿樹瑛看看手表，還不到7點鐘，馬上給段冬林去電話，說是關于他小舅子的事，叫他到辦公室來一趟。

正在飯店吃飯的段冬林放下碗筷急匆匆地來了，一進辦公室就被兩名刑警控制住，耿樹瑛隨即告訴他：“段冬林，今天你回不去了。”

“啥事呀？”

“殺人。”

段冬林當時就沁出一腦門的汗。

耿樹瑛給他點上煙后，將人帶到審訊室馬上開審。

第二天凌晨5點，通遼的另一名涉案嫌疑人、剛新婚十多天的鐘紹祖在家中被擒。

幾天后，在湖南岳陽警方協助下，岳陽籍涉案嫌疑人霍志平被抓獲；幾個月后，另一名岳陽籍同伙景凱被捕。至此，涉案的五名嫌疑人全部落網，案情也隨著訊問的進展而真相大白。

此案的主謀正是段冬林。根據他們幾人的交代，此案的起因要追溯到1997年，那時段冬林聽說劉軍與自己妻子有不正當性關系，回去便問有無此事，他妻子的態度非常堅決，根本不承認。后來傳聞聽得多了，也問過多次，但他妻子都是一概否認。因無憑據，段冬林也只好作罷。

一次偶然的機會，段冬林竟認識了劉軍，兩人在做生意上還越談越近乎。

1998年，他們合伙開了一家礦泉水廠，招了一批員工。辦廠之初，段冬林就想到劉軍這個人比較花心，同他約定，不要在水廠女員工身上動心思。然而，沒多久劉軍就眉飛色舞地告訴段冬林，他把某某女員工給泡了，意思是發生了關系。段冬林一聽特別生氣，早就有話在先，還要干這事兒！和員工有這種關系對公司的管理很不利，當時他就和劉軍吵起來了。

別看劉軍身材瘦小，他可沒把段冬林放在眼里，“泡了又能怎的？連你媳婦我都泡了，你能怎的我？不行就散伙，分開！”

段冬林是個比較內向的人，當時沒有發作，只是冷靜地說：“分就分嘛！”

吵完了，他們就開始清理賬目，準備把公司分開。那天晚上回家，段冬林再次追問妻子和劉軍到底有沒有那種事。妻子依然堅稱自己清白做人，問心無愧。

但劉軍說出的那句話就像一根鋼針，死死地釘在了段冬林的心頭，攪得他坐臥不寧。他決心實施報復。

不久，段冬林向公安機關舉報了劉軍有走私汽車的行為。但這檔事最終沒能查實。而且，劉軍認定是段冬林在跟他作對。在一次兩人見面之時，當著在場的幾個朋友，劉軍不客氣地問段冬林：“你到底想怎的？”

“啥事兒？”

“我的事是你舉報的嗎？”

“我沒舉報你！”

“別裝了，人家都告訴我了！”

劉軍指著段冬林的鼻子，揶揄地說，“是男人，我就敢說我泡過你老婆；你是男人，你敢承認你舉報我嗎？……這事兒肯定是你干的。我泡你老婆的事就算扯平了！你以后想怎的咱倆就整……告訴你，白道、黑道你都不行！”

又一次透心徹骨的羞辱。

段冬林差點兒沒氣暈，但他當時依然是沒有多說什么，轉身走了，憋著一肚子火回到家中。等妻子晚上下班回來，段冬林見面便問她與劉軍之間究竟是怎么回事，把劉軍說的那番話也講了一遍。妻子還是很干脆地說與劉軍沒有任何關系。

“好、好，我叫你沒有任何關系！”段冬林氣呼呼地沖進廚房抄起兩把菜刀，拽著妻子的胳膊就往門外走，“劉軍他都敢這么說，當著朋友的面這么說，你為什么就不承認？今天我們就當面去問好啦，要有這回事，我當面就劈了他……”

聽了這話，段妻一下子就緊抱住丈夫，眼淚也“嘩嘩”地下來了，哀求他千萬不要去，隨后便講出劉軍第一次是如何強迫與她發生關系的，以后又如何一再地要挾她、糾纏她，自己與他在一塊兒實在是出于無奈……

段冬林聽罷妻子的哭訴兩眼發直，手一軟，“咣當”一聲，菜刀掉到了地上……

1999年1月的一天，經過一番思索的段冬林給小舅子江輝打電話，說有要事面談。見面后，段冬林直截了當地說：“我想整個人。”停頓了一下又說，“但我沒有能殺他的人。你能不能給找找，花多少錢都行。”

“姐夫，整誰呀？”江輝說。

“劉軍。”

“劉軍？行，我回去問問看。”

幾天后，江輝給段冬林帶來了消息：“我找到人了，大概得需要10萬塊錢。”

“錢不是問題。我就希望整得越快越好。”段冬林說。接著，他給江輝講了劉軍的住址，所駕車的顏色、牌號及活動規律等，并叮囑道：“一定要辦得有把握些，最好別讓人發覺是我讓干的。”

“那我該咋辦？”

“別問我。你去找誰干，怎么干，我不管，我不需要知道過程，只要個結果，需要用錢你就過來取。”

“明白了，姐夫。”

江輝找的殺手就是岳陽人霍志平和景凱。

幾個月前，他倆聽說北方生意好做，便帶了資金先后來到通遼下面的鎮子上謀求發展，幾萬塊錢用在了經營一種可以賭錢的“啤酒機”上，從一開張就賠錢，不斷地換地方，還是賠，結果是賠得連回家的路費都已難湊。江輝和他們在一塊做同樣的生意，了解他們的窘境，覺得他們是最合適人選。果然，江輝把整死劉軍的事兒一說，霍、景兩人沒多想就答應了，要價10萬元。他倆想靠這宗“買賣”把虧掉的本錢給翻回來，回到岳陽方好對家人有個交代。

確定了人選，江輝便向姐夫支取了兩萬元，說是要到四川去買槍。大約一個星期后，景凱買回了一把土造的左輪槍和兩粒子彈。

這期間，江輝與姐夫、岳陽人之間手機聯系頻繁，經常與江輝形影相隨的小兄弟鐘紹祖聽多了，對輝哥要辦的事兒自然是心知肚明；江輝對自己的這位小兄弟并不避諱，索性把他也算上一個，拉著他一塊兒到市內民族商場買了兩把蒙古尖刀備用。

1999年2月11日，江輝和霍志平、景凱、鐘紹祖等從下面的鎮子回到通遼市內，住進了一家賓館，預購了14日凌晨1點多開往岳陽的火車票。動手的日子定在了13日。

那天中午，這幾人退掉賓館住房，把行李都搬到江輝家里。天一黑下來，江輝到段冬林那兒又取走兩萬元，說夜里就動手，然后和景凱他們一塊兒去岳陽躲些日子。

段冬林說：“辦完事打個電話，我等著。”

那晚11點左右，段冬林等來了江輝的電話，但是聽到的消息讓他很失望。

江輝說：“他坐車回家了，沒機會下手，要不今晚別整了……”

原來，劉軍每晚離開娛樂中心回家，都是把車開到所住小區附近一家賓館的地下停車場，然后步行回家。江輝和霍志平、景凱就守在劉軍回家的必經之路上，準備由霍志平、景凱攔截槍殺，鐘紹祖則在江輝家待命。偏偏那一晚，劉軍停好車走出地下停車場，那邊過來一輛出租車問他坐不坐，他就打車回家了。江輝三人急速尾隨，到劉軍家附近后，便給段冬林通了電話。段冬林低聲地說：“不行，就得今晚干！”

江輝說：“如果去他家殺他，那得你跟著去把門叫開才行！你不去，我們沒法做……”

看看媳婦、孩子，都已在安睡之中，段冬林沒多想，說：“行，等著我。”

本來段冬林只想用錢了斷此事，自己絕不出手，但心中的仇火燒得他一分鐘也不能忍耐了，他什么都不顧及了。

段冬林穿好外衣，出門下樓打了一輛車，直奔劉軍所住的小區。在那里，他見到了江輝和準備隨他人室殺人的霍志平、景凱。他和霍志平此前并不認識，與景凱也只是見過面。江輝把他們互相介紹了一下，接著便商量怎么干。

段冬林說，在樓里打槍太響，恐怕暴露。于是決定用刀。由段冬林領著霍、景二人前往劉軍家，江輝守在小區外面。

這時，接到江輝電話的鐘紹祖也趕來與段冬林會合了。叫鐘紹祖過來，江輝是恐怕兩個岳陽人不行，當然，恐怕還有別的考慮……

他把事先買好的那兩把蒙古尖刀分別塞給了霍志平和鐘紹祖。段冬林領著三人上到劉軍所住的五樓頂層，讓三人隱蔽在樓梯口，然后上前輕輕地敲門。

幾分鐘后屋里劉軍問：“誰呀？”

“軍子，我，冬林。”

門拉開了，身穿毛衣毛褲的劉軍擋在門口問：“這么晚了，有事兒怎的？”

“你家有黃碟嗎？給我拿兩本。”

“哦，進來吧。”劉軍讓開門，轉身往里走。

段冬林進來關上門，跟著走了兩步，又返回來拉開門，朝外面一擺手，說：“你們幾個進來。”

這幾人魚貫而入后又關上了門。回到自己臥室的劉軍坐在床邊，見后邊跟進來好幾個人，很是疑惑地問：“他們是誰呀？”

“跟我一起來的。”

“哦，”劉軍給他們每人撇過去一支煙。當時沒有人點火抽煙。劉軍發完煙，好像覺出了不對勁，又好像有些害怕，問：“怎的啦？冬林，你啥意思呀？”

聽到劉軍那種慣用的說話口氣，段冬林頓時火起，“啥你媽呀啥意思！”上前掄巴掌就打。劉軍往后閃了一下。段冬林隨即說了聲：“整呀！”霍志平和鐘紹祖沖上去揮刀就刺，劉軍倒在床上“啊、啊”地連叫幾聲，景凱跳上床用枕頭捂住劉軍的腦袋，幾人輪換著連續捅刀……屋里彌散著血腥的味道。

看看劉軍沒了氣息，段冬林讓景凱拉過被子將尸體蓋住。這時，鐘紹祖到門廳的盥洗池洗手，一扳水龍頭，流出一股水就沒了，他又進到廁所去洗，也沒有水。就是由于鐘紹祖洗手，恰好當夜停水，沒關水龍頭，才造成了天亮后的水漫金山，無意中形成了放水破壞痕跡的假象。

大約十幾分鐘后，這幾人出了劉家，景凱手里多了一個黑色皮包，下樓時每個人都跑得飛快。出了住宅小區，段冬林交代他們把兇器和身上的衣服趕快處理掉，便自己打車回了家，其余人打車去了江輝家。

在江輝家，他們從黑皮包里翻出兩千元錢、一個摩托羅拉手機，還有證件等物，江輝從中抽出10張百元票子扔給鐘紹祖，說：“給你留一千塊。”

景凱在一旁說：“都給他留下唄。”

這樣，江輝把兩千塊錢都給了鐘紹祖。

景凱則把那個手機裝進自己兜里。隨后，鐘紹祖回了家，江輝與霍志平及景凱夫婦帶著行李前往火車站。半夜1點多鐘，他們坐在了開往岳陽的列車上。旅途中，江輝把那個黑皮包從窗口扔進了一條河道里。

大年三十這天，一行人到達岳陽，霍志平、景凱正好趕上和家人共吃年飯……此后不久，段冬林陸續付給江輝八萬元酬金，由他轉交給霍志平、景凱。然而，據霍志平交代，他只得到一萬多元；而鐘紹祖說僅得到幾千元。

2004年8月16日，通遼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段冬林、江輝被判處死刑；霍志平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鐘紹祖被判處無期徒刑。四名被告人都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二審判決下來，除江輝的死刑被改判為“緩期二年執行”外，其余三人均維持原判。

2004年9月27日上午，在法醫驗明正身后，段冬林被押上囚車，警笛鳴響著駛向位于郊區的殯儀館。一個小時后，法警宣布死刑執行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