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方志到全球史：扎實微觀研究構建宏大敘事

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決議。“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強和改進地方志工作”。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將浩如煙海的志書典籍重構為可計算的知識空間，中國地方志事業正迎來重要機遇。

戴思哲 受訪者/供圖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教授戴思哲（Joseph Dennis）是一位長期以明代地方志為核心史料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近日，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初次與他交流時，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和而充滿好奇心。他的語調平緩、從容，從不急促；但當談及自己主導的數據庫項目或地方志在理解明代中國歷史宏闊進程中的價值時，他的眼神中閃爍著熱情的光芒。

如何看待地方志在理解古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獨特價值？在數字人文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以地方志為代表的微觀史研究又將如何回應宏觀歷史的追問？在這次訪談中，戴思哲分享了他與中國結緣的意外之旅——從法律工作者轉向歷史學者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對微觀史與宏觀史的思考與對當下人文學科困境的關切。最重要的是，他強調，學習歷史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當下，如何以更有責任感的方式與世界對話。

因緣際會的中國研究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最初是因何契機開始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在多年的學術探索中，您對明史研究的認識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戴思哲：我對中國的興趣起初源于個人原因。我在大學時認識了我的妻子，當時她已經學習中文四年，畢業后想去中國看看。她的熱情感染了我，讓我也開始學習中文。20世紀80年代，她在大學里結識了一位來自南昌的中國訪問學者。中國改革開放不久，我們有機會前往中國。1987年，一位土木工程系的教授邀請我們到華東交通大學教授英語，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

回到美國后，我一開始從事法律工作，而我的妻子成了一名記者。我加入了一個由三位專攻明史的教授組織的讀書小組，他們的學識和熱情深深吸引了我。就這樣，我開始邊做律師邊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原本的業余愛好，逐漸變成了學術追求。這個職業轉變讓我意識到自己非常熱愛研究歷史，因為這是一段不斷發現的旅程。

這些年來，我對明史的理解也在不斷演變。歷史學者總在面對新的史料與研究框架，我們的任務是不斷反思和吸納這些新知識。這個領域本身也在發展變化。四五十年前，學術界更多關注制度史以及中國與歐洲的聯系；三四十年前，性別史開始受到重視；十多年前，鄭和下西洋以及明朝與朝鮮、日本和東南亞的交流引起了更多關注；而近年來，數字人文研究方法正在變得愈發重要。我剛開始從事明史研究的時候，學術界研究清史的學者更多，而如今，隨著研究資金的增加與新視角的引入，明史正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吸引年輕學者的領域。

微觀史是理解宏觀歷史的基石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兼具行政與社會功能的文本，地方志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明清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戴思哲：地方志是研究地方社會最重要的史料之一。相比之下，清代的司法檔案保存較為完整，為研究清代地方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而明代的案卷多已散佚，使得地方志的研究價值尤為突出。除了文集、筆記等史料外，地方志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地方如何組織與運作的獨特窗口。它們記錄了地方官府與士紳如何合作興辦學校、修建廟宇等，展現了官民的互動過程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是研究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切入點。

當然，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例如，地方志往往會羅列廟宇，但鮮少涉及宗教實踐或信仰內容。盡管如此，它們所包含的地方細節，常常在區域史、跨國史乃至全球史的研究中被忽視。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志促使歷史學家提出關鍵問題：在文獻中我們能信賴什么？它能可靠地反映哪些地方社會的狀況？又最終能讓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社會的哪些方面？正因為如此，地方志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研究明代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對當代學者和讀者有什么重要意義？

戴思哲：研究明代的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在現代依然非常有價值。它們能讓我們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一個社會是如何組織知識的，以及人們是如何與世界互動的。五十年前，學術界更多關注外交史，但時代在變，歷史研究的重點也在變化。政府和研究機構有時會推動某些研究方向，比如現在美國就在淡化對種族史和性別史的研究，這也說明研究主題總是隨著時代起伏。盡管如此，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認真去理解和看待其他文化，始終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課堂上經常看到，一些將來可能從事科學或技術工作的學生，通過學習中國歷史，對當下世界和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可以為他們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而且，總會有人試圖重新解讀歷史，甚至曲解它。研究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就能讓學者從微觀角度去觀察事件、驗證觀點，也能抵制那些不準確或過于簡單的說法。正因為如此，通過這些文獻理解明代社會，不僅是為了了解過去，也為我們提供了工具，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并負責任地看待世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研究經常聚焦非常具體、地方層面的史料。您如何看待這種微觀史與宏觀史或全球史的關系？

戴思哲：我對那些做宏大、籠統論斷的歷史學家常常保持懷疑。想要精通他們研究區域的所有語言和史料幾乎不可能，這就存在一個風險：有些研究很可能過度依賴他人的成果，而沒有充分接觸第一手史料。相比之下，我的研究更偏向微觀：通過考察明代地方志或明代印刷文化這樣的地方史料，我們可以扎實地了解具體的社會和實踐。

當然，提出一些宏大的問題也是有意義的。但問題在于，有時會試圖把史料硬套進一個大的理論里。但任何有價值的大規模論證，都必須建立在扎實、細致的研究基礎之上。舉例來說，我最近研究的《息訟歌》——流行于明代民間關于止訟的民歌——就能讓我們了解明代的識字情況：誰在閱讀、人們如何了解訴訟，以及印刷文化和口頭文化之間的關系。

如果我們想真正回答全球性問題，比如識字何時成為世界范圍內主要的學習方式，就不能跳過這些基礎的微觀研究。微觀史提供了構建更大歷史圖景所必需的基石，使宏觀史既準確又有意義。

人文學科走到十字路口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期有媒體報道，許多西方大學都在經歷人文學科的衰退。您認為這種趨勢會如何影響漢學或中國歷史的研究？

戴思哲：現在，很多西方大學的人文學科確實面臨挑戰。資金削減和政治壓力讓學術環境變得不太穩定。相比之下，醫學等專業學院通常有比較穩定的資金支持，人文學科更多依賴靈活資金、私人捐贈和學校的優先安排，這些都會隨著經濟情況波動。我所在的大學，人文學科還沒有被取消，但招聘速度放慢了，研究生招生也減少了，在一些州立小型大學，甚至整個項目都被裁掉了。

展望未來，我覺得人文學科可能會更集中在某些高校里，而不是消失。很多領域的專業人士，都能從理解歷史和文化等背景中受益。如果缺乏對全球知識的了解，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舉個例子，政府削減了對一些外語和區域研究項目的資助，包括我們的東亞研究中心，這限制了學生學習外語的機會。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如果領導者和決策者缺乏歷史和文化基礎知識，就有可能作出錯誤甚至危險的決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維持人文學科的穩定不僅是學術問題，更是保證社會有序運行的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報》：21世紀，新的數字技術和工具正在迅速發展。您認為這些技術是否能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轉機？它們能在研究方法、學術發現或學科發展上產生怎樣的影響？

戴思哲：新的數字工具正在改變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讓學者可以從全新的角度分析歷史材料。舉個例子，我主持的“Books in China”數據庫項目收集了明代縣級公立學校和私人藏書的數據。通過追蹤書籍的流通情況，我們就能看到人們在讀什么書籍、哪些思想或書籍受歡迎。例如《教女遺規》這本書，通過數據庫的搜索和地圖功能，我們已實現它的地域分布可視化，并有一些新發現，比如有一位地方官員會把書捐贈到自己任職的各地，所以地圖上就形成了明顯的集中區域。

這種分析讓我們能夠洞察過去社會和文化網絡的細節，而這些是傳統的研究方法幾乎不可能發現的。展望未來，這個數據庫還可以擴展或改造，用來研究其他書籍、地區或識字模式。總的來說，數字工具讓我們能夠在微觀和宏觀層面提出問題，把微觀研究與更廣闊的歷史理解連接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楊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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