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是否正在取代文字？戴錦華直言：“我不認為”

2026年4月20日，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文學公開課在首創·郎園Station準點劇場舉行。本次公開課以“大時代兒女：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為主題，邀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知名作家雙雪濤擔任嘉賓，由周黎明主持，圍繞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文學影視改編的邊界與路徑等核心議題展開深度對話，為現場觀眾帶來一場兼具思想性與趣味性的文化盛宴。

公開課開篇，主持人周黎明便點明核心議題——文學與影像的關系既是經典命題，又在不同時代被不斷重寫。

他提出，在影像成為人們理解世界重要方式的當下，文學的位置正發生著深刻變化，而本次對話正是要探討文學如何進入影像，以及影像時代下文學的價值與意義。

在“文學與時代的關系”這一核心議題中，周黎明率先拋出極具思辨性的犀利疑問：文學究竟是“記錄現實”，還是“建構一種我們認識現實的方式”？

戴錦華以“文學是時代的鏡與燈”為核心，給出辯證的答案，她直言，鏡與燈看似對立，實則同源——如同希臘哲學中洞穴里的鏡像，既是對現實的映照，也是照亮認知的光源，這種雙重屬性正是文學之于時代最復雜也最珍貴的價值。

雙雪濤則結合自身創作的思想轉變談到：早年他堅信文學是現實的反映，但2021年左右的認知轉折讓他意識到，文學更是“創造新的現實”，現實只是創作的素材，而作家的使命是構建全新的維度與鏡像。他點出，這種轉變對作家而言是本質性的——當創作者擺脫“反映現實”的束縛，才能真正完成有生命力的創作，而這種“創造”并非脫離現實的空想，而是一種辯證的逃逸：既要從現實中抽離，又不得不被現實的底色所羈絆，這種矛盾恰恰是文學創作的魅力所在。

談及“文學作品中的時代內部結構”，戴錦華表示，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既屬于其時代，又超越其時代。她以《戰爭與和平》為例，稱這部作品是自己每隔五六年便會重讀的經典，每次重讀既能感受到托爾斯泰所處時代的精神特質，也能結合自身所處時代獲得新的感悟。

她強調，不僅是《戰爭與和平》這類書寫大時代的作品，即便是個性化、瑣碎化的作品，也能成為時代的精神肖像，只是呈現形式不同。

雙雪濤則以契訶夫《凡卡》、史鐵生《我與地壇》為例，分享了自己的閱讀體驗，他認為《我與地壇》將個人經歷、地域特色與時代變遷融為一體，文體獨特且極具穿透力，這類作品雖未必能改變文學流派，卻能跨越時間打動讀者。

針對“個人經驗與時代集體經驗的平衡”這一痛點問題，雙雪濤打破了“作家必須刻意書寫時代”的固有認知，直言自己的創作初衷從未帶有“反映時代”的功利性，只是聚焦于自己熟悉的青少年時期題材，久而久之才與時代形成自然關聯。

他以“一葉知秋”為喻，犀利反駁了“只有宏大敘事才能體現時代”的偏見：文學的核心永遠是個人，即便《戰爭與和平》這樣的鴻篇巨制，其靈魂也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脫離個人命運的集體敘事，只會淪為空洞的口號。

戴錦華則進一步延伸：以《鋼的琴》和“鐵西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代表的東北文學及影視作品創造了“可寫的東北”，他們對這個時代人物的命運和人們故事的書寫，使得這個大的時代被顯影、被記錄，為書寫中國提供了參考。——這一犀利表述直指東北題材在文學與影視中的崛起密碼。她坦言，這些作家并未刻意書寫上世紀90年代東北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卻通過個體命運的書寫，間接記錄了國企重組、工人下崗等時代巨變，這種“無意為之”的記錄，反而比刻意的宏大敘事更具穿透力。

在文學影視改編的核心探討中，周黎明結合雙雪濤《平原上的火焰》的改編案例，詢問改編中的取舍原則。雙雪濤表示，小說創作多處于非理性的創作狀態，語言承載著韻律、象征等多重內涵，而電影創作則更具理性，需考慮鏡頭有效性等現實因素。

對于《平原上的火焰》電影版簡化敘事、劇版更改地域的改編，他認為，電影受篇幅限制需提煉核心內容，而地域并非作品的核心，只要能傳遞作品的精神內核，改編便是有價值的。

戴錦華則對文學影視改編提出了一系列見解，打破了“改編越忠實越好”的固有認知。她直言，好的文學作品之所以難以改編成好電影，核心癥結在于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統——文學依賴語言的韻律、象征與讀者的想象，而電影依賴視聽的呈現與鏡頭的邏輯，將文學語言轉化為視聽語言，本身就是一場幾乎不可能完美完成的“翻譯”。

談及近年新版《呼嘯山莊》的改編，她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強烈不滿：“把《呼嘯山莊》改編成《五十度灰》，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她進一步剖析，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本質上是時代深處的一聲狂野吶喊，是充滿反抗與憤怒的精神象征，而新版改編卻將其簡化為低俗的愛情幻想，這不僅背離了原著的精神內核，更是對文學記憶與讀者情感的糟蹋。

她還點出，這位女導演聲稱“拍攝的是自己14歲讀原著的身體體驗”，本質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創作態度——當作品冠以《呼嘯山莊》的名字，就不再是個人化的演繹，而是對經典的二次詮釋，必須尊重原著的精神底色。同時，她重提早年電影界“文學與電影離婚”的犀利口號，直言這一口號的核心的是強調電影的原創性，反對將文學作品簡單“翻譯”成影像，她認為，很多導演陷入了“忠實于原著”的誤區，卻忽略了：小說的迷人故事，從未承諾過會成為迷人的電影故事，二者的適配性，遠比“忠實”更重要。

關于“文學與影視的媒介差異”，雙雪濤結合具體案例，給出了打破常規認知的觀點。

他以李安《臥虎藏龍》的改編為例，反駁了“改編必然意味著淺化”的偏見：原著小說內容駁雜、人物繁多，而李安通過大膽刪減蕪雜情節，聚焦核心主題，反而讓作品的內涵更加深厚——這說明，改編的關鍵不在于“保留多少”，而在于“提煉多少”，兩種媒介的轉化，既有局限，更有無限可能。

戴錦華則直接反駁了李安“中篇小說最適合改編電影”的觀點：優秀導演更傾向于選擇未成名作家的作品或長篇小說進行改編，因為長篇小說能提供更豐富的素材，便于導演重新剪裁、編織屬于電影的敘事；而中篇小說往往已經形成完整的故事結構，反而會束縛導演的創作，給改編帶來更大挑戰。

她進而點出一個行業現象：如今有不少網絡小說作家，創作時便刻意迎合影視改編，過度強調奇觀、動作與情節，反而喪失了文學本身的語言魅力，導致小說讀起來“不爽”——這種“為改編而寫作”的行為，本質上是對文學的背叛，也是對影視改編的誤解，因為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其核心都是“打動人心”，而非“適配媒介”。

在對話尾聲，周黎明拋出了一個極具時代性的問題：影像是否正在取代文字，成為最重要的公共敘事工具？

戴錦華直言否定：“我不認為”，她點出，即便在所謂的“讀圖時代”，文字依然是一切傳播的基礎——微信交流依賴文字，Midjourney、Sora等AI圖像生成工具，也需要精準的文字關鍵詞作為支撐，能否用語言準確描述需求，直接決定了影像作品的質量。她指出，數碼技術的發展，反而讓“有圖無真相”成為現實，圖像的真實性被削弱，其作為公共敘事工具的價值，也正在不斷降低。

雙雪濤則站在作家的角度，給出了充滿態度的回應：他始終相信文字的基石作用，同時也犀利點出，在影像與文字并存的時代，人們對文字的要求正在“降級”——碎片化閱讀、淺層次理解，讓文字的深度與力量被忽視。他直言，自己期待一個“對文字重新重視、要求重新提高”的時代，因為文字所承載的思想深度與情感厚度，是影像永遠無法替代的，即便影像能傳遞畫面的震撼，也無法傳遞文字背后的細膩與深刻。

對話結束后，現場進入互動環節，第一位觀眾詢問雙雪濤是否有執導電影的計劃，雙雪濤坦誠回應，目前暫無具體計劃，因為他認為電影創作應始于完整的故事與鮮活的人物，而非單一的場景或情緒。一旁的戴錦華預測：“我認為他很快會導演他自己的影片”。

第二位觀眾的提問極具犀利性：“戴老師曾說電影和文學應該‘離婚’，那‘離婚’后的‘財產分割’問題——不成功的文學改編，問題是在不懂文學還是不懂電影？”戴錦華說：不能一概而論，但大概率的核心問題，并非導演不懂文學，而是文學的獨特價值——那種依賴語言與讀者想象共同構建的世界，無法通過影視的“可視化”呈現出來。她進一步補充，很多改編失敗，恰恰是因為原著太過高明，其語言魅力、思想深度，本身就屬于文學獨有的“財富”，無法被影視媒介“分割”與“復制”。

此次電影文學公開課，最具價值的并非觀點的趨同，而是嘉賓們毫不避諱的犀利表達與思想碰撞——從戴錦華痛批《呼嘯山莊》改編、反駁李安觀點，到雙雪濤直言創作初衷、質疑“文字降級”，再到互動環節中對行業痛點的直面回應，都打破了傳統公開課的溫和基調，呈現出一場有鋒芒、有深度、有態度的思想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